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艺术圈的年轻人

　　廖廖：60后、70后两代艺术家生于红旗下，成长于文革中，理想破灭于80年代末，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让他们有一种天赋的文化使命感和家国情怀。而今天的新一代年轻艺术家，他们不再背负沉重的文化负疚感和历史使命感。新时代青年成长于经济崛起、世风万变的快餐时代，他们对集体没有归属感，也从来没有迷信权威偶像。他们更自由、更开放，对价值观和使命感并不看重。许多人批评他们的作品游戏化、装饰化、平面化，显得矫情、苍白和无力。

　　你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如果说“当代艺术”记录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那么缺乏深度与思想、缺乏价值判断的当代年轻艺术家能否承担这个期待?

　　吕澎：你的问题是，“如果说‘当代艺术’记录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那么缺乏深度与思想、缺乏价值判断的当代年轻艺术家能否承担这个期待?”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任何现象都指示着我们要发掘的历史，如果这个时期的艺术家被认为“缺乏深度与思想”或者“缺乏价值判断”，那么，未来的人就会看得到这个时期的“缺乏深度与思想”或者“缺乏价值判断”。大多数的人习惯对历史有一个高大上的期待，实际上，历史就是问题史。如果一定要说历史的无价值阶段是存在的，那么，若干年后，人们会说：“21世纪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这段时间不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过是我们不喜欢或者让我们失望的一部分而已。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应该为社会或者人类提供一些创造性的产品(作品与思想)，但是，即便是废墟，也证明着废墟的历史。我个人的确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是否应该用“失望”和“价值不大”这类词来概括一段时间(比如2008年以来)的艺术。不过，我的第四本十年史是2020年出版，不知道那时的最后判断与现在是否吻合。

　　的确，“当代艺术”这个词汇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妥协、同流合污、庸俗、无聊或者没有意义的现象非常普遍。也许这就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我们应该去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特征?从这个角度上看，历史大有写头，不过是从艺术领域来观察一个可能让人失望的历史而已。

　　▲“圆明园艺术家村”的年轻人 摄影：龚平

　　廖廖：年轻人曾经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当年的欧美新青年发起的嬉皮士运动、性解放运动、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动摇了欧美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世界生活方式的巨变。中国80年代的青年狂飙已成为理想主义的纪念碑。但是今天已经不再是革命与反抗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代青年叛逆而不狂野;追求自由但是无意挑战体制;依然迷茫与困惑但是仅限于自身而无关政治。

　　在现实层面，当代青年像马基雅维利一样势利而精明，在精神层面，他们又像犬儒主义者一样保守而退缩。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认为这平和而庸常的时代对于年轻人意味着什么?

　　吕澎：我基本同意你对现象的分析，按照我的价值观，这种状况非常糟糕。我相信这样的状况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教育产生的后果。“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这样的训诫在整个教育机构中几乎没有讲授与提倡，直到今天，学校里还继续着旧有的意识形态教育，如果我们去问问一位年轻批评家如何看到这样的问题，我想，支支吾吾、不清不楚、闪烁其词的回答可能是普遍的，没有人愿意正面回答问题。我想，这一方面有可能是觉得不是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不太便于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很少看到正面回答并且表达自己看法的现象。我同意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分析艺术与现实和社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去讨论人类与理想这类大问题，不能用自己的言词和行动代表大多数人的目标，但是，如果对自己要干什么，如何干，如何对待失败缺乏清晰的思考与准备，也许油头滑脑的精明会导致没有社会价值。

　　革命的确被普遍否定，因为革命似乎缺乏带来建设性成果的历史依据，同时，革命也破坏了眼前的安全与细微末节的可能性;同时，挑战体制的胆量与智慧也非常缺乏，因此，将注意力放在很狭小的个人空间和经验范围是普遍的。并且，在多元化的错觉中，更多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言行有多拘谨，我相信他们并没有思考：他们的言行究竟在什么层面上被认为是有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的年轻人清楚吗?我知道，他说他并不需要什么意义，尤其是所谓的社会意义，国家意义，开心，高兴，有兴趣，这已经够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即便是他们自己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开心、高兴与兴趣，都是有人用批判性的眼光与思想守护着的——他们看不到这一点。

　　嬉皮士、性解放、新左派、反战这类运动的确早就过去了，可是，今天的西方国家受惠于这些运动。顺便提醒的是，今天中国的新艺术无疑受惠于8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和90年代的当代艺术。通常，年轻的儿女将他们的欢乐看成是天经地义，可是，理性的同龄人不会这样看。在这两种年轻人中间，难道看不出问题吗?!欢乐的人群与这个人群中的沉思者显然是不同的。

　　“多元”这个词在这个时期具有部分的合法性，这就使得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有可能做出尽可能满足他们思想与能力范围的事情来，这中间，可能存在着与意识形态边界有关的有效的叛逆;困惑中的理性，以及承担责任的政治。

　　廖廖：这是一个消费的大时代，人人都入党——剁手党，个个都信教——拜物教。艺术圈的年轻人同样迷恋物质与消费。20世纪下半叶的艺术圈曾经是反对物质与消费的大本营，“五月风暴”的博伊斯、德波带领的学生高喊“消费社会去死”、“异化社会去死”。观念艺术家希望创造出不能交易的艺术品，因为他们厌倦了艺术像商品一样被交易。而今天的青年则把“我买故我在”奉为座右铭。

　　穷困窘迫对于20世纪初的巴黎艺术家来说，可能是一种骄傲与浪漫，而今天的穷困只意味着失败，只能带来深深的忧虑与挫败感。这种对物质与消费的迷恋是不是年轻人的反抗精神与独立精神被淡化的重要原因?

　　吕澎：这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物质的社会之中，我们的一切都在物质世界里显现，一旦脱离物质世界，将无所谓人类及其意义。曾经出现的反对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运动和潮流，是针对当时的特殊语境，艺术家的乌托邦理想呈现出人类精神的永恒指向，反对物质主义的举措显然保存着保持人类精神的重要性这样一个动机。

　　今天的形势也许仍然不同于过去，不同于西方国家，如果我们具体地分析：没有物质条件，艺术无从谈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广州双年展”提出了“艺术走向市场”时，引起了普遍的批评与咒骂。今天，这样的声音很少了。正如你说的，人们对财富与金钱的理解和追求非常积极。这里的判断是，物质财富与精神目标，哪一个是工具?或者我们今天无法将物质上的需求与精神上的满足分离开来?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每个个人来回答。不过，我的看法是，必要的金钱决定了人生的成败。不过，有的人用金钱创造神话，而另外一些人利用金钱来满足肉体的需要。很多年以前王广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我把它抄录在这里：

　　我作为艺术家，我想金钱和艺术都是好东西，人类干了几千年才发现只有艺术和金钱才能带来欣喜和冥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像普通人一样热爱金钱，不同的是普通人用钱来过豪华的生活，而艺术家则用钱来维持神话的形象。一个艺术家的神话魅力越大，他的作品就越值钱，这里边有一个神话的形而上向神话的世俗转换规律在发生作用，这两方面互为关系才能推进艺术的进程，应当说在当代艺术中是“马太效应”的正题和发题现象左右着艺术家、评论家和艺术市场的神话的诞生和消亡。(《艺术·市场》1991年1月)

　　人都会死去，物质世界与我们的灵魂最终要分离，或者同归于尽。因此，设想我们的工作对后面的人类有作用，有意义，那么，这样的工作就是需要我们去做的。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无论你消耗了多少金钱与财富，都是符合精神乌托邦标准的，但是，你仅仅是为了自己，钱多钱少都不是我们关系的。学术是无用的，艺术本质上就是学术，为了无用的东西消耗财富，可能是有意义的。

　　不过我清楚你的意思：今天有很多人对物质财富非常在意，那么，我们唯一需要去证明的是，他为什么在意以及在意的结果。

　　廖廖：我觉得问题也许不全在年轻人身上。今天这个世界不再有英雄主义，也不再需要理想主义，也不再有精神偶像。我们都热衷于批评年轻人不再有野性，不再有反抗精神，崇拜权力。但是在批评年轻人犬儒与浅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想一想，我们给年轻人创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

　　吕澎：世界是人们共同创造的，一个婴儿的哭声都在创造这个世界。也许“遗产”这个词汇提示我们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但是，我的看法是，这个世界是我们每个人的。因此，世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感受并用言词和行为去改变着的，当年轻人失去了理想、不再希望自己是英雄，不再有反抗的行为，他将为自己的一切后果负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即便他没有意识到，甚至说不出来，他也是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生活与工作。显然，缺乏理性认识的人，他的价值观很可能就是活命哲学，随波逐流哲学，没有原则的哲学，或者变色龙的哲学。这样的人肯定是没有出息的。我们会看到一个普遍的经验，中学高中的同学一个班大致30-40多人，多少年之后，只有一两个同学呈现出了“出色”的形象，大多数已经消散在人海中。大学一个班20个左右，能够在未来出头的人有一个就不错。所以，一个人必须有意识地塑造自己 ，必须反抗应该反抗的，批判应该批判的，必须确立自己的工作目标，甚至就是要为了自己的理想不顾一切。所要提醒的是，由于现实与未来的道路上问题太多，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智慧，策略以及妥协的准备。人为实现自己的自由的方法就是测量与他人自由之间的空隙，把握好自己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之间的尺度。至于更大的阻力——体制、物质条件以及工具方法——就在自己日常的努力中去星星点点地解决：我们不能当总统，解决不了国家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写一篇有质量的文章来改变部分人的思想。我知道平平淡淡的生活是不少人认可的生活，但是，主动改变世界的生活仍然是我提倡的生活。

　　廖廖：我觉得另一个原因在于：不是年轻人少不更事，而是这个艺术圈太年轻了。如果是500年前的明代，或者1000年前的宋代，年轻艺术家尽管有困窘，但是不会有困惑，依照前辈一样的路去走就行了，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但至少知道怎么做。

　　今天这个复杂的时代前所未有，艺术圈的各色人等都在迷失，艺术圈的价值判断纷扰繁复，知识与信息铺天盖地，却难以分辨对错。我们还没掌握以什么姿势去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不是年轻人太年轻，而是当代艺术圈太年轻。大家都没有坐标也没有路线图。这是不是青年艺术家迷失的缘故?

　　吕澎：我们这个时代的确变化很快，适应能力就变得很重要。“迷失”是普遍的，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可能迷失，迷失不过是死亡的一次召唤，告诉你人生无处可去。可是，我们的大脑机制告诉自己：必须活下去，于是，又不断地调整自己，寻找次日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够说用经典著作，或者名人传记，或者现实榜样，来鼓舞自己的生活与目标，就可以解决问题。迷失这种精神状态是正常的：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只有依据自己的大脑反应与心性，来重新安排自己。于是，那些有历史积淀的词语会产生作用：去干一件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坚持做这件事情，去搬开影响我前进的石头，比如不去理会别人对你的攻击，去完成一篇针对艺术现状的批评文字，如此等等。关键的地方仍然是：确立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有了这样的确立，你就不会长期迷失。可是，用怀疑主义的态度来审视：难道自己确立的三观是正确的吗?有效的吗?是没有可以质疑的地方吗?这样的态度是应该有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便信心满满取得一定成就的人有时也会迷失的原因之一。这时，反省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你需要整理经验与教训，需要上天的告诫。

　　我们的人生地图是逐步完成的：开始有一些轮廓，后来被抹掉一些，以后越发具体，再后是不断修改涂抹，然后继续勾画，并且使用覆盖能力强的色彩，接着继续深入，也许又被涂抹，如此反复变化等等，最终，如果身体还不错，我们的人生地图就会稳定下来，靠意志来最终完成。有一些常识告诉我们如何减少迷失：好好睡觉以便迎接早上的阳光;将自己要做的事情减少或者缩小;在街边咖啡馆静坐观看都市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