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

　　如果将“后冷战时期”与以往影响国际形势的多场“后战争时期”进行对比，会发现无论是1815年打败拿破仑后主宰西欧的英国，还是1919年后的一战胜利者协约国集团，或是1945年二战后和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胜利者美国，都属于刚刚赢得重大战争胜利的国家，胜利者忽然获得了某种权力或者强化了某种霸权，在此种形势下，胜利者寻求的必然是保持权力的永恒状态;然而与此矛盾的是，这些国家往往反而寻求对自身权力的限制，甚至为了追求稳定的国际地位向更弱小的国家做出某种让步。对此，有学者进行过深入剖析，认为这是领导国进一步利用战后国际制度来“锁定”(lock in)其有利的战后地位的一种手段，通过对自身权力进行充分的“战略束缚”(strategic restraint)，以获得弱国和次要国家的默许。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大战后领导国，都热衷于某种“制度化”方式，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可以讨价还价甚至作出让步，但归根结底要将所有国家都锁定在战后的新秩序和规则之中，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保证自身长久的地位。冷战之后，美国恰恰追求的就是这种“政治稳定”的国际霸权地位，通过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手段，推进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广泛参与建立和控制国际组织，施加其强大的影响力，力求将美国的特殊地位制度化，将美国文明置于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这就是美国文化政策的战略背景。

　　战后西方文化成为当代世界文化中最为强势的一种，而美国文化又是西方文化中影响力最强的一支。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化问题，其文化政策包含内外两个维度：对内，要解决自身精神文化的堕落，致力于消除过度放纵的消费主义、精神空虚、毒品泛滥和道德沦落等社会问题，强化突出美国的个人主义、民主政治和自由原则等主流价值观;对外则制定文化政策，强化文化措施。除了加强科技、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外，美国将信息实力的发展置于文化实力的突出地位，将文化实力与科技实力、国家力量集合起来，由于信息技术是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成就，占据了信息化的制高点，就能保证美国文化的尊贵地位。此外，美国在影视、媒体等方面的投资与出口时高度自觉的，这背后都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美国文化政策重要的一环就是对外文化渗透。这种文化渗透主要是指：美国利用其新闻媒介、电影娱乐、因特网等方面的优势，渐渐地影响他国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方法。正是由于文化渗透在美国外交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政府决策者有意识地将美国文化视为征服他国的重要手段，其外交手段中，“文化输出”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这种文化输出往往与“文化渗透”结合在一起，是强化论证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的“软权力”手段。有的时候，美国的文化渗透会演变为赤裸裸的文化干涉，利用经济交流、政治对话等方式，强行推销美国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将推行西方民主制度视为美国的国家使命。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利用东欧国际形势巨变之机，大力宣言所谓西方民主自由意识形态，甚至在对亚非拉等国家的经济援助中强行塞入要求其推行美国模式等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出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用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甚至谋杀等手段，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张本。而当代艺术与美国全球文化后殖民战略紧密相关。

　　近来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不断曝料——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的幌子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豢养一批打手专门打压那些为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美国虽然没有宣传部，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通过“法弗德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一些著名的经济机构，同样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华尔街、离岸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大型跨国公司参与了美国驻在全球金融的兴衰，使第三世界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受到空前的压力。美国在冷战时代，甚至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空投到前苏联，以卑鄙的手法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宣传”定义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霸权主义宣传和冷战心理战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而且“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

　　一本值得关注著作是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在书中作者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中央情报局可以挥霍美国国家巨款，使其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无孔不入：“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过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可以看到，美国除了军费几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为进行世界的文化冷战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文化买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其中。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将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输出视为实现其外部利益的国家战略。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美国复兴日程》中说：“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将文化差异提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布什所谓的“软力量”也就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1989年首次明确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发端于美国的术语而今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理论的关键词，对其现实文化政策造成了深远影响。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具体内容包括：文化吸引力，也就是成为普世性文化;意识形态或政治观念吸引力;铸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以及信息权力等。约瑟夫•奈的论点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已经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同成为美国文化战略的理论化成果，并对美国战略决策者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实践层面，美国借助其文化权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理想和制度，通过对海外的广播宣传、对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技术输出和文化输出等手段扩大美国文化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海外广播：美国认为无线电台的作用要高于学术交流，因为它能直接对全世界千家万户和无数民众输出美国文化，1995年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说：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是“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言美国的诸政策……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冷战后美国对华广播更加深入，每周“美国之音”对华普通话播音为84小时，藏语广播28小时，粤语广播14小时，还有固定时间播放电视节目，另一家“自由亚洲电台”自1996年以来每天以普通话、藏语、粤语和维吾尔语对华滚动广播24小时。资金方面，这些电台都得到美国国会拨款，如“自由亚洲电台”1995年得到1亿美元，2000和2001年则分别得到3000万美元，美国政府命令他们对“中国听众准确地报道美国及其政策的新闻，以及可观权威地报道中国国内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事件”。

　　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美国正是凭借文化输出的力量颠覆和改造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苏联长期以来文化领域的混乱与政策反复给了西方文化入侵的机会，从而丧失了国家文化安全，最终付出解体的代价。约瑟夫•奈的软权力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就是“隐形霸权”，通过这种霸权，美国得以摆脱传统强权手段，依靠自己的科技、文化能力，引领者世界文化生产与创新潮流，使得每个人不得不跟着美国跑，薯片、芯片、大片这样的“三片文化”背后就是鲜明的美国逻辑：要么接受网络化、信息化、快餐化的生活方式，要么被这个时代所淘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今天的俄罗斯，受美国文化影响，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派就以西方自命，完全接纳了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认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的西方文明主宰权问题，承认西方文化的权威地位，将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全人类，俄罗斯甚至有学者自惭形秽地指出：“在今天，西方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也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标志，而是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发展现有最高水平的代表。不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社会就不能称其为现代社会，因此日本、新加坡、韩国是西方，而我们直到现在还不是。”

　　当然，当代也从来不乏对美国文明及其政策的批判之声，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美国理论在俄罗斯同样遭受过尖锐批评，尤其是亨廷顿解决俄罗斯文明困境的方略：加入西方政治军事联盟，与西方合作对抗儒教和伊斯兰教，这种论调遭到了广泛批评，无论是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传统的强国派、自然主义者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认为美国的建议只会导致俄罗斯日益依赖西方，丧失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就连西方内部，文化冷战也从未断绝。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并且在国际上形成了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US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的两大文化阵营。1984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就说明，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阵营，而WTO和USNESCO则是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

　　对于美国文化的扩张，世界各国是有高度警惕的。同为西方国家的法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法国文化，针对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谈判中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法国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捍卫了法国和欧洲的文化权。此外，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就曾同美国在文化领域多次交手，抵制美国杂志、多媒体的渗入，控制美国文化产业在加拿大媒体和电信产业中所占据的份额。在1998年6月，加拿大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有关联手抵制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会议，将美国排除在外，会上针对美国借助贸易传播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做法，主张将文化产品排除在自由贸易规则之外，因为文化的自由贸易会威胁各国自身的文化。全球化也使得弱势文化的权利问题浮上水面，2001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荷兰、英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提出了文化多样性问题，反对发达国家文化体系的入侵，呼吁文化自治。2001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第五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多样性的繁荣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