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分享东方价值的意义

　　今天，全球日益重视“多元文化对话论”——既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当代文化研究有其深化作用，并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一般狭隘的地区意识，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当代西方和中国的文化问题，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5]

　　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gaze)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6]同时，中国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只有破除这种阐释性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整体上看，西方学术重逻辑，注重层递性思辨和本质的揭示。西学思辨和东方学术的感悟体验两者都很重要。其实在17、18世纪时，通过一些传教士的文化交通，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思想受到了明清学术的影响，从德国的歌德，法国的伏尔泰等的思想言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单纯从逻辑思辨，而更是从东方生活场景中去体悟或感悟学术，达到一种很高的人文境界。但是现在中国传统学术模式遭到全盘否定，使得“另类学术言说方式”的存在不再具有合法性。这种状况在全球多元对话时代应该有所改观。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学术大抵可以以西学规范为框架，在这一形式框架内注入本土文化生命的内容。东西方有的文化形式是可以通用的，譬如器物层、制度层面的东西大多可以与世界并轨，不必再重头做起。但在思想层面和价值信仰层面则应该保持差异性和多方对话性。西学问思模式有它促进学术推进的历史合法性，但并非永远具有绝对的合法性。任何单一模式的独断和垄断都是可以置疑的。

　　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新发现是互为表里的。中国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保存至今的文明，其中一定有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检讨西方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发生在西方与中国语境中有什么新的精神走向。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开门开窗学习西方现代性中好的精神，并在西方的现代学术框架中，注入中国文化中去除了劣质成分的美好的精神，从而体现出一种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

　　就学术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能意味着：从事学术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对国家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清末民初的学者王国维早年研究西方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为的是引进西学悲剧意识和超人哲学，以救国人精神疲弱;其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想借发掘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雄强精神，来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看到大量敦煌卷子和文献被运到了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博物馆，研究敦煌学是为了保存古典文化命脉;再后他转而研究西北地理和蒙古史，也是出于对有分裂的倾向的蒙古的家国时代忧虑。王国维“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7]的学术选择动向与民族国家关系甚密，他的学问推进维度可说是与时代命脉相合拍的。而现在有些人，只关注个人眼前的利益，民族国家的事则置之度外，举世皆惊之事与己无关，切肤之痛之事与我无涉，不去发掘自己的文化，而是抱怨索求多于重建关怀。像这样一种态度和做法是一种“精神自废”。一旦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因为经济振兴而有了文化发言机会时，就会尴尬十分。

　　那种“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那种中西、古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已经失效。正如张立文所说：“今后世界文化的格局，不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格局，即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而是中西、东西文化会通、和合的世纪。这就是要超越东西、古今，建构人类共同的文化系统”。[8]同样，狄百瑞的悖论式说法也有相当的合法性：“西方一期文化的与政治的多元主义接收了东亚传统的某些方面，而现代的东亚几乎是带着一种复仇心理经历了工业化和商业化之后，却在控制污染的斗争中落后了。于是在这方面，东方与西方的会合和交融就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即现代的东亚可能需要赶上在西方所体现出来的某些东方最好的传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