春拍民国书法走俏

　　民国书法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有着特殊的地位。而民国书法家因其历史地位和名人效应对藏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2015春拍中，以北京保利和中国嘉德为代表的多家拍卖公司均有大量民国书法作品上拍，且大多采取了低估价策略，最终不仅有多件作品以高出估价数倍的价格成交，且部分作品还刷新了书法家的个人拍卖纪录。近几年来，随着大众对民国书法的关注度、认知度与市场接受度的提高，民国书法市场逐渐升温。但与整个大的书法市场相比，民国书法版块还处在价格的洼地，其价值一直被低估。

　　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的不完全统计，2010—2015年间民国书法作品共有3万多件上拍，成交总额近38亿元，占整个书法市场的24%。尤其是到了2009年，民国书法市场有了明显的提升。民国书家大致可分为三类：政客、文人学者和书画家。他们大多具有传奇的身世经历，显赫的历史地位，或是极深的艺术造诣。在今年春拍中，这三大版块的市场情况也各具特色。

　　梁启超、于右任掀政要书法热潮

　　在民国政要群体中，于右任、康有为、郑孝胥等人的书法行情都在持续上涨，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今年春拍中，政要书法版块共呈现出三大亮点：一是多件作品低开高走，大大提升了成交价格与成交率;二是梁启超、郑孝胥、徐世昌等人的作品刷新了拍卖纪录;三是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匡时等多家拍卖行力推于右任的作品，从而掀起了“于右任热潮”。在政要书法成交额前十的榜单中，梁启超的行书《金刚经》以575万元成交，位列第一，此外还有2件作品入榜;而于右任的作品无论是在上拍量、成交量，还是成交总额上都居于最高值。

　　在6月6日北京匡时“畅怀——历代书法夜场”中，梁启超行书《金刚经》估价仅为40—60万元，现场以35万元起拍，以500万元落槌，最终的成交额达到575万元，超出最低估价14倍之多，同时也创造了梁启超书法作品的拍卖纪录。对此，匡时董事长董国强表示：“当我们去评判一个市场的市场时，往往书家的名头、特殊性和书法内容会成为关注的焦点，梁启超作为近代著名的人物，有很多的手札或者是书法作品，但是金刚经却是很少见的，甚至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个价格。”这说明市场除了名头、跟风，买家还很关心作品的稀有度。从梁启超的书法市场行情来看，2010年以前其作品的成交价格多集中在4—10万元之间，而近几年的价格攀升很快，出现了不少百万价位的作品，这也预示着梁启超的书法作品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此外，梁启超之师康有为的书法市场行情也一直向好，其历年作品的上拍量、成交量与成交总额上都远高于梁启超。在5月18日中国嘉德“吉金乐石——清中晚期书法掇英”专场中，康有为作于1925年的行书七言诗估价为6—8万元，最终以51.75万元成交，超最低估价8倍之多。而同场中的行书八言联也以超最低估价近6倍的价格成交。

　　6月4日，北京保利在“纪念抗战七十周年专题(陈立夫·钱大钧·于右任存珍)”专场中推出146件于右任的作品，有8件进入2015春拍于右任作品成交价的前十名。其中，以无底价形式上拍的《魏碑六言联》经过数轮竞价，最终以161万元成交，成为本季拍卖于右任的最高价作品。6月7日，北京匡时特别推出“髯心翰墨——于右任书法作品专场”，拍品囊括于右任不同时期的作品，且大多有名人上款，堪为研究民国书法史的重要艺术文本。此专场有94件作品上拍，最终实现总成交额1235.445万元，成交率高达92.63%。根据雅昌艺术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春拍中于右任的作品上拍数量达到1071件之多。于右任早年追随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成员，后长期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级官员。他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草圣”，与王羲之、颜真卿并称为中国书法史的三个里程碑。林语堂曾说：“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右任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对标准草书的推广，而在二级市场中其高价位的作品也多为草书。于右任的作品在1993年首次亮相拍场，在2007年出现了百万元的成交记录，到2011年春达到最高点，2013年后屡创佳绩。截止到目前，于右任的作品有上万件进入二级市场，其中60余件作品成交价格在百万以上。事实上，于右任的作品受到追捧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不仅是出于人们对于右任的历史地位、学术贡献和书法价值的认可，同时也反映出其市场的巨大潜力。

　　在7月5日西泠拍卖“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中，郑孝胥《为吴昌硕作十言联》以5万元的估价上拍，经过多轮激烈竞价，最终以241.5万元成交，超出最低估价48.3倍，成为今年民国书法版块中溢价倍数最高的作品，同时也创造了郑孝胥书法作品的拍卖纪录。此外，在5月16日中国嘉德“中国近现代书画”上拍的郑孝胥《临汉碑》估价为6到8万元，最终以66.7万元成交，超最低估价11倍之多。郑孝胥为清末举人，曾任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清亡后入民国，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等职。郑孝胥的书法作品最早出现在二级市场中，是在1993年6月20日的朵云轩首届拍卖会上，当时的成交价格为8206元。从2002年开始，郑孝胥的作品大量进入拍场，但价格基本在万元以下，到2005年出现了十万元以上的作品，直至2010年才突破百万大关。截止目前，除与吴昌硕合作的扇面外，郑孝胥百万元以上的书法作品仅有4件，且多为临汉碑的作品,这是其书法崇尚碑学的缘故。

　　作为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孙文书法作品的价格在近几年中攀升很快。其上拍作品大多是题字，在2003年之前多在几万至十几万之间，到了2011年出现了百万元以上的成交价格。在今年春拍中，孙文为其故乡翠亨学校所题的横幅《后来居上》在6月21日的上海明轩上拍，以126.5万元成交。此作品不同于孙文常题的“天下为公”、“博爱”等，是其极为少见为故乡的题字，因此也别有纪念意义。另外，在6月6日北京匡时‘“良之斋”藏近现代书画专场’中，徐世昌作于1934年的草书《千字文》以92万元成交，创造了其书法作品的拍卖纪录。而其作于1933年的草书五言联在4月7日香港嘉德上拍，以21.8万元成交，超最低估价8倍多。徐世昌的书法作品在1993年进入二级市场，到了2002年拍品数量有了明显提升，在2007年单件作品的成交额突破十万元，但至今未有百万元以上的作品出现。

　　民国政要的书法作品多带有余兴的成分，因此其价格的高低往往与书家的政治地位与名气大小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民国早期政坛风云人物的手迹，历来是诸多买家争抢的“焦点”。但从近几年的书法市场来看，藏家也开始关注那些具有文化内涵、书法功底深厚、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作品。收藏家严君云认为：“民国政要书法的崛起就说明作品本身的文化、艺术、学术内涵，并非简单的靠官位、名气而论了。官位、名气只是决定价格的其中一个因素，而作品本身的艺术高度、存世意义等综合决定其实质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