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安：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要更多注意整体共性

      所有对历史的回顾都应作用于今天的实践。在今天中国艺术呈现出多维、多元、多样的探索态势面前，如何使20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经验成为今天艺术创新探索的重要资源，这是一个课题。
 
      今年是2020年，我们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遥想100年前的1920年，那时候的中国艺术家乃至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中也遇到了深刻的变革。虽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变革发展离不开每一位艺术家在求索道路上的不断奋进，但是，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要更多注意到它的整体共性，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融汇起来，形成关于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我以为，其中至少有3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20世纪的中国美术家都具有思想关切的情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或者文人就有这份关切家国的情怀，但到了20世纪更加强烈、更加明确，这就使得20世纪的中国美术在创作上有一种非常鲜明的主题意识，不管是山水花鸟，还是西画的风景、肖像、人物，以及大型的、情节性的、群像性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主题意识。特别在反映苦难、抗争、呐喊、奋进这些方面，它总是灌注了一种时代的主题。这种共性的特点跟以往传统中国绘画有很大的差异，呈现出现代性的特性。虽然在古代绘画里，中国画也有象征，也有描绘当时的现实，但是没有像20世纪中国美术这样着重现实关切。这种关怀是一种思想的关切。

蒋兆和《流民图》(局部)   现藏中国美术馆

      二是在整体美学风格上可以概括出20世纪美术的基本特征。
 
      比如，20世纪中国美术体现出了“雄强”的美学特点。毫无疑问，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和外部的社会环境与艺术氛围密切相关，而20世纪的中国经历着动荡、苦难、建设、探索，这种变的发展始终贯穿百年，所以，艺术家不约而同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新的视觉结构，这种视觉结构跟传统相比没有弱化反而更加强化，不是变得狭窄而是更加宽阔。在理论上也可以看到许多艺术家的理想，如徐悲鸿先生，他提出“尽精微，致广大”、“宁方勿圆，宁拙毋巧”，讲的都是雄魂之美、雄强美学。此外，潘天寿先生的“强其骨”则是非常概括的提法，因此，20世纪的中国绘画也好，雕塑也好，绘画里的水墨、工笔、油画、版画，乃至于小的漫画、连环画，都有一个非常共性的特点，就是追求“雄强”，这种“雄强”是时代精神力量的视觉体现。

傅抱石《夏山图》1943年作  纵111厘米，横62.5厘米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石鲁 《转战陕北》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是20世纪中国美术画坛的艺术家都有一份美育情怀。
 
      20世纪有许多中国文艺家到西方求学，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许多在国外研究文学的文学家回国后大多当了报刊的编辑，因为他们觉得当编辑可以发表作品、发现人才，可以把进步思想、革命思想的文学创作作为精神的匕首；而美术家留学归国之后，主要是兴办艺术教育，以人才培养为己任，因此，这些名家几乎终身在艺术学府之中。这个现象很有意思，说明美术需要讲传承，需要通过教育美育来向社会输送一种精神文化，所以百年中国美术历史也是百年中国美育历史，这是非常鲜明的共性，值得我们有更多的探讨。

徐悲鸿《骋马图》轴，纵89.2cm，横81.8cm，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我们所有对历史的研究都是为了在当代能有一种新的学术出发基点，因此“碰撞”、“交融”、“生长”这3个词在今天又有新的表现。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碰撞不仅仅是中和西的碰撞，更多是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中国艺术如何走出自己的时代之路。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化文明的发展是一条大河，不同川流时而汇聚、时而分开，但它是一种有时间指向的、奔流的大河，有往前的趋势。今天的全球化的态势更像一片海洋，众多文化在这里彼此消长，形成更深层力量的交织，而中国艺术应该在这片海洋中更多地体现出自己的力量。

 
散花坞云海奇观 刘海粟 布面油画 1982年

      同样，在“交融”这个课题上我们也遇到新的时代挑战，交融既是艺术家个体在学术框架上所建立的一种“跨”的特征，还有在整体上与今天时代发展一些新特点的交融，包括图像时代艺术的图像问题、艺术如何借助科技壮大本体的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理论上的分析，从而才能为中国美术在新时代的生长和发展凝聚更多共识。

 范迪安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本文摘编自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第二届北京国际艺术高峰论坛”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来源：《中国文化报》2020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