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四年”款《晋故曹夫人碑》今回归故里

近日，经湖南耒阳公安局连续数年的侦查追缉，十几年前被盗掘贩卖的国家一级文物《晋故曹夫人碑》终于回归故里。
 
此“永和四年款”《晋故曹夫人碑》高约50厘米，宽约20厘米，用当地的青石制成，碑额刻有“晋故曹夫人碑”。碑额下有字八行，每行十四字，共计108字，有界格，字迹清晰如新。

释文：永和四年八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晋故桂阳耒阳东乡敖里程氏命妇曹夫人之神墓。夫人同郡郴县曹氏女也，九德太守郴侯之孙，汝城君之长女也。母仪既著，九亲归仁，出适程氏。夫人年四十有二，以其三年闰月八日乙未寝疾终，以四年戊申岁九月三十日下葬。
 
碑文大意为，夫人为桂阳郡郴县曹氏女，是九德太守郴侯的孙女，汝城君(县令)的大女儿，出嫁耒阳程氏，在42岁时，永和三年闰月(当年闰五月)八日未时因病去世，永和四年九月三十日下葬。

《晋故曹夫人碑》纪年为“永和四年”，比王羲之《兰亭序》还要早五年，距今已有1600多年是湖南现存有字的古碑中年代最早者。经原省博物馆高至喜馆长鉴定为一级文物。

碑文中出现的“郴侯之孙”4字，顺带破解了郴州千年来的一大谜案
 
湖南郴州资兴蓼江自古有郴侯山遗址，相传郴侯曾居于此，并因此得名，郴侯山亦成为名山。然而郴侯是谁？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晋故曹夫人碑”中“郴侯之孙”清楚地表明，“郴侯”即“曹夫人”的爷爷。郴侯姓曹，既不是“楚怀王孙畅”，也不是所谓的皇族后“刘畅”。

曹魏时期，曹操为抑制东汉以来的奢侈浮华的厚葬风气，就禁止在墓前立碑，两晋南北朝也一直禁碑。《宋书·礼志二》中提到禁碑始于曹操：“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司马炎在咸宁四年(公元278年)下诏重申碑禁。《宋书·礼志二》云：“此石兽碑表，即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皇帝下令禁碑，自然无人敢违抗君令，所以，曹魏时期几乎没有墓碑。受其影响，两晋时碑刻也是凤毛麟角，十分少见。只有《谷朗碑》和《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

 
《谷朗碑》

《谷朗碑》也是湖南现存最早的古碑(公元272年)，全称是《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谷朗是今湖南耒阳市人，三国时期为吴国九真太守，功绩卓著。去世后葬于耒阳亮源乡，后人在其墓前立碑。碑高176厘米，宽72厘米，碑额11字，碑文18行，现存在蔡伦纪念园。虽然历经风雨一千多年，字体至今仍然清晰可见。《谷朗碑》浑劲高古，系隶书转变为楷书之始，历代金石学家对其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都有很高的评价。

 
《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俗称“小爨”。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立，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市。《爨龙颜碑》是南朝刘宋宋孝武帝时期(公元458年)立，高3.38米，共927字，俗称“大爨”。这“二爨”是晋宋年间云南最有价值的的碑刻，所建碑亭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两晋时期碑刻很少，但有墓志。墓志，其实就是埋在墓坑内的碑。但相较于立于地面上的碑碣，墓志一般体量较小，多刻于砖石之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南京附近出土了不少东晋时期的墓志，其中以《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最为著名。《王兴之墓志》刻于晋成帝咸康七年(公元341年)，《谢鲲墓志》为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立。这些墓志的出土，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王兴之夫妇墓志》

《谢鲲墓志》

《曹夫人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一块墓志，只不过碑额上写有“晋故曹夫人碑”，又可称为“墓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往往兼具隶楷特点。《曹夫人碑》有着极其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其文字结体方正，典雅古朴，笔力遒劲，总体有隶书的特点，然不少笔画出现了楷书体的特征。《曹夫人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隶书到楷书转型的见证，对研究中国汉字发展演变有重要意义。

《曹夫人碑》对研究古代历法，耒阳东晋时期的丧葬制度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姓氏变迁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民风民俗等，亦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