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未来是互体互用

　　关注文化身份要发现东方。但“发现”不是主体单方面的事情，这涉及中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排除远古时代未曾谋面的东西双方对对方的描述中所发挥的丰赡想象，信史所载最早向西方“凿空”的中国人当数张骞，他的名字与著名的丝绸之路联在一起。[10]但事实上，由于东西方交通的限制，加上中国人安土重迁和闭关自守的传统，即使在汉唐盛世，中国也没有人走出过亚洲的西界，与欧洲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人们对于“远西”，[11]基本上只是一些志怪式的传说，而其来源不外道听途说。但是欧洲人却勇于探险外部世界，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as)遣史献象牙、犀角、玳瑁等，此后正史所记西人东来为数不少，[12]其中唐代的景教东传也许可以称为“西学东渐”史的嚆矢，但东西双方的哲学、宗教思想真正相遇，则是以明季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为契机的。文化上面对面的接触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西方知识的大门，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

　　从明末至清初，尽管为数不少的保守派时时挑起争端，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乐于接纳、吸取和利用西学以拓展自身文化的可能性。在肯定和保护本位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引入西方科学技术，企图在固有文化体系中借助外来文化的某些力量以寻找更新之道。这种自信和开放性缘于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国力的自信。无疑他们依然服膺儒学，希冀参照他者的视点通过对儒学和佛教的检讨而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产生补偏救弊的功效，并从具体问题入手，切实引导国家走向富强，以抵御内忧外患。士大夫们对利玛窦等人介绍来的西学既未表现出趋之若鹜的盲目附和，也鲜有无知狂躁的一概抹杀，而是根据自身的文化修养、生命体验和价值取向，心态平稳地对中西方的宗教和科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思考。

　　下迨清末，西方与中国现实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已然开始动摇天朝上国的唯我独尊的意识和优越感，以及中国本位文化的强大文化心理优势。晚清知识分子因列强环伺又无力抗争所造成的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和紧迫，五四精英们经历传统制度并伴随以支撑这一制度的文化权威全面崩溃而导致的心理的解体和紊乱，使文化论争愈演愈烈，并与国事民生息息相关。从晚明到1949年以前，有关如何对待异域文化的论争大体可以总括为四次，即明末清初的夷夏之争，洋务运动时期和戊戌变法前后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五四”前后的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20世纪30年代的关于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西化的论争。[13]

　　当然，作一种截然区分是比较图式化的，因为后一次论争都可以看作是前一次的紧密延续，而论题的共通性使每次论争中各种观点互相渗透和重叠，因为无论接纳或拒斥西学，论辩者都意图从中西学说的比较中寻绎出固守己见或攻击对方的理由，衍生出若干不同的思想趋向，互相影响，此消彼长，大抵有以下四种排列组合：一为“中体中用”说，[14]19世纪末清朝占统治地位的士大夫官僚的大多数持这一观点;二为“中体西用”说，以张之洞及其《劝学篇》[15]为代表，目的在于获取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巨大利益的同时又确保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16]三为“西体西用”说，如陈序经及胡适等人倡导的“全盘西化”论;[17]四为“西体中用”说，20世纪30年代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中已有提出，[18]80年代哲学家李泽厚重新做出阐释。[19]西学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定位分化，至今仍是一个未理清的题域。简单地说，我对上述诸种说法均不同意，而是坚持“中西互体互用”说。只有中西文化的真正互动(拿来和输出)的良性循环，人类的文化才会是多元生成的。

　　我承认：“中西体用”的说法也许应该扬弃，因为中西、体用并非截然二分。沿用这种说法，只是为了使问题化约化，不得已而姑且用之。我主张“中西互体互用”就是因为在运用了现象学的搁置与还原后，我发现“东西问题”承载了过多的人为赋予的因素，而真正的问题“古今问题”却被忽略了。我们应该超越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体与用，进步与落后等二元对立，以“和而不同”的心态看待多元文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根本上讲是古今问题，是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序列中的“飘逝”与“涅槃”问题。

　　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一些清醒理智的学者颇有洞见卓识。如陈寅恪认为六朝的道教和宋代的新儒家都是中国文化善于改造并消化外来思想(佛教)的史例，并且预测中国今后“其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者也。”[20]汤用彤也冷静地分析了“文化移植”的条件，并指出了“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外来文化可以对于本地文化发生影响，但必须适应本地的文化环境。……天台、华严二宗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故势力较大。法相宗是印度道地货色，虽然有伟大的玄奘法师在上，也不能流行很长久。”[21]按照他们的观点，外来文化思想必须自身改变到可以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才能发生作用。

　　其实，文化交流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交流的多极性问题。只不过在现代性光谱中，“东方”已经丧失了立法和阐释的权力。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说：“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22]有学者想通过揭示两种语言对译中所遮蔽了的迂回输出传播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但由于过多地采用后殖民主义中“理论旅行”的理论，使得原本相当复杂的跨语际实践的“互译性”，变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单向渗透和塑造的“单译性”，[23]并有可能肯定了这些压迫关系所依赖的价值标准存在的合理性。

　　进入现代时期，中国问题又与后殖民主义问题粘连在一起，使得“阐释中国”变得相当艰难。美国史学家柯文认为：“想正确理解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25]西方人注意到中国的现代性其实已经形成内部地理上的差异，其“花架子中国”的说法表明东部的高速发展和西部的滞后，这种内在的差异将现代性中国撕裂，造成了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内在殖民——文化殖民、语言殖民、心态殖民、金钱殖民。另外，就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差异性魅力而言，日本文化的大力输出使得日本挡在了中国前面，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一个国家在加强经济振兴和生活富裕的同时，文化建设同样关键。现在，中国面临的是如何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问题，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齐头并进，才可能不断输出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历经冲击而不崩溃，仍然具有凝聚力，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放，自我创新，能容纳并且融合古今中外各种东西。

　　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考虑自身的新文化格局。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2050年中国将赶上美国。他说：“中国新一代正不断地学习英语，使用互联网。他们对知识的饥渴，使他们不断要学习新的知识。他们要赶上世界。为提高生产力，他们学习西方国家，学习美国的经营模式。20年后，我们将可看到一群截然不同的中国新生代。……美国得准备在2050年看到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大大提高的中国。到时世界就会产生变化。”“未来有赖于重要人物的正确决定。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国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如何看待中国。”[26]如果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输出将使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而非误读中国的前提条件。[27]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富强，而且是生态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对话，从而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重要的文化参照系。究极而言，东西方文化对话和平衡是人类从核大战的噩梦中逃脱的惟一的通道。[28]新的世界大战将导致人类毁灭而没有任何赢家，这意味着只有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才能使人类得以和平生存下去。[29]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生存，其质量赖以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

　　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同质化”，也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要让人类将尊重差异作为精神生态信条，作为“人类性”的底色，让东西方学会正确理解对方，让东西方变成人类的集合体。如果说，前现代是一元中心主义的，现代成为了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对现代，先进对落后，保守对激进)，那么，后现代主义提出多元或一分为三，使人们变得更宽容，心态更平和。开放社会实际上扩大了人的内在空间，缩小了外在空间，人的精神自由和尊重这种自由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毫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