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亮：徐悲鸿与大雅宝胡同甲2号

主讲人 北京画院副院长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吴洪亮

  讲座伊始，吴洪亮馆长立足徐悲鸿和“大雅宝胡同2号”的关系问题，对讲座主题的提出进行了简要的阐释。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徐悲鸿1946年重组北平艺专后购置的一处教职工宿舍，叶浅予、滑田友、李苦禅、李可染、董希文、李瑞年、王朝闻、彦涵、张仃、万曼等数十位著名艺术家、理论家都曾居住于此。吴洪亮馆长于2016年受邀为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在香港举办的展览“大雅宝胡同甲2号”写一篇相关的文章。收到邀请后，他开始思考一个住了很多艺术大家的地方如何能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因此，吴洪亮馆长曾实地探访大雅宝胡同甲2号现在可能存在的地点，令人欣喜的是，虽经沧桑变换，此地仍在，只不过如今的门牌是大雅宝胡同5号。

大雅宝胡同甲2号原址今天仍在，是位于北京的东城区东南部的一个三进院落，今天的门牌号已改为大雅宝胡同5号。

当年，北平艺专的校址位于校尉胡同5号，今已属于协和医院一部分。两地距离约两公里，步行大概二十多分钟。

  吴洪亮馆长直言自己受启发于曾阅读到的这样一句话：“历史的现场包含着历史的逻辑，能否意识到它并遵循它的规律，对历史中人是挑战，对后世读史者同样也是挑战。”在吴洪亮馆长看来，大雅宝胡同甲2号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挑战”的“历史的现场”。它承载了20世纪以来与中国美术史相关的许多人与事，而身为北平艺专校长及中央美院首任院长的徐悲鸿与大雅宝人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大雅宝胡同甲2号也成为了见证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历史现场。对它的研究正是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历史的逻辑，甚至这种现场的逻辑有可能让我们重新感知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探求其表象之下的深层状态。

  有了这个启发后，吴洪亮馆长开始做一些最简单的研究：这些艺术家、理论家是什么时候搬进来又是什么时候搬走的？他们因何来到这里？研究之后又开始思考这些人的来去留下了很多有别于正史的故事性材料，如何从中梳理出对学术研究有帮助的信息，又如何活化这些信息？最后吴洪亮馆长在亚里士多德《师学》一书中引申出的戏剧“三一律”原则中找到了灵感。他将大雅宝胡同甲2号发生的故事假设成一场跨越了20世纪中晚期的一出戏，大雅宝胡同甲2号就变成了一个背景地点，每个人在这里出场、离场，他们在这里碰撞出的故事就成了20世纪中国艺术生态侧影的一个切入点。

  随后，吴洪亮馆长将大雅宝胡同甲2号这个地点发生的故事，分成1948年、1953年、1956年和1973年这四个时间节点拉开“历史现场”这部大戏的帷幕。

时间节点之一：1948年

  1948年大雅宝胡同第一次集中迎来大批入住者，除叶浅予和夫人戴爱莲提前一年住进来，董希文、滑田友、李苦禅、李可染、李瑞年以及刚毕业留校的韦江凡等都在这一年搬入。吴洪亮馆长细究历史，发现这些入住的艺术家，都和徐悲鸿有着密切的交往关系，或是志趣相投的好友，或是一直提携的晚辈，他们后来成为了徐悲鸿推行写实主义艺术主张的中坚力量。1946年徐悲鸿第二次执掌北平艺专，国画系教员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三人因为对徐悲鸿重组艺专以来在国画系教学、招生等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感到不满而罢课。早在1928年徐悲鸿第一次执掌北平艺专时，徐悲鸿意欲推行国画的写实主义主张，也发生了萧俊贤、陈半丁辞教事件。最终徐悲鸿任职4个月之后，由于新政难行无奈辞职南下。而这一次，由于全国美术会的部分北平会员联名发表公开宣言支持徐悲鸿，其中就有李可染和李瑞年。吴洪亮馆长认为，徐悲鸿重组艺专，聘用了入住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这批新派的艺术家。正是他们加入北平艺专的师资队伍，支撑和传播了徐悲鸿艺术理念，也意味着北平艺专的稳定和新时代的开始。

时间节点之二：1953年

  1953年9月26号徐先生因病辞世，这一年大雅宝胡同的人员开始发生更迭，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1949年随着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国立美术学院”，并于次年更名中央美术学院，身为首任院长的徐悲鸿本该志得意满，但吴洪亮馆长查找文献时发现在新的政治环境和文艺政策影响下，徐悲鸿内心存在着复杂的一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朱京生教授的研究显示，1950年徐悲鸿先生创作的《毛主席在人民中》，本欲参加一个在苏联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展览会”，居然没有通过。同一时期徐悲鸿还撰写了赞扬希腊罗马艺术传统的文章，被《美术》杂志以不合时宜为由拒绝发表。新中国倡导的“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同样使得大雅宝的艺术家们的艺术创作遇到了困境。1950年，有声音提出花鸟画不能够为无产阶级服务，擅长大写意画的李苦禅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后又有文化部组织考察团赴甘肃进行石窟考察；中央美术学院组织从事国画创作的教师进修，训练他们画模特、白描、勾勒，等等改造实践的发生。徐悲鸿去世的这一年，李苦禅和吴冠中搬离了大雅宝胡同，李瑞年于1952年底也因为受邀到北京的师范大学美术系执教而搬离。有人搬走，也有人进来，1953年黄永玉、梅溪夫妇和丁井文、郑学文夫妇搬进了胡同。黄永玉和丁井文两位均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做出了颇多的贡献。

1953年5月，董希文（左一）与丁井文（右二）等陪同毛泽东（左二）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作品。（照片由董一沙提供）

  在这个时间节点里，吴洪亮馆长特别地回忆起自己在十多年前所做的有关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研究。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正式启动，他发现纪念碑的几块重要浮雕的创作者，其中有近一半的人都出自大雅宝胡同，如滑田友、彦涵、董希文、邹佩珠等人。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揭幕，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国家级大型公共艺术项目被载入史册，以上诸位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人民英雄纪念碑之《武昌起义》 浮雕

时间节点之三：1956年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同时也是文艺界可喜的一年——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方针政策，艺术家们在短期内拥有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言论和创作环境。这一年也是大雅宝人员流动较大的一年，不同的是，随着中国慢慢安定下来，国际交往开始增加了，大雅宝也搬进来几个国际学生。这一年因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祝大年、柳维和、袁迈和程尚仁收到调任后搬出了大雅宝宿舍，而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和他的北京媳妇宋怀桂在这一年搬进。万曼和中央美院油画系学生宋怀桂在周总理亲批下结为连理，1959年两人回到了保加利亚后又移居法国。改革开放后，两人又回到中国，万曼出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并由万曼带领青年教师创办万曼壁挂研究所。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雅宝还住着一对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贝亚杰和朝鲜女子李起顺夫妇。贝亚杰是版画系研究生，曾当过美院老师们晚画会“十张纸斋”的模特，现存还有吴作人、李斛两位先生所做贝亚杰的肖像。另一位捷克来的留学生海兹拉尔也跟大雅宝胡同有关。海兹拉尔曾在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学习，后来成为捷克研究齐白石的重要专家。据此，吴洪亮馆长认为，大雅宝胡同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还较为封闭的中国，俨然成为了艺术国际交往的平台，为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艺术生态的可能性。

1957年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与宋怀桂在大雅宝胡同居所留影

时间节点之四：1973年

1973年，李可染搬离了大雅宝，董希文也在这一年离世。两位都在大雅宝居住超过20年的时间，除了是中央美院的同事，还是亲密的邻居。吴洪亮馆长曾在董希文女儿董一沙了解到董希文晚年的状态，在吴洪亮馆长看来董希文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推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国大典》造成的的精神折磨。所幸的是，李可染虽饱受冲击，但是最后坚持了下来。后来李可染又经历了作品被指责为“黑画”的时期，最终熬到了出头之日，只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与老邻居董希文相互交流创作心得了。

1972年，接受化疗的董希文与家人在大雅宝院中合影

讲座尾声，吴洪亮馆长对1948-1973年间在大雅宝长大的“艺二代”后来的从业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提点，其中李可染先生的儿子李小可、李庚，李苦禅之子李燕，黄永玉之子黄黑蛮，张仃先生的儿子张朗朗等，都从事艺术创作或艺术史专业。吴洪亮馆长认为，正是因为这批人的健在，我们才有机会做大雅宝胡同的研究。

1949年，李小可和董沙贝（摄影：董希文）

20世纪50年代，黄永玉带领大雅宝的孩子们外出郊游时留影（左起：李小可、董沙雷、彦冰、董沙贝、张郎郎、程芙山、袁骢、袁骥、李燕、黄永玉、李琳）

最后，吴洪亮馆长为我们分享了他作为美术馆策展人的一些研究方法，他和他的同事一直在寻找可供研究的关键时间、特殊人物，以及历史的现场，而大雅宝胡同这个题目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实践的机会。他认为，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写在正史旁边的真实，是大历史中的小历史，但这部小历史足够作为大历史的精华版带我们进入那个时代的现场，触摸大历史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