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东西二元对立模式

　　超越东西二元对立模式

　　“东方主义”问题的提出，使被长久掩盖的现代中国问题有可能被重新关注和阐释。

　　尽管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但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了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的二元对立，认为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3]

　　这种重新虚构“东方”的所谓“东方主义”，使东西方具有了文化价值层面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看”东方进而剥夺东方。因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学者个体，应怎样保持个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同时，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在后殖民氛围下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对峙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后冷战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呢?而且，在东方主义之后，是否就一定要杜撰出“西方主义”来全面对抗东方主义呢，这种二元对抗又有多少意义呢?[4]

　　在我看来，超越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二元对立之上的是“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我之所以提出“后东方主义”，基于以下原因：其一，赛义德东方主义并没有终结问题，相反为后东方主义留下了更多的问题，诸如：在东方主义之后真正的文化知识如何建构?个体如何法对抗文化霸权?东方国家怎样能够才能摆脱全球化中的西方本质主义?其二，那些一味目光向内感叹地球变小为“地球村”的人，没有注意到时代已经悄悄拓展而进入“星际交流”的太空文明时代，中国精英文化应该在新世纪文化输出而大的作为;其三，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是世界的。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场，并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众多思想家互动形成大国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同。因此，提出“后东方主义”这一关键词，正当其时!

　　“后东方主义”超越了东方主义的权力话语，认为对抗东方主义而标举西方主义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相反，在东方主义语境中要想不坠入“殖民文化”的危险，就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方西方理论，以一种深宏的全球性、历史性的眼光看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使世界性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以及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真实平等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互动。就此而言，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西方的价值维度和标准之下，东方文化的真实无可避免地会发生遮蔽和扭曲，同时，文化霸权的形成还依赖于东方在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心态上的“主动权”。

　　“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意味着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中走出来，将多元文化精神置于文化身份书写中，减少对抗性而增加对话性，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交往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