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性价值与大国文化方略

　　历史上许多大国兴起的同时必然借助一整套文化战略巩固并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英国在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同时，也将英国文化、语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文学艺术渗透到了帝国势力所能达到的每一个角落，在殖民地，英国用殖民教育培养了一批本土的英语精英阶层，时至今日英语也是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化扩张成为了英国政治扩张的重要支柱。法国则从路易十三时代起，就将文化称霸与称霸等量齐观，法兰西优雅的礼仪与文质彬彬的气质，使其成为欧洲风尚的准则。1635年路易十三时期的首相黎塞留创立了法兰西学院，其目的就是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和文化。法国对于自身文化控制和推广工作的高度重视，使法语在18世纪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的社会语言，无形中又强化了法国作为“文明标准”的国家文化形象。

　　在今天的国际语境中，除了军事上的打压、经济上的竞争，文化上的战争已经出现新的动向，作为大国崛起的前提的中国文化创新，无疑被相当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今天，应对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1929年，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提出算计和发展“精神力量”。在此基础上，美国战略学家还创造了“国家战略”的概念。对此，我们应从中国立场出发，坚持人类性和世界性的维度，进行中国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输出。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的统一，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文化立场，寻求普世性价值重建。

　　早在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就明确把人文-文化发展纳入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总体发展过程中。在大会上，“文化产业”是重要议题。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10年(1988-1997)》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对全球人类共同体的人文-文化关怀，进一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可以说，80年代以来，文化成为各国很重要的一项国家战略议题，文化日益进入人类生活的核心层次，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审美、精神、思想价值。

　　二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献、音乐、视觉艺术、电影、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长到3879.27亿美元。文化发展之快可见一斑。1993年英国发布了《创造性的未来》，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颁布的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1994年，澳大利亚也颁布了自己的文化政策《创造性的国家：澳大利亚联邦文化政策》。1998年，欧洲各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化政策，更大力度地推进它们本国的文化。目前出台文化政策的欧洲国家已经有27个之多。1995年日本推出了“文化立国”国策的推出，1998年韩国推出了“文化立国”国策的推出，在此氛围中，推出中国21世纪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成为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亟待拓展。假如我们的文化仍旧绵软无力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在这种格局下，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古人有言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文化事业要发展，文化战略须先行，被动应对绝对不行。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与美国相比，尽管迄今为止我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的比重还很小，但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我相信局面会有所改观。当然，前提是，我们需要有一批人来共同促进这项事业的发展。为此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今天的官员可能会提一些文化输出，但是没有一批人，没有一批知识分子来切切实实做这个事情，就会很空洞。

　　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否则就很可能失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只有3000万到3个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的时候，汉语的卑贱地位才能改变。只有这时候，中国人才蓦然回首，发现自己的母语和文化是可以学的。

　　在高层，宏观指导有余，微观实践不足，在国家立法和行政层面缺乏针对性和有效的投资与支持。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合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然而，中国这种“韬光养晦”战略适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但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这也导致了东亚文化领导权的危机。

　　在实践层面上，我认为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大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这三片在IT界、媒体界、影视界无疑是一场革命。这三片是美国全球做大的一个模式，包括他的文化输出，都是大规模的。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美国花了多大勇气来做它的文化宣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文化战略应该有一批真正的人来做。而且，中国的文化教育应该重新制定，制定大国20年文化方略和方案，否则就有问题。

　　与美国相比，韩国、印度和中国的电影在世界所占的分额都不是很大，现在韩国有所增加。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传模式、广告模式、营销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最近几年，一些中国电影逐渐走出国门，在为世界所认知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海外市场，其中的佼佼者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但恰恰是这些大踏步走出去赚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电影导演，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作品不仅“媚洋”、“求大”，而且“没有思想”。结果，钱投得越来越多，电脑制作越来越虚假，画面越来越残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从市场获得高回报。这在美学上被称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视觉狂欢取代了思想的深层感动和内在的灵魂的拷问。面对美国文化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

　　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源于美国的嬉皮士文化背景，有其自身特点，但如果在中国大规模推广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中国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上意义上，特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的层次上，必须批量生产，规模推出文化精品。这就需要市场的投入。但文化市场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场，懂市场的也看不起酸文人，他们是有脱节的。主要有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官方应有文化的高度。今天，中国有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而官员应该知道文化，知道什么是最优秀的，什么是可以成为世界性的。第二，对市场的熟悉，了解西方的市场，全球的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的东西，谁在要这种东西。如果不如此，就会导致很多问题，即产品过剩，或者严重错位。文化市场如阵地，你不先去占领，别人就会趁虚而入。现在的文化市场还不够健全。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机制影响，人云亦云，喜好消费那些宣传海报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文化产品总体上仍属于奢侈品，一些人受经济条件约束，消费不起。这些都制约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发展。第三，中介环节问题，主要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种弹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财务制度等。没有这些，任何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第四，专业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请一批真正的专家、学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编他们的思想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市场上要有很高的地位，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走很长的路。文化的多样性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才能保证，文化产业是保持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文化产业不是目的，目的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有益贡献。在发现东方、输出文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积极调整应对思路，不再将西方模式视为唯一，而是努力选择新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文化创造与制作，要有全球眼光，要了解市场的真实需求，抓住发展机遇，要有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态度和精神诉求。随着2006年中国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相应战略的实施，以及知识界、文化界等对文化的日益重视，我认为，展示给西方一个真实的中国，让西方学会欣赏差异性的东方文化，是可以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