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绘画艺术比较 ——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

　　西方绘画为了表现上帝创世的可信性，追求事物的真实性，在观察事物的方法上，相应发展了焦点透视法。中国的散点透视法，关注的是人内心的世界，传达心里情感，不追求描绘物象的真实，相应发展了散透视师法。两种不同的透视法，是中西绘画在很长时间里的最大的区别。 焦点透视法，主要包括三种具体的表现方法：一是几何学透视法，即以固定的、静止的角度观察事物，追求特定时间里的空间真实性;二是光影透视法，根据物体受光的阴暗明阳，烘托物体的立体空间;三是空气透视法，表现物体因空气的浓淡阴晴，色彩的变化，表现远近的距离。这几种透视法，都是为了描绘物体的立体感，所以又称为“立体透视”。

　　焦点透视法，要求画家创作时，设想自己站在某个固定的地点上，在特定的时间里，从特定的距离和角度，来观察和描绘视野范围内的事物。这样可以真实地再现所见到事物。焦点透视还要求画家，使物象获得固定的光照，让物象在特定的光照下，产生明暗不同的层次和阴影，这不仅能够表现物象的轮廓，还可以在平面上确立物象的空间位置，真实地再现物象之间的距离，从而增强描绘物象的真实感。这种固定的观察和空间处理的方法，以及使用光的原理表现物象的真实性，成为西方绘画艺术的主要表现方法。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是依据几何学的原理发展起来的。据说当时画家要在两度空间的平面上，描绘所见到的事物是很困难的，为了表现物体的真实感，最早使用的是远近法，后来意大利画家乌切罗和数学家马内堤，创立了透视画法。文艺复兴时期，一些画家把几何学原理，运用到绘画创造中，使焦点透视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西方绘画以人为主要的描绘对象，追求造型的准确、质感、光感，一方面得益于自然科学，如物理光学、透视学、人体解剖学、色彩学等科学研究，使艺术创作成为带有科学研究特点的活动。另一方面，是由宗教观念的影响造成的。神学美学家奥古丁斯、阿奎那等人认为，几何形式的结构，不但是一种绝对永恒的美，而且是宇宙万物必须与之相符合的一种抽象的“理式”。这种“理式”，先于和高于自然界的万物，万物只有符合这种“理式”，才能有美。上帝就是最大的几何学家，上帝以几何的法则创造了美。因此，几何学原理，不仅是科学的原则，也是艺术创作的原理。

　　中国画创作，从透视学上讲，属于“散点透视”。画家在观察物象时，是“以大观小”，而在画面上表现对象时，却是“以小见大”。画家取景时的视线是流动的，不是像西方画家那样，固定在某一处而不变动。中国画家创作中，也不受客观事物的限制，可以自由取舍来安排布局，如描绘高山时，并不照相式地模拟某座山峰，而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画出心中想象的山峰。中国画的这种透视方法，实际上也与宗教观念有关，是受到道教宇宙观影响的结果。道家以及道教的宇宙意识，对绘画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道教看来，“道”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它之大“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端”(《吕氏春秋·下贤》)。人们无法直接感知“道”，但它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只有通过观察和反思，才能够悟出“道”的存在。“道”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规律，它虽然是神妙莫测的，但不具有和上帝、造物主相通的，超自然的神秘意义。面向人所存在的自然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教的这一宇宙意识，为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开拓了特有的时空观念，“道”的宇宙意识，决定了人们把握宇宙方式的独特性。因此，画家力求通过描绘物像，去契合天地之“道”和表现主观性灵，而用不着靠焦点透视，来表现事物的真实性。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并非意味着古代画家在视觉观察与表现上，不具备运用科学认识的能力。早在汉代墓室壁画和画像砖上，我们已经看到古代画家运用透视法表现建筑物的空间关系。在五代、宋代的一些绘画中，也有不少作品细致、准确地描绘了建筑、机械等图像。宋代学者沈括，曾批评画家李成画的建筑物，只画屋檐，不画屋瓦的作法是不懂“以大观小”的道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古代画家并不是不懂得视觉透视的原理，而是为了突现主观心理的真实，传达心理情感，而不去表现“视觉的真实”而已。这种自由创作的观念，贯穿着中国的所有艺术，包括书法艺术在内。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清楚地看到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这一差别。他指出，中国书画艺术的创作，是不受西方几何学法则的束缚的。他说：“中国书法最典型的贡献，是在于它不拘泥于形式，字是书写者凭冲动自由挥毫写出来的，中国鉴赏家欣赏的就是这种在字里注入活力的笔法，他让字遵守运笔秩序，而不是几何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