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甫的艺术观

　　关于水粉画

　　应当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教育的色彩基础训练课程中，尚未正式和系统地开设水粉画课程，当时只有水彩画、油画、工笔重彩等涉及色彩训练。而我特别喜欢水粉画的创作。水粉画比水彩画更能见笔，还由于白粉中介的敏感性很强，因此对含灰色和复合色的色彩表现更能得心应手。

　　我非常重视色彩起稿和画面结构，在我看来，线的运用和结构处理，是进入现代审美之门的首道门槛。我最关注的是在于如何敏锐地发现和表现对象，去把握对象永恒的美感和整体关系，特别是较大场面的表现。从选景，这一挑战即开始了。有一次在上海闵行焦化厂，我发现，俯视场景的最佳位置，是在近百米高的水塔之上。我只能硬着头皮手拉铁梯攀顶写生，当晚下来走路时，酸麻得寸步难行了。

　　说起写生的手段，在灰秃秃的石家庄李村干校农场劳动时，我充满热忱大施色彩写生的手段，以企求补充生活色彩过于单调的环境。由于1972年到1973年形势较为宽松，我们又可以开始拿起画笔了。吴冠中先生一直画油画，我更喜欢画水粉。我们常常相约前往左右邻村写生。为方便起见，我们背起粪筐去作画，既可放画具，又可当画架，后来同学们戏称为“粪筐画派”。

　　在“文革”浩劫的沉沦中，人们内心多么渴望温馨的情感、明亮的阳光、鲜丽的色彩⋯⋯在李村周边一片片灰蒙蒙的黄土色调之外，我尽量去捕捉、去追求生活里所缺少的情谊、阳光、色彩，这正是当时的内心写照。到生活中去发现艺术、表现艺术，并不是现成的快餐，它需要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中很多场景并非都是你乐意表现的，有时需要借题发挥，很需要借景并组织画面，对现实场景的移动与选择都是自由的。因为，眼睛看到的不可能是合理的，扬弃与创造实属必然。所以，强调到生活中去写生的实质，正是培养审美的艺术发现。在一定意义上说，写生就是绘画创作。

袁运甫《小学生们》水粉画39cm×54.5cm 1972年

　　我的用纸须特选质地坚实、纤维细密的品种。特别是水粉技法和艺术性能的诸多实验，也需要经过反复推敲比较和研究才能理解。又例如水粉画颜色的调和方法、其成分性质，以及运用不同用笔产生的绘画视觉效果，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笔型的选用，关系到艺术表现的语言，如圆头用笔饱满浑润，能转承自如;平头用笔宜塑造组合，讲究色块的表现结构。这就需要相应增加调色厚度以强化表现笔触的痕迹。

　
　关于中国画

　　我们老家南通，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挂上十多幅祖宗轴子、绣花桌围、清供果品、上灯烧香、喜气洋洋⋯⋯这氛围里，与画工讲究的重彩肖像和满堂花饰相对，从小看到大，真可谓潜移默化了。其实，不少中国画家都是在这相似环境中长大的，因此几乎所有油画家留学回国后，除油画外，都留恋中国画的笔墨。

　　我画了一批风景人物题材的中国画，拿给庞薰琹先生求教，后来又请柴扉先生指导，他们都热情地肯定我的实验，嘱我坚持以探索和研究的态度作画。庞先生还鼓励我画下去，还说“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80年代，我受到日本画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东山魁夷大型画展在故宫太庙展出之后，我参加了由他出席的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画的研究兴趣。我把更多精力投入彩墨画的实践，第一，我把西方的色彩认识和再现融入了中国画，并竭力做到墨与色的相融以及在画面色调与整体形式结构具有现实感，但对东方传统技法和黑白虚实的空间认识还缺少理解。第二，我把画面构成和造型结构的观念，强化于画面的表现之中。为推远画面的深度层次，我十分关注画面黑、白、灰和前、中、后的两个三元关系的空间处理。

　　徐悲鸿先生把中国画改称彩墨画，我看这是有道理的。

　　艺术的完美性、统一性是永恒存在的，他不会因为时代的快速发展而褪色，文明的内涵是一个不断扩展、丰富的过程。坚持传统的魅力不会逝去，这一点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飞速变化的变革时代，显得特别重要。当代人，尽管有了古人的未曾获知的艺术创造，然而两千多年积累的精华宝库，更是今人难以阅历、深研、甚解的。一定要放开眼量，古今中外拿来我用。我对彩墨画的探索亦出于此。

　　
关于壁画与公共艺术

　　我院从白堆子搬到大北窑的新校址后，于1959年经轻工业部和文化部批准，正式成立了壁画专业。

　　1979年初，首都机场壁画群的创作活动，是在李瑞环同志的提倡、支持并亲自来我院做动员报告之后，由张仃院长领导而开展起来的。中国的壁画和公共艺术的发展，完全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同步的。

　　90年代后，环境建设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到重要议程上来了，一个以推动持续发展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要求的目标，明确了壁画已不是自身的问题，它涉及社会公共艺术更为广阔领域的需要。

　　近几年，我连续投入了一系列国家公共艺术创作设计的任务，北京太庙《中华和钟》大型编钟礼器创制工作的美术总设计，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纪大厅”超大型壁画、大型群柱和天顶的总体设计，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进关大厅”的重彩壁画的设计，以及新近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的壁画创作等。因此，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总体艺术的视觉感染力、总体的精神气势、总体的环境与艺术的和谐统一。

袁运甫(艺术总设计)《中华千秋颂》(局部) 壁画 1999年 中华世纪坛

　　从教以来，我提出了“大美术”的教育思想。提出了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要求。同时主张，必须重视到生活中去丰富感受和写生实践，并关注社会，提高创作与设计水平。同时，希望高等美术教育和艺术家们能全面关注社会审美的诸多领域，而不是坐井观天，只看到被置于一隅的专业教育。我们要打通人为的专业隔离墙，把教育对象的审美认识和艺术创造能力引向精英层次，以适应时代发展中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需要!艺术家在现代社会最能施展才华，一切精神的和物态的最终体现形式都是离不开艺术的。

　　(节选自《袁运甫绘画》)

来源：《袁运甫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