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的“根性”

　　引 言

　　近年来，随着论坛、博客、微博、手机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兴起，文艺评论的传播与接受更加开放、迅捷，新媒体正对人类的物质、心理和精神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如此迅捷、广泛和深刻，“人人都是评论家”“人人都是传播者”的遥想从未像今天这样快速转为现实并且日新月异。

　　新媒体时代，媒介融合，交流迅捷，便于信息传播、文化交流，利于话语解放和真性回归，促进社会群体知识水平、审美能力、文艺修养的提升，促进人类文明、自由与进步;另一方面则是评论门槛降低，“大众狂欢”，价值混乱，娱乐化倾向突出，传统纸媒和专业评论的阵地、受众相对剧减，论坛、微博、微信等网络评论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与日俱增，信息海量释放而又良莠不齐，亟需专业的、有效的评论之影响或引导。以上这些积极与消极因素相互交织，是我们探讨当下文艺评论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一背景又与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的浪潮交织在一起，使得当前的文艺评论日益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景观与形态：淡定与浮躁，深刻与肤浅，中心与边缘，历史与虚无，纸媒与网络，学院派与自媒体，专业评论与媒体评论等等。

　　于是，中国文艺评论在收获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失去思想、情怀、担当和高峰中遭受诟病，应当反思和完善。就此而言，当下文艺评论除加强思想性、针对性、有效性以及制度、组织、阵地的建设与创新之外，尚需注意评论“根性”的培养与加强。有根的东西才能走得好走得远，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就是要有“根性”。如此，中国文艺评论才不会在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时代迷失方向，失去源动力、含金量、亲和力和公信力，这样的定位和目标，要求“根性”至少具有以下含义与指向：

　　一、熟悉语言流变与地域文化

　　语言与文化是文艺创作的根底，也是评论的根底，地域风土、世情、民俗及语言流变则是这一根底的关键所在。新媒体时代所带来的迅速“跨界”、密集“互动”和“界限”模糊，引发和强化了人们对于文化安全、文化多样性以及地域、民族、国家观念的空前关切。熟悉地域文化与语言流变不仅是文艺创作的内在要求，也是文艺评论在“根性”层面对新媒体时代的积极回应，并且使我们自觉、自信、自爱于母语、文化，家国、天下，传统、现实和未来。

　　语言、地域，是一个人一生的行囊与记忆，也是一个人一生性格、思想、情感的重要根源，对人的习性、气质、精神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索绪尔强调：“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他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 [1]梁启超曾论：“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2]拉布拉什亦言:“一国的历史不可同国人居住的地域相脱离。”[3]对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诗经》《楚辞》《史记》《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乐志》《典论•论文》《世说新语•文学篇》《颜氏家训•音辞篇》、“江西诗派”以及明清的吴派、江西派、闽派，桐城、阳湖、常州、浙西等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博大精深的敦煌文艺作品，各类出土文艺文献，以及近代以来张大千、吴冠中、丁绍光、黄永玉、朱德群等人的绘画，启功、赵朴初、李可染、陶博吾、饶宗颐等人的书法，田汉、王洛宾、谭盾等人的音乐，杨丽萍等人的舞蹈，无不清晰呈示出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在中国何其久远、丰富、多样与灿烂，这是中国文艺评论能够生长出“根性”的一份宝库，一种内在底蕴与特色所在。

　　语言里面有故事，有文化，有情感;地域里面有习性，有风土，有作家一生挥之不去的记忆和情愫，而天、地、人，言、笔、文，象、形、意，景、事、情，格、调、韵之间的两两或者多元交融又是中国文艺自古以来的传统与魂灵所在。因此，评论家要想对自己所处地域及全国其他地区的文艺贡献出有分量的评论，熟悉地方语言与地域文化、熟悉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变迁的历史与精神是基础课。倘若不了解与作家成长、文艺创作相关的性格心态、阅历交游、地域文化、语言流变、受众特点以及创作动机就开始评论，这样的评论终究隔着一层，无法上升到共鸣而又间性、新锐而又深刻、灵动而又质实的层次与高度。熟稔乡土中国、都市中国变迁的历史与特点，了解江浙、湘西、巴蜀、滇黔、燕京、江淮、沪上的语言、风俗、文化区传统，自然会加深对鲁迅、沈从文、巴金、艾芜、老舍、张恨水、张爱玲等人作品的理解;了解陕北、关中、陕南、青藏、甘蒙、西域、滇云、粤西、湖湘等地的乡土生活、语言特点以及当时的时代风云，方有可能真正走进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王洛宾、昌耀、张贤亮、张承志、周涛、刘亮程、彭荆风、范稳、雷平阳、于坚、鬼子、东西、刘醒龙等人的作品与艺术世界;走进滇藏、西域、江淮、高密、燕京、关外等地，熟悉时代巨变，熟悉乡土中国、现代中国以及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巨变，并具有现代性、世界性的视野，你也许才会更好地理解阿来、董力勃、李娟、何伟、梁鸿、莫言、张炜、刘震云、格非、余华、毕飞宇、毕淑敏、王安忆、铁凝、迟子建、周晓枫以及张艺谋、谭盾等人的作品特色与内蕴意义;熟悉了齐文化、先秦文化、明清文化、秦淮风云、商业文明、都市文化，你才不会对孙皓晖、蒋胜男、二月河、熊召政、方方、迟莉、林白、六六、安妮宝贝、春树、张悦然、韩寒、郭敬明、唐家三少等人的作品做出误读或者过度阐释。可见，作家们都有各自熟悉和印象深刻的文化区域、语言区域、风土人情、历史传统等。

　　因此，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走出书斋，走进地方，走进语言现场，体认地域文化，感受生活巨变，注意共性与个性，把握文艺内在属性，培养和丰富自己语言及文化的感受力、表现力、创造力，处理好文艺与生活、政治、市场、媒介的关系，评论家何尝不是如此?

　　二、熟悉中国文艺史、批评史和哲学史

　　把握语言及地域文化为评论夯实了微观的内在属性，熟悉“史”则为评论沉淀了理解、识见、思想、厚重与一份整体视野。当前的文艺评论存在着诸如文学研究出身的评论家、作家出身的评论家、从事舞蹈音乐绘画书法影视等具体艺术门类工作者所写评论相互轻视、隔膜甚至抵牾等问题，比如文学研究者写的影视评论在影视工作者看来，大都是影视文学(剧本)研究而不是影视本体研究(色彩、影像、构图、声音、剪辑等)，而影视工作者所写的评论在文学研究者看来大都关注形式与技巧，流于肤浅宽泛，缺乏思想深度和价值意义的解读。此中缘由固然与自现代以来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学科间自设壁垒、学人大都一专就狭一通就疏等现实因素有关，但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评论主体不熟悉“史”、不熟悉经典、不辨体、不跨学科、不通文艺各个门类的内在属性所造成。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刘勰论文以‘宗经’为要，盖经者非他，即天下公理而已”的强调，西方思想界在历次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强调“回到古希腊”的反思与实践均表明：追本溯源、熟悉历史、熟悉传统何其重要，评论亦如此。追本溯源、熟悉传统的对象与途径有多种，这里主要强调对于中国文艺史、批评史和哲学史(含美学)的熟悉和理解。这本是一个常识性的老话题，也是文艺评论、文艺研究者应当具有的一项基本功，但对于以碎片化、娱乐化、消费化为特征的网络时代、商品社会、社会转型期成长的人们来说，这一常识恰恰是缺失的，或者是知之甚少知之甚浅。事实上，不熟悉文艺的“历史与经典”，不辨体，不通一艺，评论就是凌空蹈虚、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

　　扪心自问，我们熟悉中国文艺史、批评史吗?倘若熟悉，我们是通过何种方式熟悉?熟悉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要熟悉这些史?若仔细拷问，里面其实有许多学问和讲究。如果我们是通过求学期间的教材和专业课程来熟悉这些“史”，工作之后也很少再去重温和更新，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置总是受时代思潮、编撰理念、价值取向、师资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不同程度有其偏颇之处，甚至错误之处，我们可曾辨析和批判?可曾熟悉“重写中国文艺史”呼声背后的逻辑与内涵?可曾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追踪前沿动态，完善研究视角与方法?比如游国恩、王瑶、严家炎、袁行霈、郭英德、钱理群、洪子诚、吴福辉、陈思和与顾彬、夏志清、宇文所安、孙康宜等人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理解叙述、对于作家作品的选定解读各有得失;钱钟书、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敏泽、袁行霈、王运熙、张少康、蔡仲翔、童庆炳、刘若愚、谢冕、仲呈祥、温儒敏、欧阳宏生、陈振濂等人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及评论的描述与理解亦各有千秋;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蔡仪、刘纲纪、李泽厚、刘小枫、徐复观、余英时等人对于中国哲学、艺术、美学及其精神的阐述也多有不同;而诗性批评、评点批评、政治批评、历史批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伦理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接受批评、生态批评、人类学批评、媒介批评等众多影响巨大的批评立场、方法、流派亦各有条件各有得失。这些都需要辨析和反思，正是在追问、反思和辨析中才有可能真正消化、理解相关知识、学理和精神，并将知识与思想、守正与出新、实践与理论以及历史的、审美的、伦理的视角统一起来，不断夯实评论工作的基本功、含金量和公信力!

　　对中国哲学(含美学)原典及其精神的研读、理解更是必要，正如冯友兰所言：“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替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是宗教的，但他一定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4]也就是说，欲了解中国的文艺、文化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特质，熟悉、领悟中国哲学、哲学史及其精神意蕴是一门必修课，其中包含对中国美学史、美学精神以及审美学的学习、理解与运用。在此强调审美学，不是说美学及其精神的了解不重要，而是说这方面的探究已经比较热烈和广泛，现在还需同步探究“审美学”。一字之差，是基于如下认识：美不仅决定于客体，也决定于主体及其需要。我们不仅要关注美是什么，也要关注什么是美、为什么是美的，这就是审美学的问题。就本质和价值来讲，文艺是一种实践活动，它是发展的、动态的，它是实践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交融，并与主体的心灵和精神息息相关。这些问题都是指向本源性，关涉文艺评论发生、发展和广度、深度的命题，如果我们不去关注、不去研究、不去理解，评论恐怕还是无法走向“高峰”，毕竟知识经济时代、新媒体时代的评论工作对于主体的要求日益提高，比如德、才、学、识的辩证统一，历史的、审美的、伦理的、哲学的立场观点、方式方法等。

　　文艺的发展需要评论，评论的发展需要开明、多元以及拿来主义，但都不能忽略根源与历史，尤其是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只有熟悉、理解我们从哪里来、怎么来，才能明白和理解我们究竟要走向何处、如何走。虽然法国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种类型，每一类批评的要求、侧重点和优劣各有不同 [5]，但对源头、历史的探寻、理解和传承却是中西共通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创作与评论的形态如何变化，均应对文艺史、批评史、哲学史、美学史及相关原典有所了解，而且这种了解不能局限于现当代，古代也应了解;不能局限于中国，西方的也应了解;不能局限于国内通行的教材或者求学期间“选文选本”式的零散阅读，而是要相互参证、转益多师、消化理解，在比较、鉴别、反思中明了真相，洞见规律，把握精髓。比如当贾平凹等作家不断研读《周易》《庄子》《山海经》《红楼梦》等经典的时候[6]，我们的评论家倘若不知“经史子集”为何物，不知各个文体、各类艺术的内在属性及其流变，如何有效评论?如何与作者和作品对话?如何引领读者以及时代的风尚?

　　反之，当我们对古代中国的《乐论》《毛诗序》《典论》《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画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闲情偶寄》《原诗》《艺概》《人间词话》，近现代以来梁启超、胡适、鲁迅、朱自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钱钟书、周扬等人，建国以来盛行一时的“京沪批评”“陕派批评”“闽浙批评”“岭南批评”等古今评论进行再琢磨、再评论的时候，就会从正反两方面明白中国历代经典评论的生命与精神在哪里，明白自身评论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在哪里，明白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学派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依据在哪里，明白雅与俗、文与白、作品与评论、本土与外来、作文与做人有机结合的重要意义，并在一种“潜移默化、功到自然”的过程中建构起对于中国文化、中国文艺评论真正的熟悉、认同、理解和自觉、自信、自律，不再封闭，不再偏颇，不再割裂，不再自卑，也不再东施效颦，食洋不化，而是力求古今勾连、中西贯通、古为今用、西为中用，达到顶天而又立地，出新而又守正的境界，这是重视“史”，重拾“从哪里来”这一古老话题的当代意义所在。

　　三、加强核心价值观与理想机制建构

　　新媒体时代，众声喧哗，价值多元，但化尘俗、法自然、无所待，探寻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三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则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梦想与渴望，这与“尽善尽美、中和诗性、大同世界”等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下“两个百年、四个全面”等“中国梦”密切关联，一脉相承。问题在于如何发现、调动、保护好这样的梦想与渴望，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现、维护、坚守真善美的东西，培育、提振、延续整个社会良性的精气神，既人人有责，也是文艺家和评论家的特殊价值所在。因此，身处新媒体、多元化、转型期的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尤需要加强核心价值观与理想机制建构，这涉及文艺评论的特殊属性与伦理担当问题[7]。文学是人学，文艺评论是文艺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些看似人人皆知的命题仍然需要理解、重视和相应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就本质而言，一方面文艺评论是基于主体的需要，离不开对人和作品的价值进行评价，以揭示出文艺的人学之理，发现文艺的价值所在并使其增值，进而导向文艺的审美、美育与人类和谐发展的方向，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评论的双向同构;同时，文艺评论不仅是评论文艺，而且也是文艺的评论，故而“文学性”“艺术性”以及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是文艺创作和评论都需要遵循的原则，都需要坚守的立场。另一方面，文艺评论也是对文艺实践的现象、经验进行总结和升华，发掘经典，传播经典，最终指向真善美的发现与弘扬，具有实践性、理论性、伦理性交融的品格，这些属性与品格意味着化尘弃俗、超越现实、升华现实的创新性、理想性、先进性是文艺评论生产力最为显著的标志。这种标志既和过去、现在有关，也和未来、远方相关，正如习总书记对于优秀创作和评论的期望：“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8]理查德•罗蒂在阐述经典的意义时称：“制定标准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年轻人去哪里寻找激情和希望……这些文学与永恒、知识和稳定毫无关系，却与未来和希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世界抗争，并坚信此生有超乎想象的意义。”[9]王尔德亦论：“批评在这一字眼的最高意义上说，恰恰是创造性的。实际上，批评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独立的。”[10]当评论有了对生活中、文艺世界中的缺陷、不足的揭示、纠正和超越，有了对于真善美的发现、坚守和弘扬，有了对抗争、希望、理想的发掘与坚守，那么它的思想性、情感性、独创性、先进性等这样一些本质属性与品格境界将不再迷失和坍塌。

　　《芈月传》剧照

　　就机制而言，无论评论的观念和对象如何变化，文艺评论大都免不了要运用一定的文艺观念、评价标准或价值尺度对各种文艺现象进行阐释和评价，而一定的文艺观念、评论标准或价值尺度正是一定理想尤其是审美理想的具体体现，这一理想往往可以成为创作、评论的需要、动机、目标和方向，呈现出运动性、互动性、推动力或驱动力的特征，并能够对作者、作品、读者和历史、时代、未来负责，从而表现为理想机制与评论的伦理担当，比如屈原与“美政”，司马迁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杜甫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陶渊明与“桃花源”，刘勰与“文心雕龙”，汤显祖与“临川四梦”，金圣叹与“六才子书”，沈从文与“希腊小庙”，托尔斯泰与“史诗体”及批判现实主义，海明威与“新闻体小说”“冰山视角”以及“硬汉世界”，杨丽萍的民族舞蹈，复排歌剧《白毛女》的全国巡演，“张火丁现象”的风靡世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进行的“礼物”王音绘画个展，“85美术新潮”的回顾与反思，对传统音乐形式的评论与探讨以及文化中的音乐研究等等[11]。至于《平凡的世界》《大秦帝国》《少帅》《琅琊榜》《芈月传》《何以笙箫默》《建国大业》《唐山大地震》《归来》《寻龙诀》《老炮儿》《湄公河行动》《人民的名义》《白鹿原》《战狼2》以及“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等新近热播影视剧、电视节目以及我们所提倡的从“高原”到“高峰”、中国故事与中国话语、中华美学精神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等等理念，也大都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线上与线下、历史与审美、现实机制与理想机制、政统与文统、道统相互作用机制对于创作、评论的推动与引导。

　　这些年，我们对于政治批评、历史批评、审美批评和文化批评强调得多，而对于批评的理想及其伦理担当强调得少。理想的文艺评论是德、才、学、识的有机交融，是历史、审美、伦理、理想的辩证统一，单一的政治批评、审美批评、道德批评、西化批评、失语批评以及文与白、雅与俗、中心与边缘相互隔膜甚至敌视的历史教训不能再重演，其背后所蕴含的非此即彼、整齐划一的简单机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及其变异了的表现方式尤需警惕。诚然，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文艺相应是多种多样的，评论自然也是多元化的，但价值观、文艺观、人生观、宇宙观以及理论素养、人格境界决定了文艺评论的立场、方法与层次。就此而言，多元与核心是辩证统一的，新媒体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的是这样的评论：既多元共生，亦多元一体;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既是历史的，也是审美的;既追求经典，亦了解通俗;既关注主流，亦关注边缘;既“了解的同情”，亦“主体的间性”;既尊重作者与文本，也尊重读者与传播;既回到文艺本身，又不排斥文化背景、当代意义的综合视角。[12]

　　综合起来看，文艺评论其实和创作一样，也是一种源于自然、人文、社会的触动和心灵的创造，是对真善美本身的发现、追求与坚守、弘扬。因此，坚持文艺评论的自有规律与特殊属性，加强评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优化文艺评论发生发展的生态环境与机制平台，自觉抵制庸俗媚俗自我矮化，充分发挥理想机制、特别是审美理想机制与伦理担当在评论活动中的调节作用是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的又一个根性所在。正如郭沫若所强调的：“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见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出有。批评是在砂之中寻出金。”[13]列•斯托洛维奇亦言:“审美理想作为应有的美的式样存在于人的意识中，是审美评价最高的主观标准，它制约着人的审美关系在其全部形式中的倾向性。”[14]

　　结 语

　　一度以来，理论界关于“失语症”“转换说”“评论主体孱弱”“原创性体系建构”“汉语批评重塑”等话题的讨论，异见纷纷，但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与诉求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对于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学派建构的强烈期盼，这种期盼和实践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对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15]

　　文艺评论同样如此。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要努力让自己的批评体现出根性，而且这一根性是建立在熟悉中国文学、文化、哲学、美学以及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传统的基础之上。如此，我们的评论才不会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迷失方向，失去源动力、含金量和话语阵地。这就提醒地域本土和全国性的评论家们需要练好“内功”和基本功，在相互对话以及“和而不同”中确立努力的方向，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风格，并积极利用新媒体发言、发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激浊扬清，去伪存真，不断推出有温度有深度有特色的文艺评论作品，不断提高文艺评论的生产力、含金量、公信力和影响力，从而在坚持正确方向、推介优秀作品、提高鉴赏水平、批评不良倾向、探索文艺规律、引导文艺创作、培育健康文风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起为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时代风尚的培育提升、心灵世界的和谐完整、精神家园的丰盈守护作出应有贡献。

　　*郑 升：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何美

　　注释：

　　[1]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70页。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259页。

　　[3]转引自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法兰西的特性》，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5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5][法]阿尔贝•蒂博代著，赵坚译：《六说文学批评》，三联书店，2002年，参见第48—138页有关论述。

　　[6]贾平凹等：《“山海经”中话“老生”》，见凤凰网读书栏目，2014年10月29日。

　　[7]参考了张利群先生的成果：《论批评伦理的学理依据与理论构成》(《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文学批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学理依据》(《吉首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文学批评中国经验的价值取向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等。

　　[8]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

　　[9][美]理查德•罗蒂著，黄宗英译：《筑就我们的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02页。

　　[10][英]王德尔：《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选自徐京安等主编的《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11]本节所列文艺作品、文艺现象主要参考了以下成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课题组《近期艺术评论热点面面观》(《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6期)，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态势和趋势——2015中国文艺评论扫描》(《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5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课题组《2014中国艺术发展概观》(《中国艺术报》2015年6月3日)等。

　　[12]本节论述参考了以下成果，并融入笔者己见：仲呈祥等《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和谐统——关于艺术批评标准的若干思考》(《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黄鸣奋《新媒体凝视着我们——新媒体带给文艺评论的三大变化》(《艺术广角》2016年第4期)，徐涟《当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评论》(《艺术百家》2016年第1期)，庞井君《“文艺评论”与“评论文艺”的界域》(《艺术百家》2016年第1期)，刘巍《文学批评的温度、力度和风度》(《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欧阳友权《新媒体与中国文艺学的转向》(《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邵燕君《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5期)，张利群《论文艺批评的“自律”》(《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8期)等。

　　[1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批评与梦》(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41页。

　　[14][苏]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美的问题和社会理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16页。

　　[1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见新华网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新华网2014年10月15日。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中国文艺评论》常务副主编、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周由强

　　网编：青青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0期 总第25期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