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彦：我的八十年代

　　2016年1月7日，《八十年代——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新书发布暨学术交流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这本图书由杨卫与李迪主编，集结了26位作者均是见证过八十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以个人叙事的角度回望历史，结合300张八十年代的老照片，共同呈现出一个史料丰满而又充满感性色彩的八十年代。本文作者为杨小彦，为雅昌专栏收录的《八十年代》一书中的第二篇文章。

　　更多内容尽在[雅昌《八十年代》专栏]

　　1978年就读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全体同学合影。中间戴白帽者为杨小彦。

　　大概是1980年年底，作家叶曙明，我的老农友，因为一本《国会现场》而获得名声，对我说，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买假药的老头》，描述一个以收集茶叶为生的老头的莫名生活。老头收集茶叶很认真，可到死也不明白收集茶叶的目的。我当时读了以后，觉得刺激。那个年代，我这一代人所理解的“现代派”，就是这样，以为人生有目的，其实无目的，或者失去目的，但又好像仍然有目的，情形像卡夫卡的《城堡》，挣扎努力了半天，焦虑，可就是进不了那个叫做“城堡”的目的地。

　　我受刺激，结果是，也动手写了篇小说，很短，一万字不到，叫《孤岛》，写一对青年男女，因为写生，到了一座孤岛，在封闭的环境中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情爱冲突。关键情节是，女的长得不算漂亮，常常自卑，压抑着对同来的男生的爱慕。而男生，小说中取名叫“凡生”，却对女的暧昧无动于衷。高潮是，在一个美丽的月夜，女生裸体站在发白的海滩上，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的身体如此完美。这时，“凡生”突然出现，于是发生了没有具体肉欲行为的性爱盯视。故事结尾当然符合那时对“现代派”的认识，那就是隐去目的，以扼腕怅然收篇。现在读这小说，有耐心的读者会发现，当年所写，是一场标准的“春梦”。那个时候，放肆的肉欲表达还不“发达”，写成这样，已经颇为“过分”。

　　1980年杨小彦在长江奉节画的速写，纸本。

　　灵感来自暑假一次广东惠州的港口之行，同行有同学杨诘苍，今天是欧洲著名的中国艺术家，以“广东王”自居，宣称自己“除了不会讲普通话，什么都会”;同学杨劲松，今天是中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中国美院美术馆馆长。那时我们都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大学生，我油画，杨诘苍国画，杨劲松版画。“三杨”结伴出来，说是“深入生活”，其实是想找机会练习速写和写生。惠州的港口镇不大，但在改革开放广东沿海的走私史中，估计非常重要。我们到的时候，满港口镇都堆放着成山的电子表和录音机。这些走私品与我们这几个学生没有关系，我们仍然以一种审美惯性来观察眼前的一切，美丽对象层出不穷，纯朴的渔姑，一脸皱纹因而显得“深刻”的老农，以及日出日落时的海边景色。

　　我记得有一晚，经过月夜下的海滩，惊讶地发现海浪在隐隐发光。问本地人，他们耸耸肩说：有发光的小鱼在浪尖上浮游。我们其时正趟过这发光的海浪，钻进停泊在海边的渔船，通过十二寸的黑白电视，偷看充满“资本主义罪恶”的香港电视。我们已经连续看了几个晚上，每次都失望而回，因为看不到想象中的“罪恶”。那晚是最后一次观看，已经大致知道，香港电视很无聊，唯独没有“罪恶”。

　　无聊的香港电视给忘掉了，发光的海浪却成为记忆，把对“罪恶”的想象转变成美丽而虚假的“春梦”。小说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叶曙明的“刺激”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多年朋友，他能写小说，我想我也可以。那个时候，我的文学梦远远超过艺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