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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闻的老树新枝

来源:中国书画网 作者:简平 编辑;董世忠

 

  进入新时期,1977年王朝闻的主要时间用于撰写《论凤姐》,再就是应文化部副部长丁峤之邀,参加国庆30周年重点电影剧本创作领导小组的工作,数次前往各地的电影制片厂。这一年王朝闻参加的座谈会也特别多,老同志们利用这样的机会见面,或者叫劫后重逢。

  狭窄的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谈得久了理当请人家吃饭,但是那时候的饭馆既少又挤,还得花时间从中宣部大院深处的筒子楼里走出来。有一次他找出来一个叫作“盛子”的容器,瓷质扁平有盖,两侧挂有铜提手,环饰花卉彩釉,大约是民国初期甚至更早的旧物。王朝闻把鸭子、腊肉、芋头、玉兰片等各种好东西往里面一放,坐在大蒸锅里蒸透,热气腾腾地端上来。用这个办法可以随时开饭,客人还吃着稀罕。可惜有一次大概是装得太满,从蒸锅中端出来后,瓷器外缘挂提手的部位扯豁了一个,这下子王朝闻兴趣大减,再也不搞了。

王朝闻的老树新枝

王朝闻

  深秋时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郑煌来访,询问有没有可供出版的书稿。王朝闻答说:“这些年只写了一部《论凤姐》,已经答应交给天津出版,目前是两手空空,只能期许来日。”郑煌表示:“你的旧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既有益于当前的拨乱反正,也有益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不断提高。能否选编一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个建议完全出乎意料,未想到多年前的旧作,这么快又有了重新出版的机会。回顾这些旧作的遭遇,不要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此之前也是岌岌可危,随时可能成为“左”派们棒下的猎物。郑煌肯定这些文章的社会价值,使王朝闻生发许多感慨。

  1978年2月,王朝闻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朝闻集》

  1978年六七月,王朝闻与刘纲纪、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唐宗良三个人来到苏州,进行文集的编选工作。这样集中时间做一件事,是汲取了4月份到广东肇庆等地修改《论凤姐》书稿的经验。工作累了,他们便步入苏州园林,欣赏那些精心构建的杰作。不论是拙政园,还是较小的网师园、半亩园,都能予人小中见大的城市山林之感。王朝闻有空便去,力图从中总结和验证造园艺术的规律。有一次天气太热顾不得斯文,打起赤膊临风乘凉,不料受到园林管理人员的规劝,知错就改了。那些大小园林,引发他多次撰写短文加以分析。

  苏州的夏天很热,已经习惯于北方气候的王朝闻难以入眠,长了许多痱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从唐宗良口中了解到这般情况,马上建议他们转移到黄山去继续工作。

  这是王朝闻第一次登黄山。一步步地爬上去,沿途景致目不暇接。距离北海宾馆几步之遥的清凉台非常安静清爽,“猴子观海”、“梦笔生花”等奇峰怪石尽收眼底。不仅松和石,黄山的云海也享有盛名。对此王朝闻好像一名认真采集数据的气象学者,在北海宾馆的卧室窗前连续观察了12天,每天记录日出前后云雾的变化。据唐宗良在文章中回忆:天色未明时,他亲见69岁的王朝闻高高地站在椅子上,全神贯注地向窗外张望,手中还拿着本子和笔,站累了就斜倚在窗框上。需要特别点明的是,王朝闻脚下这把椅子不是放在地上,而是放在写字台上。

  王朝闻曾说:“日出的前后朝阳与云彩相互映衬,东方云雾发生的色彩变化,较之朝阳本身更绚丽、更丰富。”这样的审美感受,连续多年萦回在脑海中。此后,不论是到大连、青岛、烟台海滨,或者到泰山、鸡公山、龙虎山庄等地观赏日出日落时,他总要引导同行者注意发生在云雾中的色彩变化。

  攀爬黄山的奇峰险境,用眼睛和心灵感受黄山之美,对他来说是极大的享受。摄影家陈荃谋拍摄到王朝闻骑在鲫鱼背上的照片,那得意之情,仿佛是60年前的顽童。1963年,陕西美协的刘旷与他同游华山,艰难爬过千尺幢和苍龙岭时体验的惊险感,多少年后仍然念念不忘,这一次爬黄山,不禁为自己在古稀之年葆有的体力感到自豪。他不满足于观赏“松鼠跳天都”等前人命名的奇峰怪石,还希望自己能够发现天然存在的“准雕塑”。从寄回的家书中,可以想到他在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簇拥下,爬上几步便停下来,指点山景发表观感的场面。

  有一天清晨,他私自去爬云谷寺的后山,还带着一个叫海婴的十来岁男孩,是黄山管理处某同志的家属。荒僻的后山没有开辟道路,他和海婴只能脚踏石窝,手拽葛藤,一步步地攀爬,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据王朝闻自己回忆:逆着没有路的山涧上行……爬过一块溅着溪水、滑溜而且使我的手脚失灵的巨石,欲上不能欲下不得……幸好小朋友用手托住我的左脚,才能就势一纵……

  下午一时,宾馆里的刘纲纪、唐宗良和负责保卫工作的业余画家朱峰急得跑出来寻找。跑了许多路,总算发现这一老一小笑吟吟地坐在那里休息。刚刚满足了冒险欲的王朝闻,见到朋友们便兴奋地讲述对于惊险感的体验。可是朋友们并未附和,而是严肃地向他发布禁令:“今后不准一个人乱跑。”他明白这次太危险了,害得大家满山去找,不免有些愧疚。此后老实了一些,集中精力编选书稿。

  后来,毛星在给他的信中提到:他和冯至同游黄山时听到了王朝闻的几段冒险故事,冯至十分惊讶。

王朝闻的老树新枝

  王朝闻在延安

  工作进行得顺利,保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文章都尽可能地选了进去。不过,几篇批判胡风和江丰的文章使他颇费思量。今天来看,尽管两个人尚未平反,但是已经可以确定是错案。批判江丰的文字纯粹是奉命表态,这样的文章不应该选用。而那一篇《论艺术的技巧》,论述的基本内容是艺术技巧与生活经验的互动关系,斟酌处置后保留了文章的基本内容,删去其中对胡风的批判文字。

  文集共选入“文化大革命”前发表的文章86篇。编选完成后,请赵朴初先生题写了书名。从1979年至1980年初,《王朝闻文艺论集》共三集相继出版,头一版印刷3万册,不久又重印了第二次。

  黄山归来兴犹未尽,王朝闻向上海美术出版社社长李槐之建议,出版一本叫作《黄山石》的画册。为了拍摄相关图片,时隔3个月,他于1978年九十月再上黄山,同行的有李槐之和摄影师张祖麟等。

  从黄山下来后又去雁荡山。行经金华时,住进一个旅馆休息。王朝闻拿出随身携带的纸和笔,写起了画册的序文《黄山观石》。这时张祖麟等两位同志提着照相器材过来说:“我们想去街上走走,这些器材很贵重,就寄放在您的房间以免丢失。”王朝闻痛快地答应道:“你们去吧,我来看着。”时间不长,两个人返回王朝闻的房间,身上还背着照相器材。他们对王朝闻说:“差一点就被小偷偷走了,幸亏我们回来得早,在楼梯上撞个正着。”王朝闻惊奇地说:“真糟糕!想不到小偷这么大胆。刚才听到有人搬东西,还说了一句什么,我以为是你们回来了,也没顾上抬头看。”张祖麟等听了大笑,心想:这老头真是个不理庶务的书呆子,不怪自己呆气,还怪小偷胆大。幸好我们回来得早。否则不仅丢了器材,也丢了在黄山辛苦拍摄的照片。

  对黄山,王朝闻可谓是情有独钟。除了出版《黄山石》画册(上海美术出版社,1979年),还写了《黄山观石》《黄山好》等三篇介绍黄山并议论如何欣赏自然美的文章,分别编入《开心钥匙》等论文集中。后来,他请著名画家贺天健画了一幅《清凉台》,挂在家中时时回忆对于黄山的美好印象。

  王朝闻与中国艺术研究院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国内政治气氛已经较为宽松。1978年1月,王朝闻赴成都、重庆,了解当地的美术创作情况。接着到南京,观摩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雕塑草图,并在南京艺术学院讲形象思维的特征。

  四川美术学院叶毓山转赠的一张照片上,记录了王朝闻在四川美院演讲的情景。由于禁不住内心的高兴,动作上略显得有一点狂劲儿。而在成都的一座剧院向文艺界演讲时,主席台尚坐着几位原来省革委会的成员。当会议主持人说了一些介绍的话后,王朝闻说:“对我的介绍过奖了。”接着改换成低声,好像说悄悄话般:“我是一个小小的还乡团?”立即激起满堂掌声。

  1978年10月底,王朝闻来到上海。

  10月30日,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主持,王朝闻为上海文艺界演讲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的关系。

  10月31日,由上海美术家协会负责人沈柔坚主持,王朝闻为上海美术界演讲城市美化问题。

  11月1日,应复旦大学校长夏征农之邀到校讲学。学校破例开了礼堂,前排坐着多位校领导。王朝闻在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陪同下走上讲台,就同学们关心的治学问题发表意见。事后,他写信请新结识的潘旭澜教授帮助整理讲话记录:“一起来打击‘四人帮’,如何?”这篇讲话题名《少吃现成饭》,发表在复旦大学是年第12期学报上,后辑入《开心钥匙》论文集。

  他的演讲听起来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其实完全出自个人的体验。从勤工俭学的青年时代直至借助放大镜阅读写作的暮年,他一贯惜时勤奋,视学习为第一要务。既有美术专业的立足点,又是开放式的,像海绵一样汲取各种营养。

  到复旦大学时,社会上正在讨论该校一年级学生卢新华写的小说《伤痕》。王朝闻搞文艺评论,一般不愿意卷入对于作品思想内容的争论。且不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迫噤声,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除了奉命表态之外,他也极少参加各种“争鸣”。特别是在1959年遭到“思想右倾”的批判后,他自己总结了一条消极的教训,类似于“是非总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但是这一次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他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这篇有争议的小说。

  当年《文汇报》的一位青年记者对他的看法颇感兴趣,约他写成文章,他慨然允诺写了一篇《伤痕与〈伤痕〉》。

  这篇文章发表在1978年10月3日的《文汇报》上,编辑为此文加的按语,还特别介绍说王朝闻对争议更大、政治性更强的话剧《于无声处》作了热情的肯定。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中央表态之前,正面歌颂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群众运动,9月22日起在上海首演。王朝闻观看演出后,回忆起当年听到的斗争情景,高度评价了该剧敢于冲破“禁区”的艺术实践。他说:《于无声处》是我看到的揭批“四人帮”、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戏中,比较有独创性的一个戏。这个戏破了“四人帮”的帮风帮气,破了“三突出”,把“天安门事件”的真实面貌勇敢地反映出来了。这个戏容量很大,说服力很强,这对深入揭批“四人帮”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现代题材完全可以写得感人,扣人心弦。这个戏作了出色的回答。

  与此同时,对于这一年上映的日本电影《望乡》,他先是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称赞,又在上海《电影新作》编辑部座谈会上给予称赞。同时期,对于此片的批评也不断从北京传来,在社会上引起大的争议。他与文艺界一些有识之士仍然坚持肯定的意见。会后,他将发言记录改写为《只要写的是真事》一文,发表在《电影新作》1979年第l期上。

  1978年这次来上海,王朝闻的目的是编辑《黄山石》画册。此前9月离京,从黄山经金华、杭州到雁荡山。在金华,他白天参加文艺界的座谈会,晚上看戏。到杭州也是如此,白天去浙江美院等单位演讲,晚上看戏。到了上海,白天去参加文艺界、美术界和学校的座谈会,晚上看戏。这些活动之外,每天早晨都要为报刊撰写文章。接着,11月初从上海飞往成都参加全国美术工作会议,然后到重庆、昆明参加庆祝建国30周年的选画工作。12月底前往无锡参加美协分会的工作会议。无论是到何地,既参加美术行业的专业活动,也参加地方文联组织的座谈会。这样的座谈会大多是因他的到访而召开,免不了独个表演“单口相声”。

  在成都,大家请王朝闻讲讲“形象思维”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场大讨论后成为谁都不敢碰的禁区。王朝闻不仅直率地肯定了形象思维的存在和必要,而且当场举了个有趣的例子。在讲到联想和错觉时,他突然走下讲台急匆匆去了卫生间,出来时搬出一个瓷质的水箱盖,指着上面的污渍说:“看,多么好的一幅水鸟图。”大家越看越像,一时传为佳话。

  为了大力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70岁高龄的老人马不停蹄、不遗余力。身体虽然疲劳,精神却是愉快。

  从在四川美术学院讲演,到对一系列有争议作品的评论,表明这时期王朝闻的精神面貌有了重要变化。他直面现实问题,坦言自己的见解,站到了肃清“帮八股”、开拓新时期文艺繁荣局面的第一线。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文章中更加自如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更加自如地列举和剖析中外古今的各类作品,不需要生硬地贴补一些言不由衷的、与当前形势有关却与文章主题无关的套话。

  朱丹是著名的书法家,来访时看到王朝闻卧室中悬挂的自书“人贵有自知之明”,笑了笑说:“我给你写一幅。”过了几天,送来两幅字“人贵有自知之明”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把条幅挂到墙上,王朝闻看了一阵对我说:“确实不错。”

  1979年1月,王朝闻与华君武一道前往广东台山参加美术工作会议,了解庆祝建国30周年的美术创作情况。在广州,与省文联和广州美术学院师生座谈。又应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楼栖的邀请,到该校讲文学欣赏,主要题材是扬州评话《武松》中的《康文辩罪》。

王朝闻的老树新枝

  在王朝闻写给我的家信上有华君武添上的几句话:“王朝闻在一路天真、活泼可爱,返老还童,鹤发童颜,如欲睹其真相,将来向英韬要各种详细照片。”

  1979年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文学艺术研究院”,王朝闻担任副院长。1980年10月,王朝闻与苏一平、张庚、郭汉城等老同志联名写信给文化部,建议将“文学艺术研究院”更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10月29日获国务院正式批准。王朝闻继续担任副院长。

  1979年10月间召开了中国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王朝闻继续当选委员。会议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冯雪峰(1903-1976)追悼会,为老社长平反昭雪。王朝闻和文学界的何其芳、钱钟书等人,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悼念这位敬爱的老前辈。

  王朝闻与冯雪峰相识大致是在1951年,当时王朝闻是《文艺报》的兼职编委,冯雪峰继丁玲之后兼任该刊的主编,因而经常见面。冯雪峰为人谦和可亲,注意听取他人意见,绝不主观武断,他的民主作风深得王朝闻的敬重。冯雪峰欣赏王朝闻的勤奋努力,多次赞同王朝闻的艺术观点。

  第四届文代会后,1979年11月召开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王朝闻当选为美协副主席。当上这个民选的副主席,王朝闻颇为感动。既然广大会员表达了对自己的信任,他鞭策自己应当为美术家们多做些有益的事情。当时,蔡若虹已调出美协,华君武是全国美协的实际负责人。会后华君武邀请王朝闻重回美协机关,再次担任《美术》杂志的主编。这是华君武的第二次邀请,上一次是在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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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周恩来和华君武、王朝闻

  在“文化大革命”中,蔡、华、王三个人同样被打成“黑帮”,彼此关照着走过了10年。特别是与华君武,有机会时一道喝点老酒、相互逗趣,以往结下的疙瘩已经化解于无形。“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王朝闻积极配合美协的恢复工作,与各地的美术家们联系交流。1978年,应华君武之邀一同前往广州、重庆、成都、贵州、云南和新疆等地,了解当地的创作情况,审看参加全国美展的画稿并与美术家们座谈。美展期间,他像过去一样参与作品评选,发表一些短文评介新人新作。

  不过,当真面临重回美协机关、重编《美术》杂志的选择时,心情却十分复杂。多年前的一些往事仍然无法忘怀。

  考虑再三后,王朝闻下决心婉拒华君武的盛情邀约。对于《美术》杂志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由王朝闻和王琦共同担任主编,实际编务工作由王琦负责。1984年后因连续生病,索性辞去了主编职务。

  这样,王朝闻继续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同时作为中国美协副主席,积极参与美协组织的社会活动。

  《开心钥匙》与《再再探索》论文集

  1980年初,王朝闻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邀,到成都编辑1977年到1979年的论文集《开心钥匙》。书名取自文集中一篇调查吉林“二人转”的文章,他觉得“二人转”老艺人讲的这个艺诀,可以概括本书的内容,亦可以概括这一段时期自己的心情。

  文集辑录了王朝闻在“四人帮”垮台后,应报刊约稿和到各地讲学而形成的5l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完全沉浸于获得思想解放的舒畅状态中,激情满怀地参加肃清“四人帮”在文艺领域的影响。

  1980年1月,我陪王朝闻来到成都,编辑、修改这本《开心钥匙》。因为住惯了北方有暖气的房子,对南方民宅的寒冷已经不大适应,所以很少到朋友家里去做客。平时除了到江边散步,就是留在锦江饭店改稿。春节到了,我们俩有些想念远在北京的孩子们。李少言、侯文川夫妇猜到了我们的心境,邀请我们去自己家里过年。年饭准备得非常丰盛,大多是王朝闻爱吃而久违多年的地道川菜。要用吸管吮吸的柞酒是第一次喝到,他感到新鲜好玩,吸了又吸。

  在宾馆里偶遇当年延安“鲁艺”的学生吕琳,他画的熊猫很受称赞,人物也画得生动。吕琳送给王朝闻一只唐俑小鸡,小鸡昂着头很精神地站着。王朝闻对此十分喜爱,搬家时特别嘱咐我:“好好包好,不要打破了。”

  当时正值在上海工作的音乐家沙梅回成都搞川剧改革,改编了一部川剧叫作《红梅赠君家》。有些川剧名演员以及熟悉川剧的老观众颇有微词,相见时难免要发牢骚。还有专写潘金莲的剧目,据说受到北京某大戏剧家的赞许,川剧院和老专家多次请他去看,王朝闻一概婉辞不去。原因很简单,他自己对于川剧改革的观点已经多次讲过,现在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卷入对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何况过去他熟悉的川剧倡导者和支持者们,如阳翰笙、任白戈、李亚群等,或已去世或已离开岗位,他个人的热情也相对减弱。这种改革创新的对与错,还是留给别人去评说吧。在成都逗留的个把月间,只听了一两次群众的打围鼓,看了成都市川剧院竞华、蓝光临、刘金龙等艺术家专门为他演出的一场传统剧目。时间很快过去,书稿按期改完,交付四川人民出版社。3月初,我们两人离开了成都。

  到重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吴凡版画集》写序言,一些问题想和吴凡当面谈谈。恰逢重庆市川剧院举办建院80周年院庆活动,观赏了袁玉堃、陈全波、许倩云等老艺术家的精彩表演,足足过了一次川剧瘾。我们又听了评书老艺术家程梓贤说书。

  和吴凡长谈了两次仍余兴未尽,这时吴凡已托付在长航工作的业余画家李华生购买了去奉节的船票。送我们夫妇俩登船时,王朝闻突然拉住送行的吴凡不放,非要请他一起到船上继续交谈。看到盛情难却,吴凡未带任何用品空身上了船,行至奉节才打电话通知家里。在奉节,经李华生的介绍又结识了奉节川剧团的年轻画家魏靖宇。年轻人的本事很大,他们从长航借到一艘航标艇,小小的航标艇在瞿塘峡和巫峡中随意靠岸,可以就近观赏古迹名胜。算一算到1980年为止,王朝闻经过三峡达8次之多,都是从江轮上眺望两岸风光,从来没有过这般感受峭壁上的石刻、高崖上的悬棺、两峰对峙的夔门,还有面向东方傲然伟立的神女峰,巫峡两岸山岩嶙峋,山水辉映,不断地展示着秀丽而又险峻的美丽。

  小艇在峡江中顺水漂流,几个人坐在航标艇上心旷神怡。王朝闻顺手捞起一小块漂浮在江面上的阴沉木,举起来反复欣赏,随即谈起了木雕和奇石蕴含的审美情趣。年轻人中,画家魏靖宇喜好收藏,收集了不少古陶和汉俑,不过由于文物走私盛行,这些东西已经越来越难找了。受到王朝闻启发,魏靖宇利用在奉节工作的方便,时常抽空到距白帝城不远的水八阵等处收集阴沉木和奇石,用画家的跟光挑选或稍作加工,多次在全国性展览会上获奖,逐渐成为这方面的收藏名家。

  11年后的1992年5月,王朝闻和我去神农架途经宜昌,受魏靖宇邀请到白帝城,然后一同参观6000年之久的大溪文化遗址。这一次仍然是坐航标艇去的。登岸后穿过一片稻田,来到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农民正在用连枷打稻谷,王朝闻看得手痒,也试着举起连枷打了几下,很快便气喘吁吁。坐下来休息时,发现面前农户小院的围墙非同一般,在土石混合的墙面中暴露出一些破碎的古陶片。这里出土过不少原始陶器,农民已经见怪不怪。一个农民走过来,询问要不要买小斧头。接过来见是一黑一绿两块小石斧,看得出来,我们的遥远祖先对石料的选择和打磨花了很多工夫,不仅注重实用,也注意到美观。

  从大溪回到奉节,来到魏靖宇家中做客。在他小小的居室里,桌上床下的角落,到处堆满了木石收藏品,他不断挑选比较好的拿出来请客人观赏。王朝闻一个还没有放下,又拿起另外一个,反复把玩。小魏慷慨地说:“你喜欢哪件就带去哪件,自己选吧!”这一边主人慷慨相赠,那一边王朝闻不愿夺人所爱,他觉得人家毕竟是花费许多心血才捡来的,于是仅从阴沉木和观赏石中各选了两件小的带回北京。到了晚年不便出行以后,他时常把玩这些钟爱之物自娱。魏靖宇收藏的东西多了,便在白帝城搞了一个展览馆,专门展出取自长江三峡的奇石和阴沉木木雕,颇受游客喜爱。小魏请王朝闻题写一个馆名,王朝闻慨然允诺。王朝闻建议在三峡大坝蓄水之前,不仅需要抢救文物,而且应把山脚下的大型奇石近距离地拍摄下来。《石道因缘》书中的一些精彩照片就是小魏与朋友们拍摄的。

  却说1980年3月,受到几位年轻朋友的怂恿,王朝闻、吴凡随同他们从奉节来到巫溪游览小三峡。这里属大巴山区,川、鄂、豫三省交界。自巫溪至巫山,大宁河两岸层峦叠嶂、险峻异常,据说原始森林之中有野人出没。但是一行人颇感奇怪,为什么只看见高山和小树林,未见有粗壮的大树。再想一下也就明白了,不是大自然搞鬼,还是“人定胜天”厉害。在公社稍事休息,便驱车上行。不久发现河道旁边的半山腰间有条栈道,对它的用途大家做了各种猜测,最后主人不是很有把握地说:“可能是为了纤夫拖拽运盐船而修。”春秋时代的巴人据有此地的盐泉,与秦、楚、蜀等国进行盐巴、咸鱼等物的贸易,修建了栈道既可拽船,也利于人畜背驮。

  在这大巴山区,农民很少下山,只在逢集市的日子男人们才下山赶集。不论做买做卖,靠的都是肩挑背扛,连家畜都很少使用,下一次山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山区的妇女一辈子就在房前屋后转,没有见过山外的世界。解放后成立了放映队,背着8毫米的小放映机把电影送上山村,她们才有了看到外面世界的机会。

  午饭后在房间里休息时,忽然听到唢呐声。文化馆的同志说:“这是群众在吹着玩,逢年过节聚在一起吹打是很好的娱乐。”王朝闻连忙问:“能不能给我们演奏一回?”答:“当然可以,我去集合人。”不多一会儿,民间音乐家们来了,五六个人都是中老年,乐器是唢呐、胡琴和锣鼓。据介绍,“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是文化先进县,群众文化很活跃。打了一通锣鼓后,他们演奏了一曲民乐叫作《牛擦痒》。王朝闻听得入神,拉着文化馆的同志给他录音。晚年当他尚未丧失听力时,多次把此曲与自己家乡的民乐《讨菜婆》放在一起播放。曲调热闹动听,曲名更是有趣。

  次日,乘了一艘大木船去游大宁河。河水清澈可见小鱼游动,水底的花石子在阳光照耀下十分靓丽。两岸陡峭的青山对峙,绵延不断。有大小瀑布,从山腰直泻河底。丛林树木间,已经不见了大三峡的猴群在树梢上往来蹦跳、摇曳嬉戏、讨厌的是在羊肠小道上觅食的山羊,有时候会把石子踢下来。同伴们不断地相互提醒,注意山羊的行踪。正说话间,一颗小石子真的从山上滚落下来,重重地砸入船旁的水中。看到山羊有这么大的力道,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仔细地盯住半山腰间那只鬼东西。大宁河的江面略窄,更显得山势险峻。顺流而下景致的变化很快,给人更多的惊喜感。在小小的古镇住宿一夜,次日乘船来到巫山县,与吴凡等朋友惜别,由李华生陪同乘船前往武汉,然后搭火车回北京。

  三峡游和小三峡游,虽然不过几天时间,却是神仙般的日子。随心所欲地畅游于山水之间,一面领略自然之美的真谛,一面和新朋旧友们讨论艺术问题。谈论之间不时被江岸边出现的新奇景致所打断,景致又提高了谈论的兴致。具象与抽象交替、感性与理性互动,思维敏捷活跃、交流无拘无束,产生了不同于室内环境的效果。

  从四川返京后,立即赶写早已答应的两篇序言,一是吴凡版画集序《自有我在》,一是石鲁画集序《再再探索》。这两位都是王朝闻接触较多、也比较赞赏其探索精神的党员画家。他们都尊重和借鉴“八大山人”和石涛的创新精神,形成各自的独特艺术风格。吴凡以“水印版画的中圈画气派”见长,石鲁以中国笔墨掌握“黄土高原地方特色”为主。

  吴凡的代表作是套色木刻《蒲公英》,作品表现四川乡间一位小女孩用力去吹蒲公英的种子,于是种子飘飞过了海洋。作者经过“苦吟”式的“精思”,取得了女孩的形象空灵、画面单纯而意境丰富的效果。此画曾于1959年获国际奖,“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宣传和平主义的毒草。即使在数十年后.来到王朝闻家的访客看到客厅里挂的这幅版画,仍然赞叹不已。

  1979年,吴凡画了一盆含苞待放的花放在窗台上,背景是玻璃破碎后经过修补的窗户,题名《早春》。王朝闻在吴凡画集的序言中用了许多文字称赞这幅画:

  如果可以认为,这幅画曲折地显示着我们的革命意志。它却不是“拨乱反正”这些抽象思想的图解。这是一首不依靠什么豪言壮语,而是以轻言细语为特点从而抒发着革命激情的小诗。它表现激动情感的形式并不浮夸,它的思想内容不易一眼看透。因为它那激情的表现形式比较含蓄,也就比较经得起反复观赏。

  石鲁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不仅画风多变,而且创作带有激情,强调“即兴”与“神来”。在“极左”思潮干扰下,自20世纪60年代起不断地有人找他的不是。他的代表作《转战陕北》,画出了毛主席高瞻远瞩、在险峻局势下从容把握全国解放战争进程的英姿,予人深刻印象。偏偏被人演绎成是让领袖孤单地站在悬崖上,面临深渊。这幅画不仅不许参展,还挨了口头批评,已经印好的《石鲁画集》停止发行。王朝闻记述道:

  后来,某天我在中宣部教育局楼里碰见陆定一同志,我对他说起这幅作品的遭遇。他以同情的口气对我说:画面上虽只画了几个人,怎能断定山沟里就没有未被直接画出的许多人。这种强调容许观众发挥想象力的谈话,和我那一再受到指责的所谓“间接描写”的论点相一致,我听了感到是一种慰藉。

  当时负责美术出版的一位领导提出把此画修改一下再出版,石鲁表示:“哪怕不能出版我也不改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说了几句不满江青的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幸而一位医生挺身作证说他的神经不正常,方免去杀身之祸,但身体已经被摧残垮了。“文化大革命”后,王朝闻为平反石鲁冤案奔走呼吁,在中央领导的干预下终于平反。两人高兴地在北京会面长谈,可惜不久后石鲁便离开了人世。

  论文集《再再探索》辑入了王朝闻1980到1981年发表的2l篇文章,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修改《美学概论》

  1964年编写组解散时,《美学概论》仅仅写出一部讨论稿,尚未来得及征求专家意见。时隔十几年后,同时期编写的《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等文科教材相继面市,身为《美学概论》主编的王朝闻坐不住了。

  他把旧日的讨论稿找出来.先让我看一看有无修改的基础。我看后认为:美学观点自身是言之成理、有学术价值的,不过应该删除或者改写过去时代贴上去的“左”的印记。我还请吉林大学的美学教师高克地帮忙阅看,她来京时间虽短,仍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王朝闻自己认真地看了一遍,再去征求原编写组刘纲纪、杨辛等人的意见,他们均同意修改后出版。书稿提交给人民出版社后,先后由贾德臣和田士章两位编辑审读,结论是同意修改后出版。

  由于已经无法集中编写组的原班人马,征得教育部的纪晓峰同意,决定由主编和原编写组的曹景元、刘纲纪、刘宁三位同志临时组合完成修改工作。这时恰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来京,热情地邀请他们到镜泊湖去改稿。王朝闻等遂于1979年8月到哈尔滨再转往镜泊湖。没想到这一去,东北的三个省会都跑遍了。

  镜泊湖位于牡丹江上游,湖光山色确是做学问的好地方。不过,四个人刚刚商量好修改思路,便有黑龙江省文联和省美协来人邀请,希望王朝闻能和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座谈。王朝闻考虑既然来到人家地面,不做点点服务于理不合,只好把一位同伴留在镜泊湖改稿,自己到哈尔滨去开了几个座谈会。

  接着,吉林省文化局邀请王朝闻到长春讲学,同时调查了解吉剧《包公赔情》的创作情况。脱胎于“二人转”的吉剧创立于1959年,在东北影响很大。抵达长春后,听取了王肯、吴景春、王兆一和关德富等同志的介绍,看过了几场观摩演出,阅读了省文化局自老艺人处收集的资料,王朝闻仍不满足,又与几位同志一道跑到数十里外去访问“二人转”老艺人。他尤其欣赏民间的艺诀:“千军万马,全凭咱俩”,“话是开心的钥匙”,后者恰恰道出了艺人对观众欣赏能力的信任。遂写出一篇长文《开心钥匙》,肯定吉剧和“二人转”的表现形式,扩大了它们在国内的影响。

  途经沈阳时,应邀到鲁迅美术学院讲学,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当面向张望道歉,自从“文化大革命”前奉美协党组之命写过批判张望的文章,心中一直怀有愧疚之情。在沈阳还访问了马力,进一步了解“二人转”的舞蹈艺术。

  1980年6月,王朝闻会同曹景元和刘纲纪对书稿进行了第二次修改,经王朝闻审定后,将文稿交付人民出版社的责编田士章同志。与原稿相比,修改稿删掉了一些“左”的时代印记,加强了学术方面的说理。

  1981年6月,在编写组成立的第20年,讨论稿产生的第17年,《美学概论》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朝闻反复翻看样书,久久不能释手。

  刚出版的这本书立刻被许多大专院校用作教材,到2004年已经印刷了23次,60余万册。据说是国内美学教材出版时间最早、印数最多的一部。该书填补了教材短缺的空白,在文科教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学哲学系杨辛教授在撰文祝贺王朝闻90岁寿辰时说:“这本教材正式出版后,促进了高校美学教学的规范化。以前高校没有合适的教材,只好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原理》,学生阅读很困难。”

  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表明,这本书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预期。20世纪80年代初,大专院校文学理论研讨会期间,胡耀邦总书记对与会者说他看到的几部美学理论著作,还是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比较好。在一个重要大会上做的正式报告中,胡耀邦提到自己正在阅读这本书。后来,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贺敬之也多次在会议上推荐这部著作。消息传到文学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苏一平向王朝闻索书:“总书记都说你们编的《美学概论》好,还不送给我们看看。”许多年来,王朝闻在接待来访者时,常常听到对方提及“我们在大学里读过您主编的《美学概论》。”

  王朝闻在《自述》中指出:“从缺点来看,这本书中涉及的重大问题虽然都经过编写组同志反复讨论而得出共识,毕竟局限于60年代的认识水平。”他希望这部教材的使用者对于其中的表述,不妨当作一种认识过程来对待,不要当作确定性的结论。

王朝闻的老树新枝

大雅宝胡同甲2号庆祝白石老人九十寿辰合影

  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朝闻曾想再做一次修改,教育部很支持。杨辛和刘纲纪为此付出了很多劳动,终因曹景元长期患病,只能遗憾地作罢。2005年,该书被选入中国出版集团出版的《中国文库·哲学社会科学类》。在出版简介中称道: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总结了20世纪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和80年代初“美学热”的理论成果,初步建立了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全书体系结构合理、内容简练扼要,语言简明……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权威的高等学校文科美学教材,曾影响了几代美学研习者,至今仍被作为美学的基本读物。

  招收美术理论研究生

  1978年冬,文学艺术研究所(即今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了第一届研究生。王朝闻感到,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中,创作人才辈出,理论人才却寥若晨星,迫切需要建设一支美术理论研究队伍,使创作和理论两个轮子一同转动起来,相互促进。基于这种紧迫感,他不顾自己已届古稀之年,决定多招收几名“美术理论”专业研究生。这个专业的名称,后来经邓福星建议、教育部批准改称“美术学”。算起来,从1978年到1988年离休的10年间,王朝闻共招收了四届研究生,培养出11名硕士和3名博士。其中的前两届,研究院内只有他这个导师是同时带4名硕士生。

  王朝闻带学生,不仅有责任心,而且是满腔热忱。对于学生的学习计划、研究选题和论文稿,总要认真地反复阅读然后提出商讨意见。他重视传授研究方法,而且依照自身经验,特别强调知识的广博和理论联系实际。1982年他亲自带领邓福星和刘骁纯两名博士生到南京博物院和郑板桥纪念馆去考察,结合实物边看边讲。也是在这一年,曾有一位学生的硕士论文没有通过,他在关切之余继续保持对学生的信心,给美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研究生工作的华夏写信说:“需要安慰,需要鼓励。”王朝闻详细地帮助这位学生分析个人具体情况,鼓励他在挫折中奋起,该生不仅在第二年顺利地拿到了学位,而且逐渐成长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美术评论家。

  198l年到1985年,王朝闻受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参与审核第一批和第二批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指导教师的工作。

  在新时期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各种社会思潮非常活跃,学生们受到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现在回过来看,他们中的多数人成长为美术理论方面的学术骨干和活跃分子,没有辜负这位导师的期望。

  1988年10月,王朝闻奉文化部的指示离休,不再担任导师了,这时王朝闻的硕士生张晓凌刚刚被录取为自己的博士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王朝闻建议请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来带。到了1990年底准备毕业论文时,美术研究所内部有人提出刘纲纪尚不是博导(教育部正在审批过程中,不久便批准了。现为武汉大学终身教授),要取消张晓凌的博士生资格。院研究生部和美研所负责研究生工作的伍国栋、邓福星感到为难,来找王朝闻商量,希望他能接手成全此事。王朝闻首先调来张晓凌的论文初稿审阅,觉得确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如果取消资格让他重读三年,未免太可惜了。何况请刘纲纪作博导,是自己的建议,由院研究生部和美研所决定的。从大局考虑,他顾不得美研所的内部矛盾,接手指导张晓凌的论文修改。第二年,张晓凌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成了王朝闻的关门弟子。编选《王朝闻文艺论集》

  这里辑录自1978年到1991年,王朝闻直接指导的“美术理论”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名单:硕士生有邓福星、刘骁纯、翟葆艺、陈醉、葛岩、钱岗南、陈卫和、张保琪、梁江、吕品田、张晓凌;博士生有邓福星、刘骁纯、张晓凌。

  (原刊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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