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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来源:中国书画网 作者:薛永年

     近些年,“新水墨艺术”频繁展出,“水墨热”正在成为一种惹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不久前,回顾40年来中国画发展变革的大展以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思路进行梳理,分“新水墨”与“新中国画”两大板块展出,引起学界关注。有人指出,从作品看两大板块互有交叉融汇,“新水墨”不仅容纳了某些“新中国画”,而且包括某些工笔重彩,“新水墨”的理念可能会影响中国画的走向。有人就此提问:中国画之称是否可以用比它更有包容性“新水墨”取而代之?“水墨”是“中国画”的延续发展?还是中国艺术参与国际对话的策略?编者要我从美术史的角度来回答这个属于理论建构的问题,虽觉有点勉为其难,但也是一个独特视角,聊作梳理略抒己见,以供读者参考。

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传)唐 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本来,水墨画的固有概念,未见得可以代替中国画。传统的中国画,包括水墨与丹青。中晚唐以来,水墨画得到发展,后来居上,日渐成为主流,丹青边缘化了,水墨画几乎成了传统中国画的代称。但丹青同样是值得发扬的传统,视而不见,固不足取,把它纳入水墨,则名不正而言不顺。中国画之名,始于近代。在古代,中国画就叫“画”。自从有了来自西方的绘画,称为“西画”,才有了中国画之称,并简称“国画”。正像有了“西学”,才把传统学问称作“国学”一样。20世纪前半叶,在美术院校中,有国画、西画之别。在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绘画学科中,中国画与油画、版画等并列,但是中国画的命名并不以材料媒介区分。

     有朋友说,“水墨画”是画种称谓,“中国画”是文化称谓,从历史上看,确有一定道理。20世纪以来,东方国家面临西学东渐,既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绘画,使之本土化,又继续发展传统绘画,使之现代化。中国如此,其他东方国家也一样。遍观近代东方美术史,各国走向现代的传统绘画,名称大体接近,中国叫“中国画”,日本叫“日本画”,朝鲜叫“朝鲜画”。之所以把实现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绘画如此命名,不是不开放,也没有忽视媒材,而是重视民族性,重视民族身份,强调现代化进程中坚守艺术的民族根脉,在欧风美雨中体现其文化自信。

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潘天寿《雨后千山铁铸成》纸本设色  1961年作

     按材料为中国画更名,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仔细想来有两种动因:一是改造中国画,突破原有壁垒,使之大胆吸收西画的造型手段和色彩观念,如1953年院校中以“彩墨画”取代“中国画”之称,但随着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取消了这一称谓,以北京中国画院成立为标志,恢复了“中国画”的名称。二是便于对外交流,使中国画走出去,向外国朋友传播,如1988年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北京国际水墨画展’88”与研讨会。作为参与者,回想当时所以用媒材命名画种,是想通过采用西方通用的方式,使中国画与油画、水彩画匹配,有利于国际交流。把中国画叫“水墨画”,既是对话交流的策略,也有益于从媒材的角度吸取外来经验。1998年开始的“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同样如此。
 

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1988年“北京国际水墨画展’88”现场

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1998年“第一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

      在举办国际活动中使用“水墨画”之称,并不等于把“中国画”正式改名为“水墨画”。这是因为,“中国画”之称出现的历史背景表明,它不是以材料命名的造型艺术,不是过时的仅有地域性的画种,而是蕴藏了中国艺术特色又承载着民族文脉的绘画艺术。民族文脉是在传承发展中积淀的稳定因素,具有超越时空的恒定性。中国画无疑要与时俱进,但与时倶进而不为其他外来画种取代的命脉,恰恰是表现为民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民族价值观念的民族文脉。那些丢掉了民族文脉的创新艺术,可能是好的外国画,但不是好的中国绘画,也不适于叫做“中国画”。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旧国画的推陈出新中,提出了“新国画”的概念,推出了一批面貌全新的中国画,贴近了时代,讴歌新事物,引进了写实造型,丰富了笔墨表现,扩大了中国画的内涵。这些新国画随着历史的前进,已成为现代中国画的重要部分。也许“新中国画”的名称,渊源于此。

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傅抱石《西陵峡》

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石鲁《转战陕北》

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方增先《粒粒皆辛苦》

      至于“新水墨”则出现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在反思传统与借助他山中,出现了各种新的形态,有新写实、新写意、新水墨画、新工笔重彩画、新文人画等等。其中被称为“新水墨”的作品,当初包括了抽象水墨、表现水墨、实验水墨等多种样貌,有些已经在发展中培民族之根铸中国之魂,成为中国画扩大的版图。另些虽然也在挖掘传统中国水墨画的潜能,探索水墨材质表现新的可能性,但借助西方现当代艺术的观念,更重视跨文化、跨媒介、跨门类、跨材料的探索,甚把创新的生长点,自觉不自觉地确立在他山之上。

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吴冠中《荷塘》

      近四十年来,把中国水墨画叫“中国画”,在于强调与传统的联系,强调中国水墨画的民族性,强调艺术的民族文化内涵,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把中国水墨画叫“水墨画”,既是要和外来画种比如油画、水彩、版画的名称相匹配,便于中国水墨画突破陈规地吸收外来经验,也便于中国水墨画走出去。这就是中国画之称与水墨画之称并行的原因。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认识虽然也在与时俱进,把原本不承认是中国画的作品也纳入了中国画的范围,出现了中国画概念的拓宽,但拓宽不等于没有门坎,于是也有了“中国画底线”的讨论。
 

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1998年“第一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作品
袁运生《无题》 188x96cm

      近些年,在全球化浪潮和数字文明的趋势下,各种“新水墨”积极发展,至把二维的水墨画延展为水墨装置艺术、水墨新媒体艺术。有些作品与生活的感受无关,水墨只是作为元素,但从架上走到架下,从平面走向立体,从二维走向三维,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媒材走向观念。有的论者甚至强调,新水墨的概念,就是不仅可以用水墨、用毛笔,也可以不用水墨、不用毛笔而用任何一种方式作画,只要用激活传统的方式,就仍然在“新水墨”的范围之内。不过这种更加扩大了疆界的“新水墨”,令人不好把握,也许叫当代艺术更为合适。与此同时,有一种看法认为,水墨艺术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身份的重要符号与象征,又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吸收,所以产生了重大的当代性发展,其开放性和多元化的艺术面貌似乎更容易参与全球对话而被西方所接受。于是出现了用“水墨艺术”之称替代“中国画”之称的议论。其实,上述两种“新水墨”主张在内涵上未必相同。
 

薛永年:“中国画”还是“水墨画”?
王天德《满船梦雪晚》 2019年作

      其实,动态地观察中国画与“新水墨”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交融互渗中此消彼长,坚持了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中国画,在守正中延展,领域在缓慢地扩大。新水墨画越来越多摆脱西方的影响,在突破中回归,部分融入了中国画之后,仍然继续着新的探索。而新时期以来,美术界探索中的突破,回归中的激活,始终是相成而互补的。种种探索性的实践,又常常是理论先导。而理论的讨论争辩,反过来校正了艺术的航向。中国画与“新水墨”,看似名称之异,却连带着艺术观念乃至新时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建构。中国功夫——武术,不一定叫格斗,中医推拿,也不一定要叫按摩。基于此,眼下我不赞成用水墨画之称取代中国画,但也不主张取消“新水墨”之名。我以为,保持水墨论者的勇敢锐利,突破精神,敢于拿来,重新建构,是实现中国画传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推动力。而保持中国画论者的守望根魂、承续文脉、话语自觉、复兴之梦,是使中国绘画艺术保持文化基因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有力保证。中国画的名称无需改变,“新水墨”的说法可以继续。如果能够在把控大势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画论者与新水墨画论者之间的张力,当有利于民族艺术的现代发展,有利于把涌动的创造活力集中起来,在世界格局中复兴伟大的民族文化,丰富人类的视觉体验,为人类的精神归依做出贡献。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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