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巴黎上拍 中国藏家逾800万欧元购回

    巴黎当地时间7月7日下午4时47分，二册《永乐大典》在法国Beaussant Lefèvre拍卖行二号拍卖厅举拍，估价仅为5000-8000欧元。经过11分钟的激烈竞拍，最终由现场的一位中国女士以640万欧元的拍得，德鲁奥的拍卖佣金为27%，两册《永乐大典》的最终成交价为812.8万欧元。

    拍卖现场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是由解缙、姚广孝等担任总纂修，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全书22877卷，目录与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共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目前，《永乐大典》副本在世界各地尚存800余卷、400册左右（不到原书的4%）。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222册、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62册、美国国会图书馆40册、日本东洋文库34册、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12册、英国博物馆10册。中华书局经多年努力，陆续影印出版了797卷，供有兴趣者进行研究。
 
    《永乐大典》编成后，明成祖朱棣想将之付印，但因此书实在太大了，一下子难以做到，就暂时放在了南京明皇宫的文渊阁。北京明皇宫建成后，朱棣曾经派人将南京文渊阁所贮藏的古今一切书籍包括《永乐大典》在内各取一部，装载了10艘大船，运往北京。《永乐大典》原稿本则留在了南京文渊阁。可惜在明英宗正统年间，南京明皇宫内发生火灾，南京文渊阁所藏之书，全部被烧为灰烬。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明皇宫又突发大火，幸运的是，嘉靖帝“命左右趣登文楼出之，夜中传谕三四次，遂得不毁。”大火之后，嘉靖帝萌发了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永乐大典》的“复制”工作开始，总负责人为徐阶、高拱等，据说当时是边校理边缮写，分工明确，大约抄了5年，直到嘉靖帝离世、隆庆登基后才大功告成，是为《永乐大典》副本。而正本据说是被放回了文渊阁，但实际上从此就下落不明。有人认为它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也有人认为它以为嘉靖帝陪葬。
 
    《永乐大典》副本抄录完成后，存放于明皇宫内当时新建好的皇家档案库（专门用于收藏皇家典籍）——皇史宬，此后一直无闻。明清异代，康熙年间，内阁学士徐乾学、高士奇等游在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时，才意外发现《永乐大典》副本存处，这也是《永乐大典》副本自明末后首次正式重现于世。

 
    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时，《永乐大典》副本已不足5000册。据清末缪荃孙的记载，当时翰林院官员入院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打成包袱模样背在肩上；下班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包一册《永乐大典》出来而看守人员毫无觉察。
 
    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等珍贵古籍惨遭兵燹之灾。1900年6月23日，清军和义和团攻打英国使馆，为使其腹背受敌，焚毁了与英国使馆一墙之隔的翰林院，导致部分《永乐大典》化为灰烬。8月13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幸存的《大典》被当做砖石，用来支垫军用物资以及构筑战壕、填平沟渠，甚至被用来遮蔽弹雨，再遭毁坏。部分《永乐大典》又被联军士兵据为己有。据统计，在“庚子之变”中，至少遗失了605册《永乐大典》。
 
    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何大伟所撰《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记载有，英军上校普尔盗取1册，英国驻华领事翟兰思盗取了至少5册，英人比金盗取了2册，英国士兵蒂克纳盗取了1册，英使馆实习译员柯克盗取了6册，英海关专员劳德盗取1册，德国人斯泰老盗取3册。
 
    法国Beaussant Lefèvre拍卖行这次拍卖的两册《永乐大典》，据说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任至上校军衔，自此之后这两卷抄本便留存在其家中。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研究员翁连溪先生在《新出现的两册<永乐大典>趣闻》对此两册大典作了一翻考证：
 
    6月底法国及英国朋友发来法国Drouot拍卖行的信息，其中有两册《永乐大典》的图片，估价五千至八千欧，看后索要细图，发来39张，其间又查相关文献，以定真伪。

拍卖图录中的图片

    此两册四卷与国家图书馆藏“湖”字、“丧”字册均相连，并且此“湖”字册的出现，使得现在发现的“湖”字卷全部相连（2260-2283），实属难得。

法国拍卖（卷2268-2269）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2264-2265）




法国拍卖（卷7391-7392）

 
大英图书馆藏（卷7389-7390）

    《永乐大典》采用“包背装”，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外用黄绢，封面书签和方签（亦称卷签）的位置、比例是固定的，且为两层。书签先是一层蓝绢，其上为小一号的黄绢，上题“永乐大典”四字，下注卷数。封面右上为方签（亦称卷签）亦是蓝黄两层，上题某韵，次行题隶属该韵的本册次第。观察这两册书的具体情况，卷7391-7392的方签不是原签，看细节，颜色材质都不同，但不是今人所粘，这算是书的一点瑕疵。方签旁边破损的粘纸上应该写的便是相关内容。

方签（卷签）

    其次，《永乐大典》开本宏大，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版框高约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皆系手绘。手绘这么多版框，如何能保证速度和质量呢？仔细观察便会发现版框四周等处皆有针眼，当是一叠纸张按尺寸扎眼固定后再手绘。
 
    第三，《永乐大典》全书约3.7亿字，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清代称“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抄写过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有些采用挖补，但技术极高，需透光或看纸背方可鉴别；另有避讳等原因则是用“贴黄”的方式。
 
    第四，《永乐大典》的副叶或护叶，有被裁切的现象。另每册《大典》末叶均为嘉靖时重录官的署名叶（衔名叶），此叶没有行格，署名共占六行。现存《大典》本最后署名叶（除后来补录的以外）均有被裁切的痕迹。据乾隆年间内府档案所载，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而此过程中乾隆命人将“余纸”裁切以赐诸臣，翁方纲作《永乐大典余纸歌并序》有详述。又根据内府档案记载，部分被裁切的“余纸”用作重新抄造，现摘录数条如下：
 
    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三日（记事录）载:“十三日，库掌五德、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送到画金龙黄笺四十张，随样燬造高丽纸四十张，并用旧宣纸做得仿藏经大纸样二张，《永乐大典》旧纸燬造仿藏经纸二张，持进呈览。”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活计档）载:“初四日，库掌大达色，催长舒兴金江来说，太监鄂里鲁交《永乐大典》双页纸二千零五十三张，单页纸三千三百九十七张，传旨:交杭州织造盛住燬造藏经纸送来。钦此。”

    据上述几种现象，如栏线、版框、鱼尾连线之针眼；书笺、方签（卷签）的制式与粘贴；每书卷段前护叶、后叶被剪裁的痕迹；以及文中提到的挖补“贴黄”等，并从是书的字体、纸张、内容、装潢等要素分析，确定为明嘉靖《永乐大典》写本零种，为新出现国內外各馆无藏，这几个现象也是鉴定明内府写绘本的重要方法。
 
    又向拍卖公司询问出处，藏家讲这两册《永乐大典》乃家传，他们祖上有一位法国海军，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基本确定来源还是有一定可信度。但拍卖行要求先付定金，拍后短期必须付款。因疫情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着实难办，但此物乃古籍中之白眉，收藏家梦寐以求，经眼手触都深感荣幸，定要争取回国，遂与著名藏家金先生联系。因先生资金雄厚且对古籍至爱，又乐于公事，曾捐宋版于浙图、敦煌卷子于栖霞寺，另有捐复旦、国图之计划已定实施中，真乃可信、可靠、可交之人。电话与先生沟通后他欣然接受并开始筹备，万事俱备只看运气了。这期间国内机构和同行也来咨询和商议，但都讲不要对外宣传，我心知肚明，也不敢讲与朋友，信誉还是重要的。到临拍几天了与朋友略谈此事，就是想参拍再运作也来不及了，我看是书百分之百是明嘉靖原本，跟外人讲因没看实物基本问题不大，谁要买去看实物为好，大几千万的东西不看实物又是机构，买错了谁也负不起责任，而且由于疫情申请报告也需要时间。私人买家就不同了，可进可退运作自由，如成，往大了讲能为古籍保护、古籍回流尽力，功德无量；往小了说也乃人生一大幸事，也称书林一大趣闻。当时也讲如果没有办成但尽心尽力了，贤者云:“经我眼即我有”，我参与我释然，收藏者应如此。但愿好事成真、回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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