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热建设中探索笔墨新路

      新中国的成立，为美术创作带来了更多新鲜的创作素材和表达视角，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成为美术创作者所乐于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包括版画、国画、工艺美术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开启了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新篇章。创作者们主动深入生活、擘画时代、服务人民，从题材到形式上都做了探索创新。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情和新景象融于美术作品中，反映出时代的变革和旋律，而这种对火热生活、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的关注和投入，使得美术本身也有了新的发展。工业版画、新山水画、“建国瓷”等对各自艺术门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温这些新中国建设题材美术作品，回眸作品的创作故事，凝视其中的建设者形象，重温火热年代的集体记忆，可以令我们更深切感受到党的文艺政策下，美术创作者的一股精神气象。而这，也将让新时代的美术家更好思考在当下艺术创作中，如何更好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深入人民生活中提升思想和艺术境界，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宋恩厚 肖曰富《创举》（版画）84×64厘米  1964年

工业版画：充满奋发进取的精神伟力
 
      工业版画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诞生的，是一个独特的艺术类型。新中国建立之初，举国上下百废待兴，全国各地大批专业版画工作者在建设热潮中，深入建设前沿和工业生活，在激情燃烧的建设氛围中，挥洒热情，奉献青春，感悟人生，创作了许多反映工业生活和建设风貌的版画作品。
 
      版画家宋恩厚回忆，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国工业生产正处在恢复阶段，那时的工业版画作品如古元的《鞍钢修复》、汪刃锋的《抢修炼铁炉》等，画题中的“修”字，凸显出当时工业战线恢复生产的状况和历史背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地掀起高潮。这时的工业版画作品如陈烟桥的《建设中的佛子岭水库》、洪世清的《新安江水电站工程》、荒烟的《汉水大桥工地》、李桦的《征服黄河》、李介文的《千军万马建武钢》，以及赖少其、师松龄、陶天月、张弘、吴燃、林光耀合作的大型套色木刻组画《治淮工程》等多以工程项目为画题，反映出新中国工业战线大建设的盛举。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赵延年的《我们要与时间赛跑》、沈柔坚的《只争朝夕》、张在元的《纵横千里》，还有陶儒生、黄丕谟、殷福林合作的《冒雨焊接》、丰中铁的《电力先行》等，无不投射出那个火红年代中国工人阶级充满浩气的英雄主义色彩。还有武石的《最后一根钢梁》、易振生的《转炉车间》、陈小南的《浇钢锭》，体现出那一时期中国工业版画的最高水平，勾勒出了那一时期中国工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全幅式图景。
 
      随着工业版画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这些热爱并从事版画创作的人开始集结，全国各地产业工人中的美术爱好者开始从事版画创作，形成大庆、鸡西、一冶、塘沽等著名版画创作群体。随后，以本企业为依托的工人版画创作群体兴起，掀起中国工业版画创作的第一次高峰。以工矿企业和工业地区为群体的版画创作活动带动了一线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所产生的优秀作品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工业建设的方方面面。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李允经认为，与新兴木刻粗犷刚健的风格不同，新中国工业版画以细致写实之风为版画发展开辟出新道路，特别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刻画，为版画创作增添了新趣。但新中国工业版画依然承续了新兴木刻精神，不论是表现工业建设场景，还是表现火热的工业生活，或者是表现劳动大众，都充满奋发进取的精神伟力，镌刻爱国主义精神，进而陶冶大众。而工人群体创作的工业版画，更充溢着他们内在的精神满足感和理想追求，以独特的视角和语言来展现工业生活和建设场景，另有一番趣味。工业版画于题材和形式上的创新，可谓中国现代版画史上一项突破性成就。
 
      工业版画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门槛不高、容易被吸收接纳的特点。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版画作为一种向往先进工业文明的艺术形式被迅速推广，成为“时尚”艺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厂矿企业、民间或者是单位机关里都有各式各样的版画创作组织，版画的坚实群众基础为其传播发展奠定了基石。而宋恩厚认为，工业版画的生命力更离不开其精神传承，这个传承就是源自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了救亡与革命而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自诞生起新兴版画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紧密相连，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新兴版画始终汇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植根在人民大众生活的土壤，高扬着时代的主旋律，这也成为工业版画血液中的基因。

钱松喦《积肥》（国画） 51×35.8厘米

新国画：建设主题开启中国画新境界
 
      从1950年开始，“如何使中国传统绘画更好地适应新社会的需要”被提上议程。美术史论家陈履生认为，建设主题在新中国的兴起，与提倡写生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中国画领域，是改造国画整体战略中提倡写生之后所迈出的又一步。国画的时代之变，正是通过建设主题率先开启了人们对于国画的新知，而这种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模式在经过历史的发展后，形成了新中国美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此后的创作。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这些新面貌、新成就成为画家们重点表现的题材和对象。1955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出现了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潘韵的《春之晨》、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岑学恭的《木筏》等一批用传统山水画手法表现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作品。

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国画）
纵178厘米，横94.5厘米 1954年 现藏中国美术馆
《新开发的公路》为作者1954年到南湾水库深入生活后而作。
画面通过表现蜿蜒曲折的山区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惊动了猴子和山鸟的场景，突出一个“新”字，
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表现建设图景的新山水画代表作。

       “传统的国画再也不是文人雅士脱离尘世的孤芳自赏，而是成为配合建设新中国的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种具有歌颂意味的表现，超越了当时的审美，标志着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成了时代的主流。”陈履生分析，一些建设项目，如水电站、盘山公路、穿山铁路等都在崇山峻岭之中建设，给自然的山水增添了人们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形象因素，这种建设的业绩为山水画和风景画的时代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机缘。在那个火红的年月，画家在深入建设工地的写生活动中，亲眼目睹了真山水中建设工地的热火朝天。感染中的启发以及在这种启发下所产生的创作冲动，促使了一个普遍以描绘建设或生产工地的山水（风景）画的潮流——“新山水画”的出现，成为中国画的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

傅抱石《黄河清》（国画） 51.2 cm×75.9 cm 1960年 现藏中国美术馆
《黄河清》是傅抱石以三门峡工地为题材创作的。
此作没有拘泥于工地繁忙建设场面的表现，而是以大胆的取舍、巧妙的立意。
山上耸立的巨大高压电线杆是画眼所在，高压电线杆与山川的夸张比例，突显了时代气息，以及“人定胜天”的信念和火热建设的万丈豪情。
横贯画面左右的高压输电线增加了空间开阔感。
山头上点缀以人群、工棚和往来车辆，进一步折射出画面的主题：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黄河水由左上绕远山曲折而下，远方的黄土坡绿意盎然，内蕴着“圣人出，黄河清”的典故。

      当时，以江苏省国画院傅抱石、钱松喦、宋文治、张文俊等为代表的画家，创作出了一批表现新中国建设的作品。如国画院集体创作的《为钢铁而战》、傅抱石的《黄河清》、钱松喦的《罱河泥》、宋文治的《采石工地》、亚明的《争分夺秒》、张文俊的《梅山水库》等，都生动地表现出了当时国家在工农业建设方面的过程和成就。其中钱松喦创作的《芙蓉湖上》、《木船革新竞赛》、《秋耕突击队》等一系列作品，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传统国画结合新题材的广阔前景，也看到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画师在国画改造过程中的巨大变化。
 
      而此时的祖国西北，以石鲁、赵望云、李梓盛、康师尧、何海霞、方济众等画家为代表的“长安画派”，他们的绘画题材以山水、人物为主，兼及花鸟；作品多描绘西北特别是陕西地区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其中尤钟情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山水水；在创作手法上，他们致力于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
 
      不同流派的新国画各有千秋，但是画家们都在适应新中国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自己的艺术生命增添了时代的光彩。
 
新工艺：为祖国和人民而设计
 
      1958年上半年，首都北京开始建造新中国第一批“十大建筑”，以此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1958年至195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75名师生参与首都十大建筑装饰工程，在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装饰设计中，“古为今用，外为中用”，努力寻求现代功能与民族形式的融合，与建筑师、使用单位、施工单位、技工师傅精诚合作，从实用出发解决问题，避免复杂烦琐，加强尺度观念和整体意识，推陈出新，创造了简洁明快、朴素大方的时代感。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当时被分配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主要负责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花饰、彩画和门楣的装饰设计，以及外墙的琉璃花板和须弥座的花雕装饰工作。她曾回忆：“周总理提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在确立其艺术风格的时候，还提了一个宗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几句话，影响我的一生。”当时，她负责为天花板设计装饰纹样，她从敦煌艺术中得到灵感，设计了莲花形状的装饰图，但因为没有解决通风和照明而被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师张镈否决了。常沙娜连夜重新设计方案，将通风口设计在深颜色装饰的位置，材料定为铜，外围增加一圈小灯。“设计，无论好看与否，都要跟功能、材料相结合，这成了我一辈子追求和遵循的设计宗旨。”常沙娜说。
 
      1952年，中央决定组织生产“建国瓷”，作为国家庆典用瓷。“建国瓷”由周恩来总理审定方案，原轻工业部组织，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设计，故宫提供参考资料，江西景德镇生产。1952年8月，原轻工业部提出设计原则：民族形式、大众适用、科学方法。1953年2月，经评选采用祝大年的设计方案：青花斗彩缠枝牡丹纹中餐具、青花海棠纹饰西餐具。9月，正式投产第一批“建国瓷”。1954年9月，国庆5周年如期完成“建国瓷”任务。
 
      历时三年的“建国瓷”生产，经过设计委员会的严格甄选，共计生产了7万余件瓷器。其中，200件青花斗彩牡丹花钵和粉彩十二牡丹的薄胎碗、粉彩人物《梁红玉击鼓》花瓶、50件粉彩《木兰从军》花瓶、古彩描金《荷花》梅瓶、粉彩《万花》尺六果盘、黑叶描金《牡丹》茶具，一致被认为装饰大方、色调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对于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如《采茶扑蝶》、《迎红旗》、《志愿军在朝鲜》、《祁连山探勘队》、《小孩放鞭炮》、《东北舞》以及反映民间故事的《梁祝姻缘》、《白蛇传》等，被认为突破了原来单纯的传统模式，在创作上吸收了剪纸、年画、雕刻的表现方法，是充分体验生活的成功创作，被誉为“划时代的进步”。
 
      陶瓷艺术设计家、当时还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的张守智认为，“建国瓷”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由国家组织设计指导生产、从中央到地方产区的大型系统陶瓷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代专家和艺人结合的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陶瓷恢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新中国1951年建立中央美院、1952年恢复建制陶瓷科（专业）的初期，按照国家教育方针，首次亲历设计教学与生产、专家与艺人相结合的教学实践，明确树立了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向，为专业教学建设积累了经验。

（部分图片及图注为编者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