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棣：《祭侄文稿》墨迹中的积案破解举例

　　古人鉴定书法，多凭自身经验、识见，望气射覆而得之，因而难免失诸偏颇、臆测。现代较为科学的鉴定方法，乃以张珩先生《怎样鉴定书画》为嚆矢。是书集前人之大成，复错综其本人数十年身体力行之经验荟萃而成，心血所致也。先生于是书中坦承“我的体会是，最古的作品和近代、现代的都比较难鉴定”，此亦众多鉴家之共识。所谓“最古的作品”，其实无非是就晋唐而言。事实正是如此，其例不胜枚举。略言之，《自叙帖》自被疑伪到两度遭遇特大翻案之风，迄于今日已近八十年;《出师颂》自二〇〇三年招致众口一词的质疑，而今不了了之;《神龙兰亭》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指陈为伪迹后的数十年间俨然成为学界的禁区……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简称台北“故宫”)的限展级国之瑰宝颜真卿《祭侄文稿》(简称《祭侄》)亦然，所幸暂未蒙疑伪，而安然无恙。但检点半个世纪以来，该院之相关出版物，自一九六四年《故宫法书》(第五辑)初版，一九七三年再版、一九八二年三版、一九八五年四版，至一九八八年《故宫法书全集》，以至二〇一一年《故宫法书新编》等，其“传略·解说·释文”一栏例皆陈陈相因，一成不变;复稽诸其余权威著录，如日本《书道全集》、徐邦达先生诸巨作等，亦复如是。足见此帖之研究长期以来大似原地踏步、进展甚微。即此一例，无疑已窥豹一斑。晋唐名迹之研究，观此足可概见其余矣。

唐 颜真卿 祭侄文稿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析言之，台北“故宫”于《祭侄》流传之序，仅凭卷中元人鲜于枢、张晏跋，复佐以清人卞永誉《式古堂》著录，勉而断为宣和故物(实则难以折人所鉴);对于与鲜于枢相博易的曹彦礼其人，唯称“曹彦礼不知何人”而已!于古印记，不仅舛误频现，张冠李戴，抑且以“明代收藏印章颇多，惟其收藏之先后，无可稽考耳”一笔带过(实则印主，包括藏家、赏鉴者，无一不是历历可考，故其序次不难厘清);更有单据都穆(一四五九—一五二五)、王世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著录，称“曾为海盐张黄门静之及嘉兴王庭槐所藏。王世贞《尔雅楼藏法书目》中，亦列有此卷”云云，而不加验证，且仅此而已……

　　笔者案，台北“故宫”本《祭侄》确系鲁公真笔，其最早鉴藏家为五代至北宋早、中期之李观察士衡(九五九—一〇三二)及其后人，此乃目前所知的最早传承渊源，其覆蔽之甚、沉寂之久可知;元祐前后转归安师文秘笈，米芾于其手目睹之，并录诸《宝章待访录》;其时此帖既已钩摹上石，一时传播甚广。黄庭坚尝亲觏目验，详载于《山谷集》中;北宋末原迹归于大内，证据荦荦，信而可徵：《宣和书谱》有载，更兼帖中恰有御印遗存，适可与鲜于枢、张晏所记互为印证。此外，更有鲁公同时期所书《争座位帖》《祭伯文稿》宋拓作书风比对、互勘……南宋初，是迹或在越州石邦哲文房藏弆;宋季元初为曹大本彦礼秘笈珍奇。曹氏为鉴藏世家，所藏殊夥，元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以《祭侄》易予鲜于氏，约四十年后，犹有柳公权名迹《易赋》《灵宝经》等藏于家。与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为国子监同僚，约生宋季度宗咸淳(一二六五)前后，至元延祐、致和(一三一四—一三二八)间尚在世。

　　限于篇帙，兹就其积案、悬疑如“张静之”“王庭槐”，“杨生”(偶及殷氏父子)诸鉴家搜遗钩匿如次。

　　一

　　张黄门静之实为张宁(一四二六—一四九七)，字靖之，号方洲。唯据都穆《寓言编》所载：“海盐张黄门静之藏颜鲁公《祭侄文》，杲卿之子。史丈(史鉴)亲见，为余说者。”又，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亦有类似著录。其“嘉兴王廷槐家藏”(夹注小字云：“都玄敬记。”案，即都穆)条下云：“……颜鲁公《祭侄文》(夹注小字注：‘……在海盐张黄门静之处’)。”

　《祭侄文稿》后隔水中无张宁、王庭槐鉴藏印记

　　案，张氏藏《祭侄》滥觞于都氏。嗣后，自明清孙鑛、王世贞、卞永誉辈，而迄于今日之鉴定家莫不竞相沿袭，惜乎未暇追本溯源，何也?笔者细绎都元敬所录，复考都、史二人彼此往还史事，可供钩沉之讯息甚多，因而初步可断此说当属信史可据：

　　都穆，字元敬，吴县人。弘治己未(一四九九)进士，授工部主事，历礼部郎中，乞休加太仆少卿，致仕。精鉴赏，有《寓意编》《南濠居士文跋》《南濠诗略》。都、史两人皆吴县人氏，都氏尝设帐于史家，为其家西席有年。故亲闻史丈之言，自系信而不诬。

　　史鉴(一四三四—一四九六)，字明古，明早中期著名书画鉴藏家，所藏珍奇甚夥，都、史彼此好尚相类，同气相求，切磋名迹，当系常事。以至于史家名迹细目，端赖元敬手录传世(具体细目恕不抄录)。史家于成化戊申(一四八八)遭遇回禄之灾，名迹多付煨烬，亦见笔录之中……足见闻于史丈之张氏藏《祭侄》事确有所据，绝非率尔臆测者也。

　　笔者沿波讨源，《明史》《海盐图经》《槜李诗系》等文献史料中确乎载有“张靖之”。其人，名宁，“幼颖敏绝人，景泰五年(一四五四)进士。廷对策，弘博剀切，大为诸公所赏，授礼科给事中”。天顺四年(一四六〇)出使朝鲜，不辱使命，有“不减重兵十万横行鸭绿水”之誉，寻陞都给事中(案，此即所谓“黄门”之职)。成化初，知府汀州，颇著政声。旋以疾致仕归。家居三十年卒。所著《方洲集》传于世。靖之既归乡里，优游林下，以文章、翰墨、丹青自娱。“部使者荐不起。□日杜门，以琴书自娱……性好山水，岁率一再至杭，辄携亲朋出游西湖，访孤山，吊岳坟。綵舟蜡屐，随意所之。兴至呼笔，大篇短章，顷刻立就，新意叠出，士林传诵焉。”案，“静、靖”同音，同义(“靖”通“静”)，而吴语每每不分，一如王、黄之混称，至今尤然也。元敬因是耳闻，而非目睹史丈书某某姓氏之笔迹，无怪乎误以“靖之”为“静之”也。

　　进而考之，益可铁定其确系张宁靖之者。

　　史鉴《西楼集》屡及与张靖之交游事：撮其要者，如《静女篇》赠张靖之、《于府尹景瞻、张太守靖之、刘邦彦、沈明德宝峰宴》《赠张太守靖之》《海盐张方洲太守慰予室毁临行赋别》(三首)、《答张靖之》……诸诗不烦徵引。

　　《槜李诗系》选张宁《送史明古过访还吴江》七律一首。略云：“一灯新火映邻扉，话尽残更未解衣……暂尔相逢便相别，只应清梦送君归。”令人油然联想西窗剪烛故事，彻夜畅叙，盛意殷殷，彼此情谊之深，溢于言表矣。

　　复考张宁《方洲集》，其自记任黄门，以及收藏《祭侄》(今台北“故宫”本)诸事并皆凿凿而有据：

　　卷十二，自记甲戌(一四五四)登第后，与侍御魏孔渊访李景瓒(是条称李氏“善子平术，言人祸福利钝，皆可阅”事)。云：李“索余二人始生岁月，历手指作楚声。顾余曰：‘子当入黄门司礼，魏其绣衣乎?未几果验。”此即前引中进士，授礼科给事中，以及寻陞都给事中之事。

　　卷二十“庄莹中所藏赵子昂、贯云石、鲜于伯机……解缙墨迹卷后”一条自记，略云：“秀水令庄莹中家藏古今墨书十五幅，始自赵文敏公，终于解公缙绅，皆名笔也。捧阅浃日，岂胜瞻仰……宁家藏颜鲁公《祭从子季明文稿》一通，其后诸公题跋，无大言论，至有书云某人于某年某月拜观。前辈临古人文字，其敬讷如此。拜观之余，敬书岁月于后。”

　　关于张宁之生卒，史书例皆阙如。考卷二十六中一条自云“正统丁卯(一四四七)予年二十二”，则其生年在一四二六年;卷二十四“亡妻王氏墓志铭”记王氏卒时“春秋四十有五。成化壬辰(一四七二)与先妻孺人唐氏并葬……宁长其一岁”。以此推算，宁生年恰亦在一四二六年，两相契合，无或疑焉。至于其卒年，《海盐图经·张宁传》称其“致仕归，家居三十年卒。”而其抗志求致仕，乃在知府汀州任时。其卷二十五“崔公墓志铭”一条自识，成化乙酉(一四六五)十一月十一日海宁崔公卒于家。“讣至汀，余哭诸病中。又明年丁亥(一四六七)余谢病还……”是知靖之致仕在一四六七年。两相合考，可知张宁生于一四二六年卒于一四九七年，享年七十二岁，当是享高寿者。

　《祭侄文稿》卷后元鲜于枢题识中有“拜手书”字样

　　案，海盐张方洲字靖之，尝官黄门，生年长史鉴八岁，而卒年相仿，正是同时期人。两人皆饱学之士，张宁“謇谔自持，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方洲集》四库提要语)，且工书善画;史鉴博雅宏达，精鉴赏，富藏弆，两人并皆斐声艺林。兼以志趣相投，故为莫逆之交。史鉴于方洲所寓目其传家之宝鲁公《祭侄文》之事适可以此而坐实无疑。又考，张氏所藏《祭侄》因有“某人于某年某月拜观”此一特点，即可据此断为台北“故宫”本(该本适有“戊子十月九日鲜于枢拜手书”题识)。而《祭侄》墨迹又一文本—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文徵明镌刻于《停云馆法帖》卷四之墨迹底本—聂豹(一四八七—一五六三，字文蔚)藏本在张靖之时代唯有元人吴郡陈深、陈绎曾二跋(分别为一二九六年及一三二三年)，前者识语末云“……吴郡陈深识”，后者落款云“吴兴陈绎曾书”，是知二陈皆无“拜观(拜手书)”语，故与张宁藏本风马牛不相及。而此正是检验两本之分水岭。

　　二

　　王廷槐，一作庭槐，名茂，号云松。嘉兴人，官省祭。见《槜李诗系》卷二十。生卒不详，当与都穆(一四五九—一五二五)为同时期人，其收藏《祭侄》见都氏《寓意编》。《槜李诗系》录其诗《观驾出》七律一首，诗略。

　　兹考“省祭官”即“省察官”。祭，古“察”字。见《颜氏家训》卷六“书证”第十七(引文不录)。又考，“省祭”，为负责督察的小官吏、差使。地位一般低于举人、生员。在地方志、族谱上记载较多。以位卑不显，而罕为人知。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中称：“又谱中多称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号。”观此可知大略。省祭官职位虽甚低微，但亦不乏名士云。以与本文不甚相关，又亦略诸。

　　都穆所记王廷槐藏《祭侄》至为疏略，乃无任何特征可辨。何以确知其所庋藏必为今台北“故宫”本?可从以下诸方面求证。

　　从时间上判断，张宁(一四二六—一四九七)以后，《祭侄》归于王氏，合于时间先后的逻辑关系。从地域上考辨，从表面观之，张为海盐人，而王为嘉兴人氏。实则二人处于同一地域，因海盐乃嘉兴府之下辖县城。在明代中后期收藏巨擘诸如安国、华夏、项元汴等先后崛起之前，收藏博易活动风气并不活跃。是以名迹之传付，多局限在邻近地域最为常见。此亦名迹流传之地域性特征所在。逮至安、华、项诸巨擘并起，各家使尽家数，并金悬购，各不相让，致使四出穷搜博访，而不遗余力，则异地名迹往往不胫而至，多为好事者捷足而得。此为特定之时空因素囿之故也。

　　由于上述明代早期名迹的地域性传承特征，故海盐陈宝生彦廉之故物如《祭侄》，向后为同邑张宁所得;其又一名迹张旭《春草帖》也同样归于王庭槐秘笈，不失为典型的佐证。

　《停云馆》刻本中有元陈深题识。此题识中无“拜手书”字样

　　王氏鉴藏《祭侄》或有数世之可能。其后不晚于隆庆四年(一五七〇)，是迹辗转为杨生—歙人杨明时所获。嗣此，《祭侄》在嘉兴地区的传承告一段落，前后在此区域传付约二百五十年之久(自鲜于枢一二八二年购获至一五七〇年杨氏携至歙县几近三百年，其间张晏之收藏不计在内)。

　　“杨生”实即杨明时

　　三

　　关于台北“故宫”本在明后期的传承，杨生，亦即杨明时，系一重要人物。《祭侄》向于元明间在越地授受二百余年，而自隆庆四年(一五七〇)，乃由越入皖，杨明时即是关键媒介。换言之，《祭侄》于明季得以在徽歙辗转近七十年，杨氏实为携入之始作俑者。今世鉴家亦多留神此“杨生”者，著名如徐邦达先生，即为其中之一。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祭侄文》条“历代著录”一栏，徐邦达先生详录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相关内容，而其目的无非是追踪杨氏。云：

　　“颜鲁公《祭侄季明文稿》墨迹，在聂尚书(豹，字文蔚)双江家。今刻入《停云馆》者是已。文徵仲跋极口赞叹。予在豫章时，张伯任为新建令。一日谈中偶及，伯任云，其(案，即指聂豹)孙持此卷在此求易，索价至百金外，今持还矣。予属伯任物色，复持至，而予还旴水，遂不获见。盖辛已(一五八一)年之冬季。明年春初，余以外艰归，而殷二公子则为予言，其客杨生有鲁公《祭侄季明文稿》真迹。夫既为稿，则必无两本。然予皆未之见。第聂氏曾经文太史鉴定，殷所云，或旧人双钩廓填者。及予再仕江西袁州，壤与吉安接，乃知聂本亦廓填者耳。”徐邦达先生注：“按文氏《停云馆》本确为伪迹，詹氏所云杨生所藏者未知即真迹否?姑记备考。”

　《停云馆》刻本中有元陈绎曾题识。此题识亦无“拜手书”字样。《停云馆》刻本中，元人题识仅陈深、陈绎曾二则

　　徐邦达先生极欲明辨杨生身份以及所藏是否真迹(即今台北“故宫”本)诸事，心情之迫切溢于字里行间，自不待言。考徐邦达先生是书之梓行在于一九八七年，为集腋成裘之巨著，而《祭侄》条目远在此前;“姑记备考”者，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时，其念兹在兹，志之不忘如是。然而，遗憾的是，迄至先生驾鹤西去，其间凡二三十余年，而所谓“备考”者，依然搁置如故。而乃备而不考，徒使阙者仍阙，以不了而了之者耶?可见杨生为何人，所藏《祭侄》真迹与否，仍属悬而未决而已。

　　今考杨生者，名明时，字不弃，号未孩子。生卒不明，约在嘉靖、万历间。工诗善画，精鉴赏，尤擅古法双钩镌刻毡蜡，无愧有明一代顶级刻手，几夺古人精魄。案，万历间吴廷撰集《余清斋法帖》(正帖十六卷，续帖八卷)，大部出不弃手。杨守敬誉为“铁笔之精”，称《余清帖》“出明代诸集帖上。”民国《歙县志》载“此帖一出，即名噪京都”，可谓的评。与吴廷昆仲、董其昌、胡应麟等友善。似自外地而徙歙之家境寒贫者，前后客殷司隶、吴廷家凡数十载。其书画遗存甚为鲜见：丹青惟《滋兰树蕙图》(今在上海博物馆);墨迹亦复寥寥，仅见题此图二十余言及今故宫博物院所藏《天历本兰亭》(八柱本第一)中题识一则。附记：关于杨明时之姓氏，其墨迹(包括刻帖)均自署“扬”，而其印章概作“杨”(不弃擅篆刻，印记必由己出)，似在无可无不可间，殊甚可怪。今姑取“杨”说。

明 杨明时 滋兰树蕙图

　　笔者断徐氏所录“杨生”即杨明时，持论如下：《余清斋法帖》第四册《祭侄文》，后有元鲜于枢、张晏、杨明时、吴廷题识，乃以吴廷所藏真迹本(今台北“故宫”本)原迹摹勒上石。原迹中有吴、杨诸印，更有杨题一则。兹以墨迹、拓本互勘，昭然可鉴。

　　杨题云：“余幼好颜书。岁庚午(一五七〇)始获此卷……余甚爱之，时时展玩。于时余客殷司隶所。司隶以予爱亦爱之，用古画数轴易去，竟藏余笥中，不释观揽，何谓楚弓。后司隶物化，授其次公。公上京乏资，售于吴用卿(案，即吴廷)氏。余时客用卿所，又时时得以相对，信神物于人有缘，往来易主，廿年不离吾左右……己亥(一五九九)六月望日，杨明时。”下钤“明时”小印一，“不弃”椭园印一。

　　吴廷题识略云：“《祭侄》帖信佳矣，前贤今哲，具能道之，余复何言哉……万历戊戌(一五九八)，同友人杨不弃、伯兄景伯鉴赏因题。吴廷。”左侧自上至下廷印三枚，曰“余清斋图书印”“吴廷之印”“用卿”。其末隶书边款：“万历丙申(一五九六)秋八月初吉余清斋模勒上石。”

　　案，杨生为杨明时，历历可辨，无庸赘言。殷司隶次子，乃杨题中“次公”者，实詹氏所遇之殷二公子。此中吴、杨、殷、詹皆歙人。詹以外艰归故里，邂逅殷二公子，因得知其家门客杨生藏《祭侄》事。殷司隶物化后，《祭侄》归殷二公子(次公)所有。至迟在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殷次公上京乏赀，而售予吴廷。此中不弃显为引荐者，遂传博易一段佳话(案，殷司隶、次公父子皆确有其人，将另文考辨)。

　　鉴赏家周密、屠约、张雨小考

　　四

　　台北“故宫”本尾纸上，在鲜于枢戊子(一二八八)题识后，有元人周密、屠约墨迹观款三行。云：“山东伧父周密观于玉琴轩。”“钱唐屠约同观。”

　　屠氏题观雁行于周密左侧，二题虽未署岁月，但其下限在元大德二年(一二九八)之前，盖周密卒于是年故也。案，二人当观于鲜于氏手。其时《祭侄》作为镇馆之宝而珍储于鲜于氏之困学斋，伯机誉之为“天下行书第二”(仅次于《兰亭》)，见其丙戌(一二八六)题识中。

　　(一)周密

　　周密(一二三二—一二九八)，字公谨，号草窗，又号萧斋、弁阳老人、四水潜夫，花不注山人等。此处“山东伧父”者，亦其自署也。其先世济南人，曾祖随高宗南渡，因家湖州。淳祐(一二四一—一二五二)中尝官义乌令。宋运既徂，志节不屈，去而寓杭。善画梅竹兰石，多藏法书名画，以赏鉴游诸公。著述殊丰，有《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腊屐集》《澄怀录》《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草窗词》《浩然斋雅谈》《蘋洲渔笛谱》等传于世。

　　周、屠二氏既同观鲜于伯机之瑰宝，则“玉琴轩”自当座落在鲜于氏之府第，灼然可知。更何况鲜于氏收藏名琴之事于史可徵。“玉琴”之轩其名不显，岂以“困学”(斋)之盛而为深掩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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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穆棣

　　(本文作者供职于无锡美术馆)

　　(节选自《荣宝斋》期刊2016-6 总第1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