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书法评论诸家谈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引发业内人士关注和热议。兹遴选从事书法评论、教育、研究、创作等方面人士对此的思考，与读者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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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评论的胆与识
西泠印社副社长、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教授  李刚田

近一时期，文艺领域出现所谓“饭圈文化”“顶流”现象等，说明当前娱乐圈思想观念混乱，亟需整治引导。同时，加强文艺批评，对端正行风也非常重要。
 
针对当下书法创作及现象的评论，我认为是一个很薄弱的方面，基本上处于自生自长的无序状态。首先，当代书法缺少一支具有较高素养与担当意识并有着专业公信力的评论队伍。这方面，我们落后于美术评论，美术方面，有着代表性专家组成的评论队伍，对当代美术的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与业内的公信力。其二，针对当代书法的评论缺乏一定的学术理念支撑，对当代书法创作及现象的评论，多是感性的认识及散乱的叙述，多是肤浅的泛泛之谈，多聚焦“是什么”的陈述而缺乏“为什么”的深究。其三，近40年来对当代书法的评论，缺少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成果，对创作产生的影响力有限，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这种现象是与当下书法繁荣发展的总趋势不相称、不协调的。
 
书法的评论与批评，须有三方面作支撑：一是评论家的专业权威性，这个权威性并非来自身居何职，有什么大师之类的头衔，或来自媒体天花乱坠的炒作，而是来自长期以来用“学术修为”自我塑造成的在业内人心中的专业形象；二是评论的客观性和鲜明的针对性，以其评论的客观准确真实而被人所信服；三是评论的真诚与善意，要敢于直陈己见，敢于针贬时弊，而其出发点是善意的、有责任心而无私利的，不把个人的恩怨带入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不义气用事、感情用事。此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共同支撑起了评论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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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断匾”与艺术批评
张瑞田

艺术批评有科学依据和专业特性。科学依据是指艺术批评对艺术作品的正确理解，这种理解需要建立在对艺术作品的形象、思想、语言形式的正确判断之上；专业特性则是指艺术批评的学科特点，其中包括批评的传统、批评家的立场、时代影响，等等。这就告诉我们，艺术批评是有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和自身价值取向的。
 
行之有效或者说被读者广泛认同的艺术批评，一定是具有思想魅力的，对艺术作品的赞扬和否定，对艺术家高下的评判，延续着一条清晰的美学路线，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清新的审美世界。这时候，艺术批评显得深邃、凝重，优美、通透。
 
然而，艺术批评会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异化，背离艺术批评的科学立场和专业特性，生硬图解社会观念，被利益捆绑，会让读者不明就里。
 
这样的艺术批评，让我想起顾颉刚所言“瞎子断匾”。古代经师解释《诗经》，云里雾里，比如《诗经》中那首脍炙人口的《子衿》，本是极其朴素的爱情诗篇，竟被解释成“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或“两男子相悦之词”等，让人瞠目结舌。针对这种现象，顾颉刚以“瞎子断匾”作讽喻，本来匾上无一字，却被经师深入“解读”，于是有了沉睡千年的“新意”。那么，“瞎子断匾”究竟为了什么？无非是显示解读者的博学，为封建帝王寻找钳制人们心灵的枷锁。
 
艺术批评的科学依据和专业特性强调真实。面对艺术作品，必须恪守讲真话的原则，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对一幅画的构图与色彩，对一幅字的书体、结字、气韵，做到从作品本身出发，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书写的传承与创新，才能得到正确结论，才会得到读者与观众的共鸣。
 
书法艺术的勃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书法教育的普及与书法市场的形成，催生了一大批书法家的产生。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书法失去了固有的光辉，书法家的文人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当代书法家群体，是在竞技书法体制里涌现出来的、以专事写字为主的书法人为代表。书法家形象的单一化，导致书法作品的扁平化，一系列“瞎子断匾”式的现象随之出现。比如宣称自己超过了古人，理由是今人所写的作品幅度古人没有写过，今人书写的气势古人没有达到。这样的认知能力是厚今薄古的极端表达，非常浅陋。古人写的作品，不管尺寸多大，不是输给今人的条件。中外艺术史对艺术家的评判，没有用体积、规模来衡量的，好与坏、高与下、强与弱是艺术作品自身的问题。同样，一些书法评论家也在进行“瞎子断匾”一样的“探索”，“大师”帽子满天飞，血统论、天才论肆虐，既无视书法作品的特性与个性，也无视一个书法家真实的学书经历，毫不掩饰的世俗逻辑，把本是美学与思辨的艺术分析从内部拆解，成为书法作品走向市场的说明书和介绍信。
 
倡导良好的学风，鼓励讲真话、说实话的品质，才能让“瞎子断匾”式的艺术批评没有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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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敢于批评、善于批评
吴川淮

2020年的书坛，最大的变化是评论家们敢说了，敢于指正书法现象中的缺点。公共媒体与微信监督成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景观，不论多高层级的书法家，只要其作品中出现错别字，就会有人指摘出来。现代社会的书法批评，已经不仅仅只是发表于纸媒上的文章，而是已经走向多元，微信平台的书法批评，现在应是较火的，这是无法回避的现象。
 
当下的书法批评，从最基本的错别字开始，到了对书法形态、雅与俗、道与器等方面的深入评论，其涉猎范围广泛，其中有些议论分析，不可谓不精彩和直白。
 
几年前评论家说一个书法家的作品有缺点，都会绕着弯子写，如今则比较直白了，好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书法批评的踊跃，一方面说明当下书坛风气正了、评论家敢说话了；一方面也能看出书坛的问题正被评论家们以评论的形式指正，也是对当下书法工作者的提醒与督促。虽然因为批评还引来了官司，但书坛的风气、风向终归向好的方向转变了，向更好的批评空间发展。如果各级文联、书协能够更好地引导鼓励，书法批评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良好氛围将会逐步建立起来。
 
我在今年年初曾撰写过一篇《建立一个怎样的书法批评空间》，就是有感于金肽频状告长安居所引发的感想。在当下书法大发展的环境中，需要建立一个健康、坦诚的书法批评空间，要把书法艺术还之于艺术、更纯粹一些，而不要将一些无关的社会性因素掺杂进来。
 
书法批评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是很特殊的存在，书法作者创作的作品其艺术水准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还不能引起评论家的关注，也不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古代书法文献中，篇幅不大，但对于书法的批评，多是寥寥几笔，但能够看到古人的坦率与真诚。如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前人的评价就比较矛盾，他一边说学草书一定要“入晋人格”，否则“徒成下品”，但一边又说他和时人书家“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这样傲视古人的狂言。米芾的评论经常因为角度不同，得出的判断也完全相反，如他评价颜真卿书法，一面是“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但对颜真卿《争座位帖》则评价：“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连米芾这样的大书法家对于古人的批评尚且如此，今人对当代书法家作品的批评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书法创作因为情境、角度不同，其批评的锐度是变化的，有时也是相互矛盾的，这也是书法特殊的规律所致。
 
当代书法批评可以有不同的话题：书法中的传统功力与个性发挥，有没有界限？书法中的现代派，能不能被大众所接受？大字书法尤其是广场上的表演性书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等等。对于各类书法现象的批评，一定要从真实的角度出发，从艺术史、书法史的角度出发，从古人的经典出发。批评家要以理服人，从艺术家的良知和审美观念来分析问题。
 
书法是一门民族的艺术、传统的艺术，更是人的艺术。人的不同才造成书写的不同，“贤哲之书温醇，俊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刘熙载《艺概·书概》）。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情，形成不同的书法风格，对书法批评家来说，要准确地对当代书家的状况、风格予以准确把握，指出其作品的优势与缺陷。我们要改变过去书法批评只是表扬而没有批评的局面，批评要大胆而尖锐，任何有益的、真诚的书法批评，都是对书法事业的爱护，都是在促使书法家成长和书法艺术的发展进步。
 
当代书法批评可以有不同的话题：书法中的传统功力与个性发挥，有没有界限？书法中的现代派，能不能被大众所接受？大字书法尤其是广场上的表演性书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等等。对于各类书法现象的批评，一定要从真实的角度出发，从艺术史、书法史的角度出发，从古人的经典出发。批评家要以理服人，从艺术家的良知和审美观念来分析问题。
 
书法是一门民族的艺术、传统的艺术，更是人的艺术。人的不同才造成书写的不同，“贤哲之书温醇，俊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刘熙载《艺概·书概》）。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情，形成不同的书法风格，对书法批评家来说，要准确地对当代书家的状况、风格予以准确把握，指出其作品的优势与缺陷。我们要改变过去书法批评只是表扬而没有批评的局面，批评要大胆而尖锐，任何有益的、真诚的书法批评，都是对书法事业的爱护，都是在促使书法家成长和书法艺术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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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如何搞好文艺评论？——从两组关键词解读《意见》
姚洪磊

阅读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其释放的信号显而易见，说明国家已充分认识互联网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新特点、新挑战。从文本措辞来看，《意见》的起草者明显具有与时俱进的“互联网”思维。在此，要聚焦两组关键词，在政策导向的层面，亦可给专业艺术媒体以重要启示。
 
“线上”与“线下”
 
所谓“线上”，是网络空间；所谓“线下”，是现实环境。综观当今文艺界，不管艺术家还是评论家，大多都因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改变生存方式与表达方式。而在疫情的助推之下，这两年书画作品的网络展越来越多，不管专业媒体是否报道，网络评论区的各种跟帖和发言却热火朝天；而理论家们不管身处天南地北，只需同时登录“腾讯会议”之类的软件，专题学习、理论研讨就可以在线上开展了。
 
神奇的互联网，使人们的视听与互动实现了空间自由乃至时间自由。而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与壮大，传统单一的物态媒体，影响力也遭遇挑战与削减。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自媒体为主的网媒艺术评论虽然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但是过激观点、业余评论却时常会误导受众的审美判断。专业媒体评论虽然关注度有所减弱，但其专业性、权威性仍然是无法取代的。高层管理部门的有识之士，已然察觉到这个现实。
 
两者的缺点需要改进，两者的优势需要互补。正因为如此，《意见》指出：“建立线上线下文艺评论引导协同工作机制，建强文艺评论阵地，营造健康评论生态，推动创作与评论有效互动，增强文艺评论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促进提高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这一导向无疑是明确、正确的，但在具体推进层面，还需要实践的智慧。
 
“流量”与“标准”
 
因商业运营思维的深化，作为媒体影响指数的报刊“发行量”和电视“收视率”，随着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兴盛，逐渐演化为“点击率”和“流量”，“受众”也演变为“粉丝”。于是乎，以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为主要形式的网络自媒体，绞尽脑汁“吸粉”，竞相追求“流量”。其中有些“高手”，又借助“线上流量”的影响衍生“私域流量”完成价值变现。
 
艺术评论类自媒体，很多是为金钱而生，为了博取关注，营造热点，炒作热点，追求“语出惊人”，或毒评、谩骂，或恶评、恶搞，哗众取宠者比比皆是，唳气、躁气、铜臭气弥漫于话语空间，内里时能管窥商业逻辑的发力。平心而论，在一些自媒体的艺术评论中，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多被泥石横卷的“流量经济”笼罩和裹挟。对于这些乱象，《意见》指出：“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不唯流量是从，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
 
以专业性和权威性而立身的艺术媒体，有责任面向广大受众宣扬和构建各类艺术的核心价值观与审美标准，而实现这一职责的主要武器就是艺术评论。《意见》指出：“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并且“健全文艺评论标准，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针对现实之病，这是符合文艺评论辩证法的大药方。
 
另外，需要反思的一点是，对于艺术领域的部分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网络自媒体甚嚣尘上、狂带节奏的时候，承担文艺评论功能的部分专业权威媒体，有时因为保持着审慎与冷静，在客观上也让出了议程设置的主导权，在社会化传播的层面，未能强有力地发挥在艺术价值导向上的统领作用。
 
互联网传播的根本特性是互动传播，专业艺术媒体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基于艺术事件和艺术议题，策划、主导议程设置，吸引受众展开艺术对话，在热烈对话的过程中获得“绿色流量”，在民主交流的语境中有效地“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繁荣发展”，这是能在《意见》中解读出的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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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无“识”者参与   书法批评的生态亟须改善
郑荣明

近日，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
 
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加强文艺评论阵地管理，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笔者最近观察当今受众广泛的网络新媒体“今日头条”上大量有关书法的“微评、短评、快评”后，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当然，也想为“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文艺评论阵地管理”等提点意见。
 
如果从“今日头条”上观察当今的书法“批评”生态，或许只能以“一地鸡毛”来形容——这里的“评”“论”以及“批”，确实是够“大众”的，谁都可以自说自话、振振有词地当“评论家”“批评家”，谁都可以在这个阵地里评论书法，找到“指点天下”的良好感觉。看似我们的书法“批评胜景”因新媒体的兴盛“翩然而至”，但真实情况如何？
 
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正统”是新媒体“书法批评”的一大热词，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一些“批评者”在“正统”大旗下的“制造”：以“正统”为名，制造所谓的“丑书”概念，把不符合“大众审美”的创作皆拉入“丑书”范畴，并予以围攻，甚至侮辱、谩骂；以“正统”的“价值取向”“二王标准”，将一批批“大众喜欢”的“江湖书家”冠冕堂皇地通过煞有其事的“评论”推向前台，甚至动辄冠以“杰出”“最”“第一人”的帽子，制造出一拨拨“大师”；“古人就一定正确吗？就一定是最好的吗？书法审美标准只有一个，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就是好书法”，这样颇能蛊惑人的“审美标准”几成新媒体书法评论的“主调”，而这些人目中的“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最高级”的往往偏于甜俗、庸俗、低俗。我们悲哀地观察到，“田楷”者、简军海者、“美女书家”方某者，大行其道、成为网红、变身顶流；我们也很无奈地发现，许多人在稍稍“专业”的认知中，能代表书法的就只是“二王体系”的书家和他们的制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正统”，才是“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正统”有问题吗？“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有问题吗？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当以“正统”“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为唯一而排斥其他；当在“正统”的旗号下，认可庸正、甜俗甚至僵化、随性的低俗、恶俗成为当代书法审美的主要标准；当一大批“无知无畏者”借“弘扬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复兴”等这类看似具有“说服力”的名义，以汹涌之势棒杀“非正统”，那问题就大了！
 
网络时代、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书法的“大众化”正被无限地放大，而无“知”无“识”者大规模地参与批评，在所有的艺术领域中，或许只有书法界才出现此“奇观”。如此，我们书法界的专业层面、专业人士该如何面对？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互动”“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这确实就是药方。我以为，平台的“占领”、专业媒体更广泛更深入更有效的“引导”、有系统地建立书法批评的网络发表机制和规范、“批评的批评”的倡导和激励，等等，都是需要的——我们的专业媒体要站出来引领，专业书法家、批评家要站出来说话，不能作壁上观，更不能只在新媒体上炫耀和卖字。
 
突然想到，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再来一次“书法美学大讨论”，或许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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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重要 假重要
朱以撒

书法批评重要与否？每个人都会列其一堆理由言说其重要、非常重要，根本不能缺少。肯定一个说法并不困难，肯定是最不缺乏的。既然公认书法批评非常重要，为什么批评却难以勃兴成为日常？书法创作重要吧，也没有谁发文论说书法创作非常重要鼓励大家为之，却有潮水般的人群热衷于每一届大展，参与阶段拜师学技、参与培训又何其多！这只能说创作人群是不会止歇的，根本不需多此一举去言说其重要性。老的参与者退下来，新的参与者接续，没有颓势。可见言说重要的没多少人参与——有时就是如此，不提倡的人人乐意为之，特意提倡的，还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来认识的，和者寥寥。大家都不愿去研究、践行，再重要也没用。
 
只能说更多的人无所谓其重要——一个人不愿意从事书法批评不是过错，别人也没理由对此进行批评。艺术进程的行为都是个体化的，不愿意也罢，真重要与我何干。
 
我写过一篇《传道士》的文章——传道士到处传道，道何其深广重要，当如何如何为之。劝大家去做，自己却是不做的。他只是传道，讲一些大道理。譬如说批评何等重要，放在一个绝高的位置上，劝大家去批评，传道士却躲起来观战，绝不出面表达见解，如果真要表达，也是一番颂美之辞。在不少书法场面上，很有身份的书协领导也参与了，发言了，都是谀人之说，且不说批评其中一二缺陷，就是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都闭口不提。既然领导都如此，剜烂苹果的人也识趣地把手术刀藏起来，也都会跟上领导的调子。批评应成为自觉的愿望才有效果——就算没有丰富的批评知识储备、专业批评话语，那也先树立一个批评的愿望再说。一个人如果在运用褒贬权利时只用褒不用贬，也就属不客观运用。在艺术生活中，运用褒已是一种惯性。而贬——即批评的运用，已经陌生之至。如果一个有书协领导身份的人能葆有怀疑精神，能于对方作品中切中肯綮、独立判断，挑剔出一二对方全然不知的弊病，理性分析之，鞭辟入里，让人豁然开朗，响浃肌髓，举座皆惊，是能赢得赞叹和尊重的。如果又是粉泽相高、朱紫夸耀，那就等同一般看客了。加上有的书协领导自身就善于自我吹擂，自己都不能客观看待自己的缺点，又如何能导引批评——很多时候，批评的真重要是对外界说道的，对自己来说是假重要、不重要。
 
认为书法批评真重要的是另外一些人——的确愿意以书法批评作为自己探讨的方向，构成个人精神的物化形式。这样的人无多，但出于自愿、自觉，故能持抱不放，得以持久。他们未必把书法批评看得如同文件所云那般重要、那么有高度，只是骨子里、识见里认定这个方向，试水前行，由浅而深。从事书法批评的人和从事创作的人不同，构不成集团式，无需经过精英班、国学班训练，也少轰动亮点，说起来是散而不聚，各人提灯行夜星星点点，各擅其长，各达其意。不知教科书亦无论何经典以引导，使各有所感、有所思，不必同。这一点与创作的追逐时风大有不同，每个人有自己的书法批评空间，甚至从文字上难以溯来源，都是积岁年而成。书法批评文体的多元也体现在随感、书评、访谈以及学理论述，无时兴追附一说，亦无当代创作“缀拾蚁注字，套类蜂分房”（元·刘将孙）之说。对于书法批评的自觉实践，最终还是需要建立个人的批评话语——这与书法家一样，要有个人表现风格，要异于他人而不蹈袭。这样，才能使个人的批评愿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只是想着如何使批评能够改变书坛现状是不够的。除了出于公心敢于批评、善于批评，个人还更需关注批评风格的个人化形成，使自己的批评成为有独自特色的艺术品。书法批评即便重要，也不要视为死板冷漠之物，使自己囿于一个刻板生硬的空间。书法批评是最容易见出情性和才华的，足以在批评文体、形式、语言、分寸、温度上见出个性之美，成为批评者的个人财富。
 
书法批评非常重要——传道士围绕这个题目可以说三天三夜。但事实是，愿为之者鲜，不为之者众。对一些人来说是真重要，对一些人来说则是彻头彻尾的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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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语境的反思：多元与共识
薛元明

当前的书法创作和批评，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共识。
 
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且能够共存、共融，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至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多元共生”在书法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唐法和宋意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立的，譬如米芾，针对很多唐人加以批判，但米芾本身也多取法唐人。宋代以后，唐法和宋意始终是共存的，共同发挥作用。
 
不独唐宋之间如此，其它朝代亦然。不同时代的经典，只是基于不同时代环境的影响，存在风格差异，但始终有一个主脉，在此基础上优胜劣汰，去“伪”存“真”。
 
而在今天，书法创作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只是风格差异的问题，而是创作方式乃至认识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异，这也使得评论和批评无法更好地开展，要么是自说自话，要么是鸡同鸭讲，驴唇不对马嘴。
 
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几千年的书法史，各种经典之所以能够实现最终的共存、共融和共生，在于一个前提——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差异只是认知角度，而非认知标准。
 
今天的书法创作出现了一些“越位”的言行，导致时不时要回到原点来探讨——诸如什么是书法？或者书法创作的底线在哪里？这些问题的提出，就已经表明“创作”已经突破底线，“非书法”“反书法”的成分越来越多。“伪命题”也越来越多，致使批评看似增加却也成为无意义的负担，很难进行下去。批评交流必须在同一平台上，哪怕认知水平存在高低落差。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不在同一个文化前提下。
 
从专业美院到整个书坛来看，书法的“流派”已变成了各种“派系”，巧立名目，现代派、古典主义、文化书法、艺术书法、学院派……形形色色，不胜枚举。说到本质，无外乎“山头”而已，涉及利益纷争，有些甚至是反文化的，但无一不是利用书法的名义进行。
 
书法家的身份，原本只是表明个人不同的出身、职业，可能有不同习惯。但现在，不同的身份则代表不同的利益，最要命的是，各有说辞，甚至同样可以进行“理论包装”，看似也有观点支撑。
 
笔者将所谓的“创作”中所有的问题集中概括为两点：
 
一是将个性等同于花样，只要与众不同，便解释为独具个性。
 
二是丧失了“共性”。回到最常见的“百花齐放”观点来看，暗含一个前提，“花”应该都是鲜花，现在像曼陀罗这类“毒花”和塑料花也混在内，根本无法放在一起比较——前提被置换了。
 
“共性”往大处说，就是由共同价值观所决定的，核心是中国文化本体。
 
共同价值观的丧失，既是当下创作混乱的原因，也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共同价值观丧失的原因有很多，主要不外三方面：
 
一是信息大爆炸。目前所能听到、看到的各方面信息实在太多了。海量信息，真假难辨，良莠不齐，对每一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旦缺少审美辨别能力，就容易随大流，被人牵了鼻子走，遵从“羊群效应”这一定律。
 
二是时空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只是纵向的时间脉络，现在则是纵横交错，涉及古今中外等各种影响因素，个人很容易出现错位。
 
三是现实利益纠葛。这一点毋庸赘述，不言自明。不同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会扭曲人的心态和观点。很多观点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并不是发自本心。
 
原因找到了，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具体而言有三个：
 
一是创作与“创作”的对立。这在前文已有表述，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创作”的方式。
 
二是理论与“理论”的冲突。时下很多“理论”不能称之为理论。真正的理论应该是思想的结晶。现在很多只是灌水，所见最多就是把很多西方语汇生搬硬套过来，诸如“全球化”“后现代”和“现代性”等看起来特别时髦的字眼，于书法来说，未必匹配，加上没有充分消化，最终只能如云山雾罩。我丝毫不怀疑也不否定有一些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可以借鉴运用到书法评论中来，但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单纯采用“拿来主义”，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创作的对立是由理论的冲突所引发的。然而不能不说，这些“理论”有时更具迷惑性，混淆视听，让人无所适从。
 
三是理论与创作的脱节。目前很多创作只是创作，理论只是理论，两者丝毫不相关。研究创作的人未必要专门去研究理论，但一定要关注、反思理论，否则无法实现其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研究理论的人不进行创作，或者创作底子薄、没有足够的创作实践经验，那他提出来的理论就是纸上谈兵，为理论而理论，如同隔靴搔痒。要知道，古代有一定影响的书法家大多是理论与实践双栖型的。时下的专业分工导致越来越多的割裂，即便在书法专业研究内部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视野越来越狭窄。
 
要弥合这些对立、冲突、脱节乃至鸿沟，必须呼唤“共识”。“共识”需要回到中国文化本身来探讨，确立共同的文化价值观，首先是了解“多源共生”的特点，其次便是强调“融会贯通”。从某个角度来说，“通学”是专才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