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利益的江湖，异化的民间——中国当代艺术的另一种观察

　　星星美展

　　江湖，在中国文化中有不同含义，其中之一，是指相对于朝廷的民间。另外一个江湖，则特指民间有组织、有关联的社会群体。

　　周朝时期，朝廷要到民间去采风，这是《诗经》的主要来源。从孔子独立办学到后来的书院制度，民间的文化教育培养了众多精英人才。范仲淹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民间这个江湖是非常有力量的，它有很强的自治性质。中国文化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

　　而另外一个意义的江湖，一方面以民间组织及其活动表达民间意愿，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在所说的非政府组织，也就是现代社会中的民间社团，比如基金会、

　　文化团体、慈善机构、自然保护组织等等。另一方面，是利益攸关的社群，不一定有组织形式，开始只是为了某种追求，但随着人员扩充，欲望增大，利益日益凸显，个人对成形或不成形的组织依赖越来越强，一旦利益固化就会产生江湖团伙，在其内部形成利益链和相应的保护及排外机制。

　　新艺术往往是从民间活动开始的。八十年代，艺术家们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组成自我表达的艺术群体，这种民间社团纯粹是艺术家联合体。当时挑战的对象是以美协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思想上、从体制上、从管理上对艺术自由的限制。八五思潮最重要的意义是重新开启民间的文化权利，释放民间的创作活力，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新的思想意识和生命体验的艺术家，创作出一批具有个体意识的艺术作品，其意义非同小可。

　　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民间真正享有文化权利的社会，艺术会很自然的继续生长。但它不是，中国并没有建立起民间公民社会。有两个口号，一个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另外一个是“把支部建在连上”，以此将民间完全控制，完全取缔了民间的自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很难有自发自为的文化建设。没有相对于上层权力的民间，民间的另一方面就会发达起来，这就是利益化的江湖。

　　这个江湖在90年代以后开始异化，在异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活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逐步走上梁山好汉的道路，“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关键是招什么安——如果官方真的对当代艺术感兴趣，那么首先应该取消艺术审查制度。在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官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接纳当代艺术。招安的方式和宋徽宗大同小异，取消其前卫性和先锋性，让其归顺到本朝意识形态控制的范围。最能代表官方意识的是全国美展，千篇一律的赞美，歌功颂德，参展艺术家知道，只有“顺从”，才能“笑到最后”。中国当代艺术其实并没有走上自发、自由、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当代艺术不可能超于社会之外，它正在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阻碍和压力。

　　另外一方面，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艺术市场力图操纵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资本、金钱对于艺术，本应成为动力而非阻力，可能有部分操控作用，但不能主宰艺术。其所扮演的角色，更多应是艺术的助推者。然而出于功利目的，一些曾经是艺术前行者的人逐渐变成了利益维护者，由此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种圈子的典型现象，就是艺术家之间没有批评，也不能批评，甚至在艺术批评和展览策划领域也是如此。有人提出“现在个别批评家手里都掌握了相对固定的一些艺术家资源，在策展时是否存在‘策划只为这个小圈子、小群体服务’”的质疑。不论批评也好，策展也好，两者都应有“天下为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不断发生。随着中国当代艺术逐渐成熟，还需在国际交流做更多具有自身价值诉求的事情。这就要求策展人有相当的文化思考，让自己策划的展览具有文化建设意义。首先是对艺术家的选择，不能拘泥于小圈子，要把某一学术话题中最有意义的艺术家和作品呈现出来，确保其具有代表性，这才是对艺术史负责。批评的结果就像艺术一样，其归宿是艺术史，历史才是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归宿。在国际交流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欧洲艺术及其展览因过度倾向于中产阶级化，博物馆系统形成了固有的知识权力和审美模式：干净、漂亮、雅致、舒适。这些东西对中国社会现实而言，有无反省的必要?真正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不是顺从或服从，“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推翻成见”(吴冠中语)。我们只有和西方前沿学者一道去挑战固化的知识系统和知识权力，才会有中国批评在学术思想上的真正进步。

　　今天再谈八五新潮，“民间权利”、“民间团体”等词汇又被重新提出。在讨论民间公民社会问题时，对于利益江湖和异化民间，我们需要保持适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