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唯一汉代龙钮帝玺亮相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帝国南疆——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今日在长沙博物馆开幕。此次特展汇集广州地区出土的秦汉珍贵文物250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4件套，最重磅的明星展品——丝缕玉衣长1.73米，共使用2291块玉片，当年专家们共花费3年时间才修复完毕。

      南越文王墓，是华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墓主身份最高的汉代彩绘石室墓，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五大发现之一。

      南越国疆域广大，包括今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等地，至公元前111年被汉武帝派兵消灭，共传五世五王，历时93年。
 
      文王是南越国的第二代王赵眜（mò），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公元前203年，在秦末动荡不安的形势下，秦将赵佗在岭南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并定都番禺（今广州）。根据史籍记载，汉初吕后时期，赵佗曾经僭号为“南越武帝”，其孙赵眜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之后，僭号为“南越文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不再僭号称帝，故“藏其先武帝文帝玺”。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发掘墓葬时，一枚“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位，由是确定了墓主人是南越文王。这枚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

丝缕玉衣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本次展览中另一件重磅的明星展品——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唯一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它的上衣采用的是对襟形式，好比我们现在常穿的衬衫，这种形式是之前在文献和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类型。 

“蕃禺”铭汉式铜鼎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一件意义非凡的铜鼎，它的盖上刻有铭文 “蕃禺”二字。“蕃禺”即番禺，是古代广州的旧称。这件“蕃禺”铭汉式铜鼎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兵统一岭南，使岭南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归属中央政权。随后，秦王朝在此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番禺是南海郡的郡治即政治中心，此时便已筑城，这是岭南最早的城市之一。后来在南越国建立之后，番禺便是南越国的国都。这就意味着广州建城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南越国宮署遗址，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汉代宫苑，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就在现在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附近。
 
      1975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原市文化局院内修建地下设施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南越王宫砖石走道。随后考古工作人员持续对该遗址进行发掘，至2009年清理出从秦代至民国13个历史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并分析判定该遗址是秦汉南海郡治、南越国都、汉番禺县治等历代王宫或司署府衙所在地，见证了两千多年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变迁。

印花大方砖 西汉南越国时期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这里出土的印花大方砖，是南越国宫殿和廊道等建筑散水铺砖。底面和侧面均戳有圆锥形气孔，以防止烧造过程中受热不均炸裂。用烧制后的方砖铺设地面，不仅可使地面光洁、美观，还能起到防潮作用，在南方相对湿热的气候里相当重要。
 
      南越国宫殿用砖宽大厚重，大多模印有精美的纹饰图案，是“秦砖汉瓦”的杰出代表。

左：“万岁”文字瓦当 西汉南越国时期 2006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右：带钉筒瓦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9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该遗址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万岁”文字瓦当。瓦当在古代常用于宫殿和官署等级别较高的建筑上。
 
      筒瓦则是安装在屋顶板瓦之间的接缝处、横断面呈半圆形的瓦，可以防止雨水渗入屋内。而这种带钉的瓦，应是为了防止盗贼侵扰、确保王宫安全而特意烧制的，类似我们现在墙头上的碎玻璃。

熊饰踏跺 西汉南越国时期 2006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踏跺是宫殿台阶的建筑构件。整体用宽大的空心砖砌成，侧面饰以熊的浮雕。熊在古代是勇猛、祥瑞的象征，据推测，南越统治者应该是借助中原汉文化的“熊”纹图案体现自己的威严、力量和意志。

漆木屏风 （复原件）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本次展览中最大的一件展品，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漆木屏风，是汉代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大型实用屏风。
 
      这件屏风在出土时漆木多已朽坏，但仍然可以看到上面的漆绘云气纹。经专家根据器座上刻有的数字变码、套合关系和构件等进行复原后，屏风高1.8米，宽3米，体量较大，而且还可以左右两面折屏，进行180度的开合，结构复杂，十分奇巧。

双面兽首鎏金铜屏风顶饰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屏风的顶饰是具有汉文化特色的双面兽形象，漆木上红黑两色的云气纹图案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托座上的龙踩蛇护蛙的场景表现了古越人的图腾崇拜。这件屏风还将铸铜、鎏金、镶嵌和漆木工艺等集于一体，体现了汉、楚、南越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特征。

蟠龙鎏金铜屏风托座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镜子也是人类生活的家居必备。中国古代梳妆照容用的是铜镜，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一直沿用到清代，将近4000年。它的使用方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手持或放置在金属、木质等镜架（或镜台）上支撑使用。
 
      南越国时期的铜镜出土数量很大，其中山字纹铜镜是典型的楚式镜，而且经分析这些铜镜大多与湖南等地所出的楚镜成分相同。考古发现表明，长沙是楚镜的中心地，战国时期空前繁荣，岭南铜镜有可能一部分是直接从楚地输入的。下面这种四山纹铜镜在长沙也有出土。

虎头金钩玉龙带钩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带钩是古人束缚衣带用的挂钩，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这件虎头金钩玉龙带钩由玉龙和虎头金带钩套合而成。原为一件龙形的佩饰，断裂后和虎头金钩一起，构成了一幅龙虎争斗的绝妙情景，体现了动物交缠搏斗的匈奴文化的特征，同时充分凸显南越国玉器匠人的奇思妙想和超高的工艺水平，可以说是南越王墓最独特的一件带钩。这也只有南越王本人才能佩戴，是南越王崇高地位的象征。
 
      组玉佩同样是标志身份等级的饰物，由多件玉器串联而成，由于佩戴时不便于大步快走，所以还用于规范步伐和礼仪。春秋战国墓中，大型组玉佩盛行，但到西汉时组玉佩已趋于简化。南越王墓中共出土11套组玉佩，反映了战国时期玉文化的特点在南越国的延续。

左：方形铜烤炉；右：铁叉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食在广州的俗语在民国时期无人不知。如果要追溯起岭南地区的饮食文化，可能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食在广州”。现在淄博烧烤火爆出圈席卷全国，其实在秦汉时期的广州地区，南越文王也十分喜欢撸串儿！
 
      南越文王墓共发现烤炉3件。出土时，炉上均配备多种供烤炙用的零件，有悬炉用的铁链，烤肉用的长叉（双叉、三叉都有）等。这件烤炉的炉壁上有4只乳猪，猪嘴朝上，说明烤炉的主要用途应该是用于烧烤乳猪的。原来广州烤乳猪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了。
 
      除了烧烤，汉代先民也已经吃火锅了。这件铜染炉就是古人吃火锅时所用到的器具。
 
      中国古代称调味品为“染”。汉代人习惯用较烫的调料，所以在使用时要先在染炉的炉具里添上木炭，在上方的耳杯中要加入酱、盐等蘸料，通过染炉不断地给调料加温。再把煮熟的肉放进耳杯里，蘸调料加味后食用。染器的设计反映了汉代的分餐制饮食，宴饮时是一人一炉，随涮随吃，有点类似现代人使用的小型火锅。
 
      盛放调料的器具还有联体罐，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数种形式，是岭南地区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种饮食器具。

东汉  陶鸮形五联罐 2020年广钢新城M4出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件陶鸮形五联罐造型独特，每个罐子都是猫头鹰的形状，十分生动可爱，在广州地区也仅发现这一件，非常珍贵。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些联罐内残存有橄榄、梅、李和植物叶子等，说明此类联罐还可能用来盛装干果。
 
      饮食文化不能只谈餐具和炊具，还要体现食材有多丰富。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农作物除水稻之外，还有黍、粟、菽等。岭南先民还对肉食资源充分开发利用，除猪鸡牛羊外，还有鱼、虾、蟹、贝和飞禽走兽等，都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耳状耳螺、沟纹笋光螺、青蚶、鱼骨、龟甲、禾花雀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南越王宫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残骸和植物遗存，动物有龟、河蚌和鸟等20余种，植物有40多个品类，包括冬瓜、甜瓜、荔枝、杨梅、橄榄、葫芦、葡萄、柿子等蔬菜瓜果，反映出宫苑当时的植物生态和王宫的日常饮食。
 
      在南越王墓里也发现了不少动物遗骸，据统计，其中20%是家禽、10%为野生动物、70%是水产动物。其水产动物包括贝类、鱼类、龟鳖等品种，是全国出土水产动物最多的墓葬。墓中的陶罐里发现大量的禾花雀碎骨骼，估计里面原有不少于200只，且都是经过厨师加工处理过的。食材种类具有鲜明的珠江三角洲动物区系的特色。这说明南越人已形成喜食海鲜的饮食习惯。
 
      南越濒临南海，有较长的海岸线，而且河网交织，水道纵横，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南越人熟习水性，善于用舟。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造船技术和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

东汉   陶船 2003年番禺小谷围青岗M4出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广州已出土汉代船模20余件，有陶、木质两种，包括内河航运的货艇、客船、农耕运输的小艇、作战的楼船等。类型多样且数量较多的船只模型，见证了南越与海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为了解当时的造船能力、航海技术和海上交通提供了可靠的物质资料。
 
      而位于珠江出海口的广州，自然也成为重要的港口城市。从秦平定岭南后建番禺城，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开启了持续两千多年不断繁荣发展的悠久历史。

四连体铜熏炉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岭南地区的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熏炉，其中焚燃的香料主要来自海外。南越王墓出土的四连体铜熏炉，造型独特，为南越王墓独有。它整体呈“田”字形，盒内四个小盒互不连通，可以同时放置多种香料。这种镂孔细、炉身带较高盖子的熏炉多燃用海外进口的树脂类香料。
 
      此外，非洲象牙制品、乳香、金花泡、玻璃等与海上交通相关的珍贵文物，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一批舶来品，也是广州与海外地区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直接体现。

金花泡一组 西汉南越国时期 198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南越王墓共出土了39枚金花泡，其器型和制作工艺都与中国传统的金、银器工艺迥异，而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小珠焊接法相同。据国外学者研究，焊珠工艺在公元前四千年时的两河流域乌尔第一王朝时已出现，随后流行于古埃及、克里特、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传到印度。所以这些金花泡的来源很可能同当时的海上交通线有关。

西汉  玛瑙红玉髓玻璃珠 1997年横枝岗95号M3出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据不完全统计，广州两汉墓葬出土的玻璃珠逾万颗，材质丰富，形状多样，色彩斑斓。当时，人们多把玻璃珠与红玉髓、玛瑙、水晶、琥珀、金、银等珠饰穿串起来当做项链或手链，用来装饰。除了本土制造外，有些在制作工艺上吸收了海外元素，有些则直接属于舶来品，这些玻璃珠是岭南地区与海外诸国交通贸易往来极为兴盛的重要物证。
 
      秦汉时期丰富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了解岭南地区的悠久历史，包容开放的优秀传统，以及在多元交融、兼收并蓄的灿烂文化。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中的重要部分，直到今天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