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模糊的边界

　　俞可

　　艺术双年展作为城市文化内容的渗入方式，已经有多年的历史，而在这样的艺术流变中，世界各地不断探寻双年展模式，以期让艺术家能够真实的贴近城市生活。2013年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正是基于这个原由，对双年展做出的重新界定，探索前卫艺术究竟给城市文化带来了哪些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双年展的基本内容，展示前卫艺术家所秉持的实验，常常与公众的传统视觉经验构成了相应的冲突。所以，只要提及双年展，人们就会联想到当代艺术中那些令他们感到迷茫的作品，而对实验艺术所呈现的叛逆缺乏信任。我想这是1895年双年展的创办人绝没有想到的。虽然以西方价值导向的双年展，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构建了自己的艺术奇观，形成了区别于常规展览的规范系统，但双年展也因高度观念性、技术性目标，以及跨学科的延伸，不得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秉持双年展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如何消除人们对艺术家陈述的误读，这是此次重庆双年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客观的参照来看，双年展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它由西到东的飘移，逐渐成为改变传统艺术中那些保守的文化结构的促进因素，以革命的姿态建立起新的艺术内容。同时，它又以民主的方式，形成社区之间、城市之间、国家之间的文化价值探讨。由此我们才会感到：双年展有别于一般性展览在目标选择上所具有的宏观价值，这也表现出19世纪末威尼斯双年展的初衷——从而使艺术从社会学的范畴获得更多的收益、产生更多的功能。另一方面，双年展植根于中国，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实验在对西方现代主义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结果。虽然上个世纪末的双年展在中国的实践，还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中进行，艺术家包括美术馆策展人，都未科学地领会这样的当代艺术实验模式。直到21世纪，中国的当代艺术双年展才真正意义上在上海、广州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总结出与自己相适应的方式。事实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正是在这样一种参照性的城市艺术实验中所萌发的文化体验。

　　尤其是位于西部的直辖市，它的文化历史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抗日战争的后方才有了多种文化碰撞的事实。遗憾的是它没能长时间的拥有这样的文化馈赠，外来文化也没从根本上撼动这座城市先天的自然属性：码头文化、市井生活与1949年后的城市建设所产生的文化历程。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这个城市从不具有文化上的先锋性。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座有着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城市仅有的一座民国时期改建的美术馆，举办一些普通的美术展览。客观地讲，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这座重工业化的城市，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内容。人们对于艺术的认识，除了政治需要的宣传画之外，更多的只能从匮乏的信息资源里，片面的理解艺术。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初，突发性的社会文化转型，很快让四川美术学院这所专业院校，捕捉到来自社会的变革信息，这些有着苦难经历的青年艺术家很快利用这样的政治转型，释放出从未有过的艺术反叛，而出人意料的催生出中国当代艺术的萌芽。反观这段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于这个城市的青年艺术运动，更多的是对政治暴力的抗争，而引发了中国当代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转变，但它在文化中的作用仍然是专业化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写这个城市的艺术生长历史。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开始对青年艺术再次予以关注时，虽然我们仍可以去追寻这样的线索，但我们已经很难窥见其中的必然性，尤其是随着中国城市进程的突变步伐。这个拥有最多人口的城市所产生的戏剧性变化。更难让重新启动的青年艺术于这样的城市文化中整理出某种相关的共同性。似乎我们更应关心的是，新的时代来临时所重新生长出的艺术生态，似乎也会依赖于“青年艺术”在新的知识架构中的基础，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中，来分析研究当下青年艺术产生的背景。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案例，规划出城市生活的未来目标。这也构成了居住于此的人们都应关心的话题。所以，我才选择了与都市生存现实与未来相关的主题，期望通过这个展览联系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于这个城市的青年艺术运动，也让这个展览成为每个人的镜子。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展览选择“城市幻象”作为主题——今天城市作为人们生活的载体，所构筑的丰富内容，已经从根本上真正颠覆了我们过去对生活的认识。尤其从上个世纪末到最近十多年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特征，又是以城市深化的进程凸显出来的。当代艺术展理应作为桥梁，来形成艺术家与民众之间就城市生活展开讨论，使艺术实践与民众的生活哲学联系起来。当然，城市幻象仍是基于现实境况中关于我们未来的假设，同时也是21世纪不断翻新的物质生活以及数学革命伴随而来的城市内容。我们由衷的感到，这个话题有可能引发出积极意义，或许会使展览游离于习惯的悖论，而制造与民众相遇关系，让观众感到双年展不再从文化上将它们置于茫然的语境。

　　这次展览还应该强调的是艺术活动仅仅只是专业属性的不同，它不应该高高在上的成为当代艺术疏离大众的借口。作为展览的目标，艺术家与观众应该建立新的相互作用的统一体。让双方都能受益于展览所建构的新型关系，并深入向前，跨越双方的知识局限。在民主的氛围里，每个参与者都有所收获，使展览不再是个人创作经验的总结，它所涉及的每项工作都是为这个城市生活提供的补偿，这样才不会使艺术活动沦为文化中的面具。清除艺术家与观众在视觉认识的障碍，成为关于城市生活的共同追问。

　　这样才有可能让展览与城市或者社区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结合，使双年展这样的模式，在观念上，产生明确的意义。“城市幻象”，还涉及一个内容就是对实验艺术的一贯正确提出质疑。展览将从一定层面上，回避精英式的创作姿态，探讨流行文化、时尚元素与青年一代之间形成的必然联系，以包容的态度形成对展览主题的诠释，激发每个参与者的文化想象，为观众、艺术家提供驰骋的空间。在作品选择上我尽量回避技艺中的煽情、刻意的意识形态内容、雷同的西方样式、修饰过度的艺术手法;展览应该是深入城市生活内部质朴的考量，同时也应该是艺术演进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对数字化趋势的研究。由此，我们才可以说今天的展览不仅仅是让观众获得某种欣赏方式的学习，作品也不是审美说教的主体。理想的方式应该是，通过这个有益的知识平台，使每个人尽可能地进入到展览体系中，形成观众与艺术家的亲密无间。艺术家和观众都能够体会与自己产生的联系，从中感悟到到艺术通过媒介、观念、各种物质材料所转换成的精神因素。

　　另一方面，作为城市双年展模式的一次延续和探索，本次青年双年展与这座城市的艺术沿革密不可分——重庆的艺术生态，在30年的时间里，总是伴随着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潮起潮落的不断变化着，青年艺术家作品也在这样的影响下反映出对文化价值观的重大颠覆。当然，我们也会以文革结束后爆发性的青年艺术现象作为今天的参照，作为过去青年艺术运动的始作俑者——高小华、程丛林、王亥、王川、罗中立、何多苓……这批老哥萨克，似乎让这个城市有了更多的内涵。同时我们也不无感伤地看到，这些昔日的艺术痕迹，随着时代变迁已经消失于越来越物质化与碎片化的文化体验之中。从这次全国筛选出的作品来看，宏大叙事、强烈的社会内容被今天青年人的极端个人化的体验所消解。而那些早期被青年艺术家奉为楷模的西方大师，以及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意识形态革命，都被城市化的新型生活方式所改变。同时我也在想，上个时代那些抑郁的、痛苦的、叛逆的艺术内容，真的会在这样全新的城市生活体验中成为过眼云烟。而上个世纪末中国艺术借助于现代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艺术传统美学的彻底删除，是不是真会在这样的时期中重新建立起新的价值、产生出另一番经过青年艺术家翻新后的美学景观。如果这次展览能够从这样的问题出发，探究参展的49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归纳这些由多种媒介表现出的创新，以及对当下生活的积极认识，就有可能确立这次双年展独特的面貌，反映出在这样一个城市文化的发展时期，艺术是怎样从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以及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青年一代艺术家从社会学意义上的更新，产生出的文化转向。因此，这次评委们选择的作品也有意识地强调了艺术与时代之间的共生关系，强调那些充满新文化意识的作品以及总结出关于原创，以及艺术与城市、社区生活相关的议题。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这个实验性的展览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重庆刚落成的美术馆，从中也部分地彰显出政府对当代艺术的态度，由于两个副市长的支持，展览进入城市中心成为可能。从而也诱发了我们对于这个空间的积极介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带有多重属性的空间，使双年展能够串联起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并与外部环境相适应。但不无遗憾的是，这栋新建成的红色建筑中的民族性与新中国的色彩象征，使得策展团队不得不绞尽脑汁地考虑：怎样才能在这样一个红黑交错的空间中，合理而有效地为青年艺术家的灵感提供栖息的位置?怎样应对展览大厅中被分割出的几十个小单元空间，瓦解空间结构琐碎的痕迹?由此我们率先设计出有效的主宾关系，打破原有的框架，用作品来形成突破性的元素，铸造出另一度空间，合理地为参展的二百多件作品建立起秩序。

　　事实上，这个位于商业中心的美术馆，怎样向观众暗示出它的活力，以及它如何设计与所在城市的上下文关系，也是这次展览有必要考虑的。从地理条件上看，这个新美术馆旁二百米的地方，就是民国时期的夫子池，以前就有一个简陋的旧美术馆，它曾毁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城市改建。三十年过去了，这块土地又宿命般地建立起这样全新的美术馆，拓展出另一番城市景象，其中所包含的暗示不言而喻。所以这次开馆展，既是姿态也是城市文化艺术的实际梳理，它不仅表明了这幢新建筑所串联起的历史记忆，而且作为客体的艺术展品，如何交相辉映地在这样的互助关系中，激发人们对艺术作品的信任，都是策展团队应予以关注的问题。

　　其实，就这次双年展的目标而言，策展团队就像助产师那样，不但要科学地完成展览事无巨细的实际工作，还应该有效地为艺术家作品在这样陌生环境中获得有效的呈现，提供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坦率的讲，正是由于这些来自全国的参展艺术家是对重庆双年展的促进与丰富，从而使我增强了对展览的信心，也就是从策划展览开始，我的策展团队就从青年艺术家和志愿者那里获益匪浅，尤其是从观念产生到整个展览的实施过程，更是让我们感到：青年艺术与城市未来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当代艺术着眼于未来的想象，也使得艺术在更多公众参与的情况下，激发了当代艺术与民众之间产生的文化想象，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输入了一种价值：即艺术存在的民主观念，同时也包括何为精英、何为通俗的文化认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艺术作为生长于城市生态中的一个环节，观众的文化消费习惯，是不容忽视的一种需求，展览只能是民众文化诉求的开放形态，而最终成为艺术与生活的连接点。所以我才会努力地让这双年展的作品和谐共生地与现实发生关系。以此来引发出我们关于这座城市未来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