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美学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原始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印度。其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两汉之际(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思想在中国近两千年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各种思想系统互融荡消长，从而形成了有独特风貌的中国佛学，成为与儒、道思想并称的另一思想传统，并对中国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东汉至隋代以前，佛经传译中所导出的理论热点在于禅数学、般若学、涅槃学，隋唐阶段，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诸宗并起，各说纷纭。尤其是禅宗的出现，使佛学真正地中国化。

　　佛教思想是一种庞大复杂的致力于使人超越现实存在的有限性而进入某种本真的存在的宗教伦理实践体系。中国佛学思想同样具备这一特性。因此，中国佛学也只是在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与美学发生联系。其最为关键的理论焦点为：在主体心理层次上，宗教体验向审美体验的转化;在客观对象层次上，现象世界不断地合目的化，从而被设定为广义的审美对象。

　　禅数学与般若学中国佛学首先与美学发生联系的是禅数学与般若学。禅数学是由于《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与《般舟三昧经》等大乘经典的传译而形成的。始为东汉安世高(约公元2世纪)所传，后经严佛调、康僧会至道安，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后来，又被创造性地转化到天台宗和禅宗思想之中。禅是梵音“禅那”的略称，其本义为静虑、弃恶、思惟修。禅法亦即是定心之法，在禅数学中，禅法亦即止观之法。“止，摄也，摄六情还意，不复受。”(《阴持入经》注)止在梵文中意思是止寂，即止息妄念，换言之，通过建立一种特殊的注意机制，使之不再驰骛于外物而内照，这样人们就可以在独特的无意识状态中卸去存在的重负，从而在对感性世界的受动关系中解放出来。何谓观?“彼从一切法，寂然能解受，是谓观想，令止跓一切知。”(《阴持入经》)观即是在止的基础上激发出来的遍知一切的智慧。由止到观，就是由定发慧，从心理学意义上的解脱进入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解脱(这一点在后来禅宗思想中大大发展了)。这里，禅数学这种通过仪形修习和心理消解令人达到解脱之境的心理主义的宗教法门，用现代语言说来，事实上是致力于确立某种审美心境，即通过特殊的注意机制的建立，强力地摒功利、超欲念，切断人对世界的受动关系，在澄明的内照状态中，使人达到高度的心理自由，并由此得窥生命的奥秘。“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新……夫执寂以御有，崇本以息末，有何难也!”(道安《安般注序》)禅数学的传播研习中，道家思想是一个潜在的思想背景，老庄思想中通过无限的心理消解而获得无限的精神可能的观念，潜伏其中，从而使这种宗教—审美心境获得了至高的人类学意义。

　　禅数学虽止观并重，然着力处主要在止与定，即仪形修习这一层次上。观即慧这一方面则主要在般若学中得到发展。般若学是以大乘佛教的般若系经典和龙树所创的中观学派的思想为基点的佛教思想流派，远肇于东汉时期般若系经典的传译，而大盛于魏晋南北朝阶段。般若学与魏晋玄学互为表里，从而把中国佛学思想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形成了“六家七宗”的繁荣纷纭的局面。般若梵文原意为“智慧”“明”等，其全称为“般若婆罗密多”，意即“智度”“明度”“无极”，等等。般若学的要旨就是通过至高的智慧使人从有限的现实存在中得到超度。般若学的内核为大乘佛学的空观理论，以缘起无自性为诸法实相，即认为宇宙万有都是在相依相待的无限条件下方得以存在，故而并无自性，即没有恒定的内在本质。洞明这一点是体悟存在的意义的第一基点。般若学的杰出代表僧肇(384~411，一说374~411)指出：“圣人乘千化而不变，履万惑而常通者，以其即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也。故经云：甚奇世若，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肇论·不真空论》)般若学理论中潜在地具有一种重大的理论课题：超越那旨在超越有限存在的宗教实践和观念本身。小乘佛教以破“我执”为第一要务，要求“我空”，即对人的个体的感性的和社会的理性的诸种规定性加以消解;然而“我空”成执，便成“法执”，即一方面将万事万物的偶然存在的实在性绝对化，一方面将有限的宗教超越体系的意义绝对化。般若思想和中观思想正因此提出了法我两空、有无双遣，将空空(kòng)掉等一系列重要观念。僧肇的“立处即真”“触事即真”“体之即神”的思想，正是这种大乘空观的创造性发挥：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有限状态的超越，不在于寻求某种理想的特殊的起点，而是直接从存在的现实规定出发。这样便把宗教性的超越实践充分地审美化了。这一思想与支道林的“即色游玄”(《即色游玄论》)的思想，竺道生的“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泥洹(即涅槃)”(《〈妙法莲华经〉疏》)的思想相互映照，埋下了佛学世间化、宗教修行审美化的理论契机，从而导发了天台宗的“无情有性”和禅宗“遍观大地，无不是药”的将生活、将世界合目的化、审美化的倾向。

　　天台宗是隋唐时代中国佛学最先成立的宗派。其教义主要依据《法华经》，故亦称法华宗。其承传谱系为龙树、慧思、慧文、智、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实际创宗人为智(538~597)，湛然(711~782)则为中兴的功臣。智的主要著述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湛然主要著作有《金刚》等。天台宗倡禅教并重，通过止观并举、定慧双修而指向实相(存在的最高实在)。这一思想传统，从慧文的“一心三观”到智的“一念三千”至湛然的“无情有性”一线发展。所谓“一念三千”，智说：“夫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有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界，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摩诃止观》)这里，三千并非确定的数目，智的意思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无非是一念偶萌所涌动出来的现象。因此，“若从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则是纵;若心一时含一切法者，此即是横;纵亦不可、横也不可，只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纵非横，非一非异，玄妙深绝;非识所识，非言所言，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境。”(同上)智的思想，将神秘的宗教心境，转化为澄明的审美心境：万物芸芸，无不尽罗于一念，尽出于一念;此心可生一切法、可含一切法。因此，只有非纵非横、不一不异，才能达到非识所识、非言所言的极境——不可思议境。这也就是将洞明存在的最终实在(实相)的宗教修行，转化成一个由特殊的澄明心境来执行的内在审美观照过程。把指向、归趋于实相的过程由仪形化的一味枯坐(止)转化为圆融无碍、不离感性的智慧(观)。
 

　　在此基础上，湛然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观念。所谓“无情有性”，意谓不唯有情识的众生具有佛性，没有情识即无欲望无意识的草木瓦砾一类的事物也同样具有佛性。这一学说致力于在客观的一维中寻找智学说的本体论依据。湛然指出：“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万法之称宁隔于纤尘，真如之体何专于彼我?是则无有无波之水，未有不湿之波，在湿讵间于混澄，为波自分于清浊。虽有清有浊，而一性无殊。”(《金刚》)智的学说侧重于从主体心理出发，论证达到实相的主体心理方式，即通过类审美心态而进入无限可能的不可思议境;湛然则从自然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佛性、真如在宇宙万有间的遍在(虽清浊有别，而一性无殊)，将世界合目的化从而作为广义的审美对象界而确立起来。

　　三论宗隋唐时代中国佛学宗派。因据印度中观学派的《中论》、《十二门论》(龙树)、《百论》(提婆)立宗，故名;又因倡言“诸法性空”，又名空宗和法性宗。该宗承传谱系为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实际创宗者为吉藏(549~623)。三论宗思想是般若学思想的深化和延续。般若思想强调了宇宙万物的当体性空，着力于破除由于假名(概念)所执著的实在，而三论宗则更进而发挥了性空而无碍于缘起的中道精神，其理论基点主要有“两空”“八不”及实相湟涅槃，等等。龙树《中论》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法，既指宇宙万物，又指佛教本身的超越体系。小乘佛教着力于“我空”——着眼于人体生命的虚幻不实而力求解脱;大乘佛教则更着力于“法空”——万物性空，空性本身也必须予以“一空”。在三论思想中，其具体法门便是“八不”：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吉藏认为“八不者，盖是诸佛之中心，众圣之所处也。”(《大乘玄论》)“八不”之中，生、灭、常、断四者是人类在时间方面的计执，一、异、来、出四者是人类在空间方面的计执。这些偏执是一切戏论(谬见)的认识论根源，也是人类面对存在的真谛(中道实相)的魔障，所以只有将这一切规定的相对性绝对化，并通过一种神秘的直觉(“现观”)与现象界直接交通，使人“如哑受义”，才能体悟存在的真理。在此基础上，三论思想提出了“无住涅槃”的思想，把涅槃(最高与最终的解脱极境)世间化。涅槃不再是一种消极无为的寂灭，而是一种积极的对实相的洞彻。不再是宗教生涯的终点，而是一种更新了的生命过程(“无住涅槃”)，而这，正是中道智慧照亮了的审美化的人生。

　　唯识宗唐代佛教宗派，由于创宗者玄奘(600~664)、窥基(632~682)长期居住于长安大慈恩寺，故又称慈恩宗。该宗依印度无著、世亲、陈那、护法、戒贤一系的瑜伽行学派的学说为宗，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为基本经典。《成唯识论》认为：“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又云：“诸识生时，变似我法。此我、法相，虽在内识西由分别，似我境观。”“愚夫所计实我、实法，都无所有。但随妄情而施设故，说之为‘假’。”概而言之，唯识宗理论中关于“转依”的理论是关于从愚昧的成见(实我执、实法执即关于人类存在和宇宙的实在性的偏执)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新的意识结构和新的感性经验的理论。作为“转依”理论前提的“难识”理则认为，没有脱离人的经验(内识)而独立存在的自足的现象(外境)，人的平时所执著的实我、实法都是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依据的。由此出发，唯识宗提出了“偏、依、圆”三性说。即从执于妄情假有的“偏计所执性”和执于因缘的“依他起性”转向“圆成实性”——把握现象的真谛，直指真如。真如，意谓如其所是，即不是游离现象之后的抽象本体，而是直奉呈于现象之中的最高真实。这就导出了唯识宗美学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1)将般若、三论思想中的空观思想加以深化，而转向现象一元的真如观，这种真如观打破了现象本质的二元对待，从而使现象界具有绝对的价值，这一思想为僧肇“立处即真”的泛审美态度寻找了自然本体论的依据，也是禅宗思想中将世界，将生活合目的化的一个重要契机;(2)与真如观相应的无分别智慧的提出，与道家(庄子)思想中的相对化思想相映衬，将般若圆智具体化。这一思想事实上触及了超名言，非概念的审美心理的特性。

　　华严宗唐代佛学流派。因奉《华严经》为基本典籍，故名，又名贤首宗、法界宗。其承传谱系为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实际创宗者为法藏(643~712)。华严宗思想的核心为“法界缘起说”。“法界者，总相也，包事包理及无障碍”;“缘起者，称体之大用也。”(澄观《大华严经略策》)在华严思想中，法界是包蕴万事万理及其相互交切纵横的关系的总体世界。其中，理之义为共相，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本体，事则指各别分陈的事象。华严宗美学思想就蕴涵于理与事、一与多的相互交切包蕴的关系上。法界共分四层：一为事法界即个别分陈的事物所构成的现象界;二是理法界即共相界;三是理事无碍界，个别现象与普遍共相互相包孕、相切、并存的境界;四是事事无碍法界，这是诸法界的总枢机和最高境界;宇宙万有、世间万事，周遍含容，圆融无尽，微尘含大千之极，一滴知百川之味。用法藏的话来说，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存在的本体界和现象界都不过统摄于一种至高的大统一性之中，层层融通、重重无尽。存在的最高神秘正在于这种无限丰富性与绝对统一性的同一之中。这就是所谓“一月遍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的绝对澄明之境。华严宗美学思想正是通过把生活、把世界设定于绝对的统一性之中从而使世界成为无限的审美境观的。共相个相，一与多的理论，正点明了有限的审美意象与无限的审美意蕴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佛学各派中，最具有美学意义者是禅宗。

　　总之，中国佛学美学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美学。佛学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的确也表现在“妙悟”“意境”“境界”等一系列审美问题上，但是，佛学美学的根本性的影响，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影响——它作为一种广义的对人生、对世界的审美精神，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生活情趣……这才是中国佛学美学的真正作用和真正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