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格局重组下中华文明何去何从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对此不可不察。正如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示世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深藏的内幕，批露全球化经济运作的潜规则和阴暗面那样，我们更应该严重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文化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在我看来，科技制度的并轨化已经成为过去，它们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甚至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解”，当代思想战略大师学者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此时，中华文化该有何作为?中华文化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近些年来西方发出的“东亚的挑战”的忧虑恰恰证明了东方崛起对维护世界生态平衡的意义，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活生生的东西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纠正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狂。著名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世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中国对于世界未来至关重要。我理解德里达是在强调多元性、差异性的文化，反对英美语言文化霸权。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从理想主义国家的思维中走出，迅速接受了现实主义乃至实用主义的国家战略思维，这是基于对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和把握基础上的正确选择。在制定许多国家战略方面，中国政府也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迅速走出十年动乱的阴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从而使得中国GDP保持了二十多年来年均10%的增长，为中国作为大国的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这种现实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在走到一定的阶段后也会遭遇到瓶颈问题，比如国家的经济指标能否成为衡量国家文化实力的标准，一个富国是否一定能成为文化强国?我们曾经对于这类问题有着太多想当然的理解。事实上，文化强大绝不是经济强大后自然而然的副产品，文化战略同经济战略一样也是需要仔细摸索、推敲、制订和践行的。今天，当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同时，文化建设反而变得空前关键。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重，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创造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体系，其大国形象才能春风化雨般地和谐服人。

　　中国文化历经重大冲击而仍具凝聚力，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本民族的美好价值发掘出来，找到普世性国际性文化共识框架，重新铸造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新思想。“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分不开。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在文化竞争中获得体系创新、流派创新、范畴创新，有效地提升大国的文化竞争力。

　　今天，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文明对话的差异性、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视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对话互补，就将为文明冲突付出巨大的代价。

　　当今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是文化战略，必须坚持东西互动的基本思路、中国立场的身份意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原则。这个世界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意图一元而单维地发展，只能东西方共同开始文化价值与精神生态重建，纠正西化单维时间观而强调价值论和境界观，减少东西方文化误读和冷战对抗，获得人类的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