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慨交心——朱光潜小传

朱光潜

　　一

　　清末民初，远在中国南方大别山南麓桐城县阳和乡的吴庄，有两位私塾先生，拿着锄镐拼命地在自家园旁掘地，不一会儿挖出两个瓦瓶，他们欣喜若狂，断定这是汉朝的古董，并郑重其事地把瓶洗干净，供在香炉前的条几上，两人整整磋商了一天，决定要给这对古瓶作一篇“古文”记。他们拿来了红纸，用楷书恭恭敬敬地写就，然后贴在瓶子上面。其中一位指着站在一旁仔细端详的男孩说：何不让此儿也写一篇?那位看上去俨然是这孩子父亲的人张口便道：“他!还早呢。”言下之义这孩子还不够格，这种鄙夷之意无疑刺激了这孩子，同时也在这孩子身上蒙上了对文字的一种神秘感觉。这孩子心理想：如果我有一天也能有资格给古瓶作记就好了!看来这孩子对自己的企望并不高，连他也万万没意识到日后自己将成为中国美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是朱光潜先生。

　　朱光潜，笔名孟实，1897年9月19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下一个家境日渐破败的地主家里，父亲朱黼卿是个乡村私塾先生。祖父朱海门，清贡生，和桐城古文家吴汝伦有交谊。朱光潜自十五岁进小学前一直都是在父亲的鞭挞下受着严格的封建私塾教育，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过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以及《史记》和《通鉴辑览》等。但他对这些严肃的书远没有对“禁书”感兴趣，当他父亲不在家时，便偷偷翻开家里的藏书箱，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厢记》和《水浒》之类的旧小说，这时他开始注意到金圣叹的点评，像一些什么“才子”、“情种”之类的观念时常在脑海里盘旋着。

　　不过，少年朱光潜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主要还是“经义策论”之类的时文。通过这样严格的10年私塾教育，等到进了“洋学堂”(高小)，已经能写就一手非常漂亮的文章，结果光潜只在小学呆了一年便转入了著名的桐城中学。桐城中学是晚清古文名家吴汝伦(1840—1903)创办的。他曾为严复多种译述作过序，可见思想较开明，且又不废古文。中西合璧是桐中的一个传统，后来培养出像朱光潜、方东美这样世界级的学贯中西的大哲也就不足为怪了。

　　承袭传统，桐城中学特别重视桐城派古文，所习课本也是姚惜抱(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当时的教法是朗诵和背诵，据说这样才能抓住文章的气势和神韵，等到范文熟读多了，头脑里甚至遍及全身的筋肉里都浸润下那一套架子，一套腔调，和那一套用字造句的姿态，这时当你下笔一摇，“骨力”、“神韵”都出来了。朱光潜把这套把戏称作“扶乩手”，全身“不由自主地动作起来”。确实，摹仿是从艺的“门坎”，作诗写文章也不例外。据说少年光潜当时已经能通过摹仿把文章写得好似欧阳修、归有光一般的模样。尤其是对诗的爱好也是在桐城中学养成的。有一个教国文课的老师叫潘季野，是宋诗派诗人，在他的熏陶下，少年光潜对中国旧体诗产生了极浓厚的情趣，他读了《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唐宋诗醇》、《宋百家诗存》、《十八家诗钞》等选本，养成了每日必读诗的习惯。在他一生八百万言的著述中，独独《诗论》是他最钟爱和难以割舍的。不能不说这种丰厚的诗养是从幼时就种下了苗子的。的确，诗是所有文学中最纯正趣味的，诗的字往往是精雕细琢出来的。朱光潜对文字有极敏感的“嗅觉”，即便是受了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对于桐城中学倡导古文也无可厚非，原因在于它谨严和典雅，讲究声音的节奏，忌讳浮词的堆砌，着重立言的得体，这些都是治文学的真切体会和精华，用不着厚今薄古。

　　二

　　人们常说大山里生长的人只有走出去见见大千世界的面目方才可成大器。朱光潜在1916年桐城中学肄业，随后在桐城大关北峡小学教了半年书。他不甘心就此在这穷乡僻壤里当一辈子教书匠，于是决心投考当时的唯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当然慕的是它的“国故”。但终因家境穷困所迫，无奈只能就近考取了不收学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朱光潜此时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他满怀希望踏进学园，渴望名师的调教，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遇到的师资水平还远不及原先桐城中学的先生。这个学校有一个教地理的姚明晖教师，牵强附会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这个“名家”会把黑水讲成黑海，流河比作非洲沙漠。还有一位讲《孟子》的国语老师，总会在每章中发现一个文章的义法，章章不同，什么“开门见山”，什么“一针见血”，什么“剥茧抽丝”，弄得一团乌烟瘴气。从此使朱光潜觉得一个人嫌恶文学上的低级趣味，可以比嫌恶仇敌还更深入骨髓。

　　不过，事情也不尽是如此的糟糕!在武昌高师，朱光潜有幸结识了徐中舒、章伯钧。特别是作为史学、文字学名家的徐中舒，不仅和朱光潜保持了终生友谊，而且还在朱光潜回国时，也是这位徐先生拿着光潜写的《诗论》引荐给胡适，胡适看了后立刻聘请朱光潜到北大任教。这当然是后话。至于说到在武昌师院究竟给朱光潜留下什么?那就是他规规矩矩地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圈点了一过，也算略窥了中国文字学的门径。

　　当然，在武昌的学习生活中也还有给少年光潜留下了值得回恋的东西：洪山的红莱苔，蛇山的梅花和江边几条大街上的旧书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武昌的师资水平固然不可恭维，但毕竟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南京、武昌、成都这四所高师招收了20名去香港大学深造的留学生，朱光潜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后来自己也坦言：倘若没有这次机会，可能他“还是冬烘学究”。这个自我估价应该是清醒的。

朱光潜先生晚年与家人合影

　　三

　　朱光潜一步入港大，顿生一种“异样”的感觉，置身于这“洋气十足”的英属殖民教育的环境里，别人把他和同学朱跌苍、高觉敷三人看作“怪物”，给了他们一个诨号叫作three wise men(智慧人)。可想而知，内地师范生的寒酸气自然难以让人看得习惯。反过来说，朱光潜他们也会对当地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最后，朱光潜作了自我心理调整，他说他学会了“容忍”异样的人，并认为这是“受了一种教育”。

　　没多久，内地发起了五四运动，洋学堂和五四运动虽然漠不相关，不过新文化提出要废文言倡白话，这对于受过私熟教育的朱光潜来说，委实在他心灵产生了剧烈的震荡。这好似一个富足的商人，一夜醒来，旁人告诉他兜里装的满满的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这种感觉伴随着他有一阵子，使他精神上很痛苦。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毅然放弃了古文，转而做起了白话文。

　　港大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对朱光潜是一种重新铸造，他开始学会了有张有弛的生活节律。对他来说，最为快意的事是一有空闲，便独自一人沿着住处(梅舍)旁的小径经过莫理孙舍(Morrison Hall)向山上走，经过几道弯，约摸一个钟点爬到山顶。在山顶上眺望大海，看着蔚蓝的晴空笼罩着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耸立着青葱的树林，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画面，此时，深深地吸上一口清气，这成了他的“一种瘾”。

　　抛开这暂时做一个“空空如也”的原始人外，朱光潜更多的时间是放在紧张的学习中，他在自己房间的墙上端端正正地悬挂着同乡先辈方守敦写的“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凭着这种精神，青年朱光潜大量阅读了英国文学、西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伦理学诸学科的经典书籍，为他日后涉足的美学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一个人的兴趣养成往往和他生活的某一阶段的师教是分不开的。朱光潜说他自己第一兴趣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再次是哲学，这也不能不说和他在港大的受教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朱光潜在港大课堂上第一次读到《古舟学咏》，觉得老水手射死海鸟的故事并不怎么引人入胜，甚而觉得有些干燥乏味和离奇可笑。但一经英国文学的导师辛博森教授的点拨，顿觉那英诗里的每个音节和意象都是那么的美妙，前后的穿插安排又是多么的妥帖!从此朱光潜把这位导师看作自己的“精神上的乳母”。后来他有机会到欧洲留学，首选进入的大学便是辛博森的母校——爱丁堡大学，这实际上是他在潜意识中对这位教授的深深的敬佩之情在起作用。

　　哲学并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它是要教会人学会珍视精神的价值，体会人的一种尊严。在港大的伦理学老师——奥穆先生深暗此理。他给青年朱光潜种下了一粒“爱好哲学的种子”。那时的光潜才二十刚出头，童气未泯，和同学们跟在奥穆先生后面有意抬高嗓门骂他，为的是让这位老师放弃讲授晦涩难懂的亚里士多德，转而去教“简赅明了美国教科书”。可是纵使你怎么骂他，奥穆先生依然摆起他那跛腿，偏着头，若无其事地带着微笑往前走。要知道，他还是一位讲课从不领薪水的老师，据说他认为教书拿钱是苏格拉底最鄙弃的事。朱光潜慢慢从这位脱俗的老师身上领悟到一个人安顿自己心灵世界是最最重要的事。

　　从1918——1923年，朱光潜在港大发表了8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从写文言到白话文转变的半文半白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学生杂志》第十卷第五期发表的题为《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一文，已窥见他初步确立了“超脱”的人生观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态度。这一切应该和他所受的港大教育有关。

晚年朱光潜先生居家照

　　四

　　港大毕业后，朱光潜经高觉敷的介绍，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应张之邀，在吴淞中国公学部教英文，兼《旬刊》的主编。在这里，朱光潜开始初尝到了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滋味。他听过李大钊和恽代英的革命讲话，同左派郑振铎和杨贤江，以及右派陈启天、李璜等人都有些往来，但那时他想，只要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他并不想陷入左和右的争执之中，抱着一种近乎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路线走。有外国研究他思想的学者称他是“从倾斜的塔上暸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的，表现出对动乱局面的不满。”也有人说朱光潜和郭沫若是较早地提出文艺独立自主的口号的。朱光潜晚年对这些观点都有首肯。

　　很快这种平静的教书生活被江浙的战火给打破了，吴淞中国公学驻进了军队，师生也相继散去。朱光潜由夏丐尊的介绍到了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教的还是英文。《无言之美》就是他到了白马湖后写的第一篇美学论文，他一直视这篇文章为他处女作，说来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拿那篇文章给夏丐尊、朱自清看，他俩都认为他可以在说理文上有大发展，这真是“仙人指路”。后来光潜就一直抱着这条路走下来了，以至于把文章作到了如同朱自清所称赞的：“行云流水，自在极了”、“头头是道，津津有味”的程度，这种成就不能不说和初始的这两位诤友的诱导有关。

　　春晖中学是1920年由富商陈春澜捐资创办的，由名重一时的教育家经亨颐任校长。春晖中学居上虞县城大约有5公里的路，但地处乡间，景色尤为宜人。朱自清的著名散文《白马湖》里形容白马湖的水是“满满的、软软的”，春天里的“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这里绝好的人文环境似乎和当时军阀混战的时局划开了一般，自然也引来了一群贤人，朱自清、夏丐尊、匡互生、丰子恺、刘熏宇、刘叔琴都相继到了这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光潜常和丰子恺、夏丐尊、朱佩弦、刘熏宇一块吃酒谈天，他们吃酒如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忙，各人到量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往往酒后见真情，诸人各自胜概，丰子恺拈出一张纸来，兴笔划上几幅，各人传看，心中各自欢喜，也不多加评语。这种世外桃园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各自在他们人生中烙下了美好的印记。这是朱光潜人生中的“欣”。但是朱光潜人生中也有许多“慨”。中国文人想通过逃避政治却往往还是为政治所伤害。担任春晖中学教务长的匡互生，是“五四”火烧赵家楼的英雄，他第一个冲进赵家楼，打开曹汝霖府舍的大门，让爱国学生冲了进去。他在教育上的主张是民主和自由。而经亨颐当时却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作风上颇有些专断，不愿意听到底下人有什么不同的声音，这在思想上和匡互生产生了磨擦。朱光潜、丰子恺等青年教师因同情匡互生，觉得春晖中学已非是昔日理想办教育的场所了，决计响应匡互生的号召，一并辞职。这样，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在一片依依不舍的学生的呜咽声中离开了白马湖。

　　朱光潜随后到了上海。没多久，夏丐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赶到上海。然后又加上了原先就已在上海的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几位，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立达”取自《论语》中“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成已成物思想。与立达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还筹办了一个开明书店和一种名叫《一般》的刊物。“开明”是“启蒙”之意，“一般”则是面向中学生，寄希望以对青年一代作启蒙主义的教育。有了自己宣传的“阵地”，显然这群知识分子在残酷的斗争中更加理智，也更加有方法了。朱光潜此后的许多著述都是在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上发表的，他自己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和后来一些活动的起点。”

　　五

　　在朱光潜的内心深处，他对西方近代的浪漫主义思想有着某种共鸣。早在香港读书时，辛博森(沈顺)教授就教他读了不少英国“湖畔派”诗人的作品，他对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的《抒情歌谣集》有极浓的兴味。此外他还读了《浮士德》、惠特曼的《草叶集》等世界名诗著作。他一直渴望有一个机会亲历这些国度去回味一下这些诗意和心目中产生过的美好意象。

　　苍天不负有心人。正当立达学园吸引了不满北洋军阀专制教育而向往自由教育的青年的同时，朱光潜也接到了录取安徽官费留英的通知。他不能不作出选择。这样，在1925年的夏，朱光潜取道苏联赴英，途经莫斯科时，住过豪华的欧罗巴饭店，也在肮脏嘈杂的小酒店喝过伏特加，啃过黑面包，对俄国留下了既兴奋又不太愉快的印象。到了英国之后，他便进了辛博森教授给推荐的爱丁堡大学。爱丁堡是英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爱丁堡大学的医科、文科是在欧洲颇为著称的。朱光潜选修了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由于他在留英前已在港大接受了五年的英式教育，获得了学士学位，语言一般已不成为交流的障碍。这样他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了解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状况。他相信任何一个民族的学术成就的背后都蕴藏着历史和文化的丰厚积累。他在港大时写过不少心理试验的文章，现在他兴趣从心理学转向文学，而美学恰好是这两者的结合点，于是他写了一篇《论悲剧的快感》在心理学研究班上宣读，结果心理学系主任詹姆斯•竺来佛博士(Dr.James Drever)听后大加赞赏，建议他在此基础上扩充成一部专著。朱光潜按照这一指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专题研究，但他发觉这个题目先可以放一放，待到对英国社会文化和艺术的一般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时再着手研究似乎更切实可行一些。经过一段时间的和英国社会的磨合，他写了《旅英杂谈》。涉及到了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种族观念、民族性格、文化水准、生活水平、政治动态等。朱光潜并不像一般刚到国外的青年，常常虚幻地美化异国风情，相反，他则以极其冷峻的眼光审视英国社会的一般状况，他认为英国的大众是很穷苦的，能过上舒服日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还达不到五分之一。于是，他得出结论：英国人向来引以为自豪的似乎都逐渐成了历史。

　　朱光潜是官费考取的留学生，但官费经常发不到手，所以一直在闹穷。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把作品寄回国发表，也可以赚得一些稿费来谋生。况且，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反倒能促进更细致的思考，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开明书店出版)、《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出版)、《谈美》、《诗论》的初稿、《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出版)，以及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因抗战中遭炮火焚掉了)，这些书都是在国外留学期间写成的。朱光潜不善于写小说，自称幼时的训练导致了抽象思维压抑了形象思维，但他还是在留学期间翻译了法国作家柏地耶《愁斯丹和绮瑟》的小说，这本书也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

　　1928年朱光潜获得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后毕业，随即转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就读，同时他还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巴黎大学注册听课。留学生的生活是清苦的。朱光潜虽不喜欢交际，但在英法的中国留学生里还是有许多朋友的。他过海到巴黎大学听课的间隙时常去看望这些朋友，老友胡愈之先生就是他在立达学园时就曾相识过的。现在，胡愈之先生在巴黎拉丁区旅馆里租了一间很宽敞的房间，每月租金约六百法郎，吃的却是街头的一种快餐(鱼餐)。朱光潜很能体会他的这种安排，认为胡先生把房间弄得宽敞一点是便于各种社会活动，在吃的方面节省一点对身体并无大碍。相形之下，朱光潜自己却多半租的是廉价的居民家里，省下来的钱可以多买些书。在英法期间，朱光潜和朱自清、徐悲鸿、吴宓、李石岑、周太玄、刘海粟、傅雷、彭基相、周煦良、老舍、缪培基、温嗣芳、罗长海、陆元诚等人均有交往。

　　1931年10月，朱光潜离开英国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深造。他早在港大时就读过歌德的《浮士德》，对这位德国大诗人非常敬仰，到大师的母校就读自然是一件幸事，再说斯特拉斯堡是德法语言通行区域，趁便也可以把德文学习一下。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此时正和早在立达学园时就认识的学生奚今吾小姐热恋中，奚小姐一直呆在法国。

　　在对奚小姐产生爱慕之情之前，朱光潜也曾有过一段婚姻经历，像许多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这桩婚事是由父母抱办的。女子姓陈，后有一子(朱式粤)。对于这段婚姻，朱光潜甚是痛苦，他和陈氏没有多少感情，但他也知道孩子是无辜的，对孩子一直有一种愧疚的心情，在他远在异国时，他还嘱托友人将开明书店的部分稿费交给家人，以抚养孩子。

晚年朱光潜

　　奚今吾，四川南充一富家女子，1927年秋到巴黎留学，时年25岁，小朱光潜10岁。这段“师生恋”被后人传为佳话。1932年夏，在伦敦朱光潜与奚今吾女士成婚，蜜月后返回斯特拉斯堡。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进修了三年，在心理学系主任夏尔·布朗达尔教授(Prof.Charles Blondel)和波兰人科绪尔文学教授(Prof.A.Kozsul)的悉心指导下，朱光潜用流利的英文完成了他早在爱丁堡就打算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一书。1933年，该书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光潜先生为数不多的“高头讲章”的学理性较强的著作，这大概是考虑到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行文的特点。从第一章绪论的“问题的提出与全书提要”到第十三章“总结与结论”形成了一部结构严谨的系统。从内容上也可以见出来朱光潜始终关注的悲剧艺术和人生的关系问题，这一主题在他脑子里已经盘踞了很长时间，对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叔本华和尼采的悲剧理论的“批判的综合”阐述，都是朱光潜艺术人生化的观点一种拓展。恰恰因为此，在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当这本书由朱先生的高足张隆溪译成中文时，朱光潜还不忘在“序言”里强调指出他自己早年“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恐怕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叔本华和尼采都关注艺术反映人生以及艺术是对人生逃避这两个原则。其中的况味耐人咀嚼，叔本华得出的是人生悲观的结论，而尼采则要化这种人生的凄苦为审美的愉悦(观照)，朱光潜深深地服膺后者。

　　朱光潜是一个哲人，生和死一直是他一生思考的永恒命题。当他刚到爱丁堡大学时，就听到了他在国内吴淞中国公学的学生夏孟刚自杀的消息，朱先生悲痛之极，因为他曾对这位学生有殷切的属望，心灵彼也能交感共鸣，转瞬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掉了，这促使朱光潜思索生与死、人生和艺术的关系问题，于是写下了一篇“悼夏孟刚”，认为“自杀比较绝世而不绝我，因为彻底，然而较之绝我而不绝世，则又微有欠缺。”因此，朱光潜主张一种“绝我而不绝世”的处世态度。“绝我”，其精神类似自杀。把涉及我的一切忧苦欢乐的观念一刀斩断。“不绝世”，其目的在改造，在革命，在把现在的世界换过面孔，使罪恶苦痛，无自而生。这里，“绝我”和“不绝世”是统一的;“出世”和“入世”也是统一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光潜在出国之前已经奠定了他的“人生艺术化”的观点，他写的《无言之美》是他文艺思想的萌芽，原因就在于它反映了“超脱”人生的艺术化观点。现在当朱光潜在西方文化里也见到了尼采靠着“日神”和“酒神”的交响曲，把现实的苦难点化成一种欢乐，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无怪乎后来朱光潜对《悲剧心理学》这部英文著作特别的评价：

　　“这不仅因为这部处女作是我的文艺思想的起点，是《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的萌芽;也不仅因为我见知于少数西方文艺批评家，主要靠这部外文著作;更重要的是我从此较清楚地认识到我本来的思想面貌，不仅在美学方面，尤其在整个人生观方面。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

　　是的，朱光潜是“尼采的信徒”，这是因为尼采美学恰恰把悲和喜融合在一起，他不是叔本华一味的“悲”，而是“化悲为喜”。朱光潜的人生观也是这种悲与喜的综合。他的书斋名称就是“欣慨室”，这“欣”是就“喜”来说的，但不是狂喜，是平淡中的几份快意;这“慨”当然就是就“悲”来说的，但也不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悲观，而是对人生的一种感叹!

　　六

　　1933年，朱光潜在完成了《诗论》初稿之便于7月从马赛乘船返回国。

　　北京大学，这曾是朱光潜梦寐以求的一所大学，现在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在回国之前，他托中央研究院历史所过去在武昌高师的同学徐中舒给胡适推荐，凭的就是那部刚完成的《诗论》初稿，胡适看后颇为赏识朱光潜的才学，尤其是对朱光潜在西学和西洋语言文学方面的功底慧眼相识，随即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不仅如此，胡适先生还另有打算，他以为研究中国文学不懂外国文学不免视界狭窄，于是就请朱光潜给中文系的学生讲外国文学课和美学课。朱光潜拿着《诗论》和《文艺心理学》在北大教授反响热烈，接着又由朱自清邀请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讲了一年。后来老友徐悲鸿又约朱光潜在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的《文艺心理学》。据当时在清华听课的学生季羡林回忆：“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吧，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象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诗论》和《文艺心理学》可以说是姐妹篇。《文艺心理学》旨在“把文艺的创作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出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是一部“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诗论》则是应用《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去讨论诗的问题，同时，对于中国诗作一种学理的研究。”

　　不过，《诗论》似乎在朱光潜的心目中的地位显得比《文艺心理学》更重要。他当初送给胡适以作为一种资历证明的著作就是《诗论》，他自认为这部《诗论》“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

　　一般认为，朱光潜在这部书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诗的音律，以及为什么后来走上了律的道路;并拿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拿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诗，目的是寻求一种能够称得上是普遍意义的诗学美学。

　　朱光潜对语言，尤其是对中西诗艺的造诣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留英时，常常到一家书店老板组织的诵诗班去听诗朗诵。他觉得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无论中诗还是西诗都是如此。于是，他一回国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一个“读诗会”。从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四年间，朱光潜一直住在地安门附近的后门里慈慧殿三号，这殿本是满清皇族的院落，柏树以外，最多的是枣树，还有稀奇的楸树十余棵，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虽然略显有些冷寂，但风景还算别致。加上和梁宗岱这位喜好斗嘴的朋友作邻居，也平添了几份热闹。更重要的是：这个院子很大，客厅也宽敞，适合更多的友人和诵诗的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当时，“读诗会”一搞起来，很快就把京城的文人吸引了过来，这些人包括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林徽音、周煦良、俞平伯、冰心、凌叔华、陈西滢、萧乾、沈樱、陈世骥、孙毓棠、方令孺、程鹤西、张兆和、杨刚，以及当时北京的两位英国诗人尤适·伯罗和阿立通等友人参加。

　　“读诗会”上，朱自清最起劲，他的兴趣本来就是语文，因此在练习朗诵时，他能随时对于一个字的用法或一句话的讲法都潜心玩索。梁宗岱则也是不甘寂寞的人，他和朱光潜围绕着刚性美和柔性美辩论则尤为激烈。何其芳也不闲着，在一旁羞怯地把他的新作《梦后》拿来朗诵，以示大家评说。萧乾为在座精彩的朗诵和议论深深地迷住了，他感到朱光潜的这座客厅好似“一座金矿，到处都是闪光的矿石。”

　　“读诗会”除了每月一至二次外，还在天津《大公报•文艺》搞了一个“诗特刊”(副刊)，1935年11月创刊，每月发刊两次，出至第17期(1936年7月)，后更名为“诗歌特刊”。登载了一百五十首风格迥异的诗作。朱光潜这时期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评。《从生理观点论诗的“气势”和“神韵”》直接深入到中国艺术和生理的关联，可谓“入木三分”。同时，他又写了《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1934年发表在《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期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则更是气势恢宏，从自然、宗教、哲学的层面把中西诗的异同清点的一清二楚。朱光潜除了对诗艺非常投入外，对与诗相关的戏剧也尤为关切。1936年6月，曹禺的《日出》开始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上连载。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巴金撰文推崇道：“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个戏像这样地把我感动过。”以朱光潜对戏剧欣赏的一贯观点：欣赏者应该是与“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既不完全分享剧中的人物感受，又不完全超然于外，是所谓“不即不离”。以此为标准，自然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不能以淌了“四次眼泪”来论断。于是写了《眼泪文学》一文，不指名地引录了巴金的话，并发出“文学的最高恩惠是否就是眼泪?叫人流泪的多寡是否是衡量文学价值的靠得住的标准?”这样的考问。

　　朱光潜本来没有恶意，只是拿这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美学观点。但听者却有心，巴金看后非常激动，提笔写了《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说朱光潜文章“简直是‘无的放矢’”，把“眼泪”拉到“文学的最高恩惠”、“眼泪文学”、“世纪病”等问题上去，指责朱光潜“滥用名词”。并说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浪漫时期”，更无所谓“世纪病”，《最后的晚餐》用的决不是油彩，而是“粉画”云云。

　　朱光潜也动了感情，他写了《答复巴金先生的忠告》，说巴金缺乏幽默，连一般的讽刺也不能接受，不是“存心诬蔑”就是“逞一时气忿说昧良心的话”。并一一提及文学史的“世纪病”和《最后的晚餐》是“油彩”画的根据何在，并非是凭空立论。最后光潜先生反唇相讥地说：“最后，让我再说一句，我希望你在写‘忠告’时不是‘存心诬蔑’，因为我不愿素来对于你的敬意突然幻灭。我说这番话，用意并不在辩护自己的错过，请求你巴金先生推已及人，以原谅自己错过的精神去原谅别人的错过。据你自己说，你坐到‘深夜两点二十分’来骂我，这未免太不爱惜你的精力了。你巴金先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前途正未可量，别要浪费精力啊!寻找和攻讦别人的错过永远不能成就你的伟大。这是我报答你的一句诚恳的忠告。它够使你受用一生，也够使你骂我一生。它究竟产生哪一种效果，看你的造化吧，至于我的话却到此为止。朱光潜谨复1937年四月廿六日。”这场争执双方都欠冷静，伤了彼此的感情，这个“结”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解开。

　　朱光潜一生都在企图逃离政治的漩涡但总是逃不过，当时的文坛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京派”和“海派”不乏刀光剑影。京派自从徐志摩落难后，似乎有些式微，胡适为了重新振作一番，他看到了朱光潜“初出茅庐”，不宜成为“靶子”，于是组织了一个8人编委会，他们是胡适、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和朱光潜。筹办了《文学杂志》。让朱光潜写了一篇发刊词，大意是说在诞生中的新文化要走的路宜宽阔些才是。这份杂志一出炉，很快成了一种畅销的文艺刊物。

　　七

　　正当朱光潜去上海，与商务印书馆了解《文学杂志》发行情况，并打算提出编一套西方文学批评丛书的设想之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随即侵占北平，朱光潜和北平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1937年7月28日，北平彻底沦陷，朱光潜与杨振声、沈从文一行4人从北平乘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到烟台，由从烟台转车到济南，再由济南乘火车到南京。在南京到中央医院探望胡适先生，听了胡适对时局的看法后，朱光潜决定接受四川大学的聘请。由南京转到上海，从上海迳赴四川大学任教。

　　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教的是莎士比亚和19世纪英国散文，同时他还任文学院院长。1938年底，国民党试图对川大试行党化教育，拟派CC系的“四大金刚”之一程天放出任校长，撤换张颐。朱光潜素来不喜欢与“政客”打交道，加上和张颐毕竟是同道，他对国民党搞教育颇感失望，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号召罢教，以维护学府的尊严。遂掀起了所谓“易长风潮”。沙汀和周文对朱光潜的表现和处境十分关心，把消息传到了延安，周扬通过他俩人交给朱光潜一封信(写于1938年12月29日)，约他去延安参观。可是1939年1月15日才接到这封信，朱光潜这时已由由成都转到嘉定(乐山)，他给周扬在1939年1月20日回了一封信，表示了惋惜之情，并表示“我总要找一个机会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今年暑假中可以成行，行前当再奉闻。”

　　朱光潜也确实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是中国的“还有一线生机”。但为什么延安之行未能如愿，除了信收的晚了些之外，还有非常复杂的其它因素。当时国民党当局通过朱光潜留欧时的好友劝阻他去延安，同时又通过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不停地给先生施加精神上的压力。学生中有个教育系的右派分子粟玉生，他在1938年12月14日将胡汉民给介生写的条幅：“合传韩非已不伦，神仙祖述更非真，如何一样图中绘，向左倾旋便惑人”的影片“献给”朱光潜先生，其用意非常明显。可想而知，当时的朱光潜内心是极为矛盾的。此时安徽籍的现代评论派王星拱(武大校长)和陈西滢(武大文学院长)几位老朋友邀他到四川嘉定乐山的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主讲美学和英国文学。在这种恍惚之中朱光潜也就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

　　到了乐山之后，朱光潜因从朋友那里见到幼时的学友方东美先生所写的诗，欣喜欲狂，随即回信称赞方诗有“兼清刚鲜妍之美”，于诗道造诣甚深，并说“暇时如有兴致，乞书尊诗数首于一小条幅，俾悬之座右，可以当晤时。”同时邀方氏来峨眉一游，光潜愿作导游。方东美没有允邀去峨眉一游，而是尊嘱用蜀纸抄了二十首诗，开头便说“孟实约赴成都，同游青城、峨眉，懒散未应”，“峨眉皓月峨眉态，峭壁青山峭笔苔，娟娟艳舞于雯耿，粲粲妍簪万萼梅，未除玄览遭狂笑，肯写文心娱赤孩，峡外烽烟危客感，鸣鞭怕近望乡台。”这就说明了当时方氏和熊十力因围绕“性”字展开的争议，表达了“未除玄览遭狂笑，肯写文心娱赤孩”的决心。也间接表达了不能赴邀的理由。

　　其实，朱光潜给方东美写信还谈到了他托卢代曾君代寄《文史》第二期关于评冯友兰《新理学》一文，以求正于方兄和宗白华(因宗和方是同校同系的)。看来，朱光潜对他这篇评冯友兰的哲学文章很是看重，他也写信给好友朱自清，请他谈观感。朱自清1941年10月26日回信里谈到：“兄批评‘新理学’的文字，弟在船上已细看。除‘势’那一个观念，当时也有些怀疑是多余的以外，别的都是未曾见到的。读了兄的文字，真有豁然开朗之乐，佩服佩服。芝生(指冯友兰——引者注)兄回答似乎很费力(若我是他的话)，但我渴望想看看他的答文。无论如何，他给我的信说兄指出的地方只是他措辞欠斟酌，似乎说得太轻易了。到这儿遇见李广田兄了，他也早想看见这一篇文字。我就给他看了。”

　　以后冯友兰确实也回应了朱光潜的这篇评论，说朱光潜批评并不在理，是“浅薄的理性主义”(因为朱光潜说冯是“浅薄底经验主义”)。

　　这段时间，朱光潜也曾邀熊十力到武汉大学做过短期讲学，方东美和熊十力;朱光潜和冯友兰虽然有种种意见纷争，并没有伤了和气。武汉大学也非太平胜地，湘皖两派闹得也很厉害。朱光潜性情温和，和皖湘两派都很友好。于是，王星拱就拉他做了武大教务长。国民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长字号”的人物都必须是“党系”号的，这样，朱光潜又无可奈何地被带上了三青团中央候补监委，监委是国民党中央监委一些有名无实的头衔。

　　毕竟朱光潜还是一个学者。在这种艰难岁月里，一边要应酬“校办公、上课、开会，和同事同学们搬唇舌、写信、预备功课”，一边还要挤出时间写作。他的《谈修养》(重庆中国出版社1943年5月版)、《我与文学及其他》(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10月版)、《谈文学》(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5月版)就是在这种“博两兔”的情况下完成的。

　　在嘉定，长女朱式嘉出世，一家三口算是有一个稳定的“家”的感觉了。朱光潜参加了《思想与时代》杂志的编委会，与张其昀、钱穆、郭斌和、冯友兰、贺麟五人同为编委，张其昀任主编。这些文人多半是搞哲学的，和他们的交往中，朱光潜也开始思考一些美学背后的形而上问题。对《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评论》文章反映了先生试图在他早期经验美学和非理性的结合体外寻求一种哲学的“依托”。他从冯友兰不能把“真际”和“实际”最终统一起来作为自己拷问的出发点，既肯定了冯先生《新理学》的贡献，又指出他还未能逃脱“二元”论的怪圈，他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实际上都是在努力打破这“二元”论的困顿。经过思考，他对克罗齐的“表现说”进行了批判的综合，在《诗论》里提出自己的表现说。这个表现说特点是把思想和语言看作一回事，思想就是使用语言。这实际上是黑格尔思维和存在同一命题在美学领域的再现，他用“一元”论代替了“二元”论，这种尝试开启了中国语言美学的端倪，但其唯心主义色彩确实很深厚。

　　1942年，次女朱世乐出生。朱光潜体会到在一天劳累下来，“深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写成”他的《谈修养》的滋味。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有一个自画像：“我大体欢喜冷静，沉着、稳重、刚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尊崇理性和意志，却也不菲薄情感和想象。我的思想就抱着这个中心旋转，我不另找玄学或形而上学的基础。我信赖我的四十余年的积蓄，不向主义铸造者举债。”是的，朱光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三民主义者。他不相信玄学，只相信情感与理智的融合。在人生观上，他只服膺尼采和陶渊明，对陶公的喜爱，还引出了和鲁迅先生的笔墨官司。事情的起因是朱光潜接到老友夏丐尊一封信，信中谈到：“近来颇有志于文章鉴赏法。昨与友人谈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大家都觉得好。究竟好在何处?有什么理由可说：苦思一夜，未获解答。”朱光潜对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也颇欣赏，原来在《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五封信》里曾谈过对这两句的感想，觉得表现了一种凄凉寂寞的情感，现在重新思索这两句，又认为原先的看法有问题，便把心得写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复夏丐尊先生》一文登在《中学生》杂志1935年第12月号上。

　　朱光潜在这篇文章里一是承认过去的理解有偏差，二是谈到新解这两句，觉得有一种哲学的意蕴在里面。“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借此“就正于丐尊先生及一般爱诗者”。不料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之七》(《且介亭杂文二集》)批评朱光潜玩的是“摘句”的把戏，是“割裂为美”，“是从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加以“吹嘘或附会”，结果误了读者，使读者“弄得迷离惝恍”。更可笑的是，朱光潜是想借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因为照朱先生的看法，这四位“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针对朱光潜的“陶潜浑身是‘静穆’”的说法，鲁迅讽刺说“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但是“历来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接着，鲁迅举出陶渊明《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诗里同样有写“金刚怒目”之态的。据此，鲁迅反证道：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朱光潜没有回应，他选择了沉默。但从原武汉大学学生金绍先1941年夏到乐山拜访光潜先生时，朱光潜很坦率地谈到了和鲁迅的分歧。尤其朱先生认为鲁迅先生没有把审美的超功利和实际的功利取向分清楚，照朱光潜的看法，“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作者钱起在写这首诗的背景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句千古名句令读者可以有许多超功利的审美想像。最后朱先生对金绍先说：“我非常尊敬鲁迅，他是中国最有才华最有学识的作者，但是我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并未能与他的才华和学识相称，这是中国文学的巨大损失。原因何在呢?我认为鲁迅先生不幸把他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看见日本人砍中国人的头就决定从事文学，以改造国民的精神。但文学其实并不具有这种伟大的功能。政治的目的应当用政治的手段去实现，而我们中国人从传统上总是过分夸大文学的力量，统治者也因此总是习惯于干预、摧残文学，结果是既于政治改革无效，也妨碍了文学自身的发展。鲁迅放弃小说创作而致力于杂文‘投枪’，他在巨大的痛苦和愤怒中过早地去世，这无论如何也是中国文学的大损失。我们中国人似乎从来不懂得Art for art’s sake(为艺术而艺术)，但是把巨大的社会历史使命赋予艺术是不可能也不应当的。”大概有了和鲁迅先生的一来一往，似乎朱光潜更加特别推崇陶渊明了。也是在这段时间，将他对陶诗涵咏了近20年的心得写成了名篇——《陶渊明》，他把这篇文章放在《诗论》的第十二章。在他看来，陶渊明是儒、道、释兼有之，是所谓“学非称师”，“不求甚解”，甘于在人与物一体同仁的“化”的状态中“徜徉自得”。陶渊明主张“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这和朱光潜常言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可谓是异曲同工。朱光潜为了表达和陶公的心灵契合，还特别从陶潜《时运》诗序中的“欣慨交心”这句话取出“欣慨”两个字，作为他的室名。并嘱友人汪奠基篆刻椭圆方形阴阳文图章两枚以作纪念。又请马一浮替他篆写了“欣慨书斋”四字的横幅。在朱光潜看来，“欣慨交心”这句话恰好是陶渊明内心世界的写照，对人生既有欣喜，又有感慨。与其说是欣喜，而落于浅薄的嬉笑;与其说是感慨，又不陷于奋激佯狂、神经质似地悲伤。同样，此句话也表达了朱光潜对人生的态度，就是把人生看做一场戏，历史是舞台，各种人扮演着不同角色，然而，于角色者头脑自然是很清醒的，它要把现实人生的苦难剧演出一番审美的情趣和愉悦来，其中自得大解脱。

　　1946年冬，朱光潜重新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北平，任西语系主任，翌年兼任北大文学院代院长。举家迁居到离北大不远的中老胡同。他开始把精力投入到翻译克罗齐《美学原理》上来。在译者序里谈到了为什么要译此书的原因：“我起念要译克罗齐的《美学》，远在十五六年前，因为翻译事难，一直没有敢动手。这十五六年中我却写过几篇介绍克罗齐学说的文章，事后每发见自己有误解处，恐怕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对不起作者，于是决定把《美学》翻译出来，让读者自己去看作者的真面目。”其实，朱光潜既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也是出于借此清理一下自己思想，看看究竟同克罗齐有几份思想的瓜葛。他同时写了《克罗齐哲学述评》一书。他发觉美学背后的哲学基础并不牢靠：“作者自己一向醉心于唯心派哲学，经过一番检讨，发现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论的英雄的企图是一个惨败，而康德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在一个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心理深深感觉到惋惜与怅惘，犹如发现一位多年的好友终于不可靠一样。”据此，他主张哲学大概就是以提出问题为研究的目的，至于问题的解决恐怕还在其次。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朱光潜和贺麟一行因和国民党教育有很深的瓜葛，行动并非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于是先生以素来处逆境下的“超脱”精神，躲进小楼成一统，静心研究起老子的《道德经》来，他参照了七种古刊善本，以晋王弼为底本对照各本进行了细致的校读。1949年3月完成了全书的集注和梳理，约有二万余字。这种处惊不乱，以解读道家为生死的解脱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八

　　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指定由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三人小组具体负责催促知识界知名人士南下。当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亲自到朱光潜住所力劝他早日南下。朱光潜问走到哪里?陈说先到南京，朱又问如果南京也保不住如何?陈说那就到台湾。朱又问：大陆都保不住，区区台湾如何能保得住?陈说台湾是美国战略要地，它们不会就此不管的。朱光潜觉得“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是个滋味。”于是最终拒绝了蒋介石派往东单广场来接他(们)的专机，决定和大多数中老知识分子一样迎接解放。

　　也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朱光潜真诚地希望能溶入到这个新社会之中，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为了放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他首先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检讨》，反省了他过去曾受过的欧美式的民主自由的教育。对于这种思想的转变，李泽厚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1949年以后许多有自己明确的哲学观点、信仰甚至是体系的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汤用彤、朱光潜、郑昕等人，也都先后放弃或批判了自己的原哲学倾向，并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还可以讨论，但接受的内在忠诚性却无可怀疑。金岳霖解放初期还与艾思奇辩论，60年代初却主动写了《论所以》;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也很典型。这与他们由热情地肯定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使国家独立不受外侮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

　　尽管朱光潜对新社会是向往的，但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保留了朱光潜在西语系任教的位置，却让他从原中老胡同搬到原燕京大学南校门几间平房居住。这里的房屋年久失修，而且是某位先生家的后灶房，遇雨就漏，拥挤和破败不堪。夫人奚今吾不得不常常拿着盆来接屋顶漏下来的雨，心理自然不好受。朱光潜却平静地安慰她说：“没事，你看我们不都很好吗?”

　　“不都很好吗?”是朱光潜一贯以克已和“超脱”的人生态度换来的达观，但并不是说对他的意识深处没有造成伤害。当时实行的工资方案，甚至把朱光潜评为七级教授，对于这种污辱性的举动，朱光潜没有表示过什么怨言。他对“虚名”素来不以为然，所以遭受这种打击才并不为所动。无怪乎著名诗人方地山曾拿朱光潜的笔名“孟实”作过一个对子：“孟晋名斋，知是古人勤学问。实心问事，非徒虚名见英华。”这确实是朱光潜的人生写照。

　　这种艰苦的境况大约维持了若干年，直到1956年，才搬到稍许宽阔的燕东园一座洋楼里，工资也恢复成一级教授的标准。

　　从1956年到1962年，全国开展了美学大讨论，朱光潜觉得这恰好是自己清除身上“陈年病菌”的良机，于是写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长文。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就分别给他打招呼，表达了《文艺报》准备组织一组文章对朱光潜美学思想进行批判，目的不是为了整人，主要是澄清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朱光潜是以“靶子”身份才获得参加美学大讨论入场卷的。

　　在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写了一系列的美学论文，如《美学怎样才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答李泽厚、洪毅然两同志》、《“见物不见人”的美学——再答洪毅然先生》、《克罗齐美学的批判》等等。这些论文后来被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朱光潜对马克思的研究是保持一种学者的态度，他决不作随风倒的墙头草，因此他才有勇气提出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发展性的观点。如他对列宁的反映论在美学中的运用有自己的看法，对美是社会意识形态性的观点也独具特色，等等。他真正做到了“有来必往，无批不辩”，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学人的风范。他从不惧怕修正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也是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和当时许多从苏联教科书中东抄西凑的“马克思”权威不同，朱光潜在60岁还自学了俄语，为的是从不同马列版本中摸索原义。他是较早系统对《费尔巴哈论》、《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真正钻研的人。这显然和当时那些并不看马列原著，却声称“朱某不配学马列”的舞刀弄棒的所谓“学者”不同。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朱光潜的“中流砥柱”，这场美学大讨论相对其它学术领域的“争鸣”要系统的多，持续的时间也长，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多。

　　1963年，朱光潜完成了高教部全国高等文科教材会议委托他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这部50万字的扛鼎之作是他后半生的心血结精。他自己也认为是“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这里非过誉之词!要知道，朱光潜为写这部书，搜集和翻译的原始资料就要比实际这本书的份量多两三倍。他几乎把西方美学历史有影响的著作精选逐章逐节的翻译过来，后来在“文革”中散佚，只找到部分译稿，后来收入到《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一书中。时间老人是最好的公证人，在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不是还很难找到一本在体系的完整、内容的详赅方面胜得过这本“美学史”的书吗?

　　九

　　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的同时，朱光潜被红卫兵小将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揪了出来，家被抄，一次又一次地挨“喷气式”批斗。后又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关进“牛棚”，强迫他从事有辱人格的体力劳动。1968年10月18日，住在朱光潜燕南园的邻居历史学家翦伯赞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和突如其来的打击，含恨与夫人一同自尽了。

　　曾是朱光潜学生的季羡林此时也和老师“同棚”，他给我们留下了保贵的资料：

　　“孟实先生在棚里的一件小事，我却始终忘记不了。他锻炼身体有一套方术，大概是东西，佛道沟通。在那种阴森森的生活环境中，他居然还在锻炼身体，我实在非常吃惊，而且替他捏一把汗。晚上睡下以后，我发觉他在被窝里胡折腾，不知道搞一些什么名堂。早晨他还偷跑到一个角落里去打太极拳一类的东西。有一次被‘监政人员’发现了，大大地挨了一通批。在这些‘大老爷’眼中，我们锻炼身体是罪大恶极的，”

　　应该说，这是朱光潜一生当中倍受煎熬和生死考验的一段时期。常常是被红卫兵打得满脸是血、拖着沉重的双腿，步履艰难地挨回家来。但回首这断往事，朱光潜只是用平静的语调说道：“在‘文革’中我被‘四人帮’关进牛棚，受尽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于是宿病齐发，又加上腰肌劳损，往往一站起来就不由自主地跌倒，一场大病几乎送了命。”“在牛棚里时，我天天疲于扫厕所，听训，受批斗，写检讨和外访资料，弄得脑筋麻木到白痴状态。”试想一下，一个从事精神劳作的知识分子被弄到了“白痴状态”，这种折磨恐怕比起对肉体带来的创伤更加严重。

　　然而，面对这一切困难，朱光潜是坚强的，他不是消极地“绝世”，而是积极锻炼身体，以备将来能征服环境积蓄自己的力量。季羡林感叹朱光潜这种处逆境奋力抗争的人生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朱光潜具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的精神：面对北大红卫兵小将罗织的种种罪名，甚而还搞了一个以丑化朱光潜的漫画和实物的展览。朱光潜看了只是淡淡一笑置之;*同样是面对加上绿笔的“特号”海报的批斗会上，翦伯赞、冯定、冯友兰三老个个怒形于色，而朱光潜则显出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神态，等等。这些事例都验证了朱光潜常说的一句话：善人遭难，是对其信仰的一种考验。

　　文革进入后期，朱光潜的境况才稍有好转，他给长子朱陈的信中称自己是“挂起来靠边站”，属“一批二养”之列。其实冲击并没有就此作罢。1969年，老伴奚今吴从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于7月全体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长子朱陈也下放到安徽肥东青龙中学，长女朱世嘉则更是远在哈尔滨安家落户，次女朱世乐则在前一年就已经下放到山西洪洞2658部队二中队六小队的农场里劳动，可谓“妻离子散”。

　　朱光潜也曾一度对自己将来是否还能重操旧业产生过怀疑。他给长子朱陈的信中说：“我想将来回安徽住，在合肥能否租得两三间民房?能否请得一个帮忙做饭的?望代我留意一下。我在京住下去本无问题，只是冬天稍冷，而且住久了，还是有些念家乡，有机会我还想到南方去游历一些地方。依日前健康情况三五年还可活。”

　　就在朱光潜起念告老还乡之时，有一天他在西语系清扫垃圾，从乱纸堆里忽然发现自己心爱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的译稿，那是抄家被抄走的。朱光潜又惊又喜，但又不敢去拿，幸而联合国资料翻译组的负责人马士沂深知老先生的想法，故意让先生再“查查毒”。就这样，朱光潜在马士沂的掩护下，在劳动改造和批斗的间隙偷偷开始续译和整理黑格尔的这部大著。

　　大约在1973年年底，三大卷宗百万余字的黑格尔《美学》译毕。朱光潜给章道衡(11月5日)信中说：“我一直都在北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应用的冲击，三年前即正式得到解放了。领导上指示我把黑格尔《美学》译完，此书第一卷译文原已在六十年代出版;剩下的二、三卷约七十万字也于最近两年译完了，已列在人民出版社计划中。”朱光潜是闲不住的人，他随后又翻译了《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录》;这本选译被认为文字精确，流畅，选删得当的译本，现被教育部指定为中学生课外参考读物。

　　十

　　1976年，在阳光驱散乌云之后又重新洒落在燕南园66号时，这里的主人已是八十开外的老翁了。这座古老的美式建筑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中国的风风雨雨，它曾是冰心老人青年时举办婚礼的住宅，……“文革”后期朱光潜全家从燕南东园迁来，当时这座二层小楼已被一分为二，朱家只能住一层的大半，卧室、起居、书房是三位一体。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楼上才退回给朱家，这样朱光潜在楼上可以有一小间作为自己的工作室，书柜则放在通往工作室的过道上。不管怎样，总算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了，朱光潜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美学这块园地里。

　　从1976年到1986年，朱光潜写了三本书：《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重新翻译了《费尔巴哈论刚》并作了细致的注释，部分翻译了《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的章节。还用二年时间翻译了维柯四十万言的《新科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愈加感到时间的宝贵，他每天要工作四至五小时，争分夺秒，真正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只要我还在世一日，就要做一天事，春蚕到死丝方尽，但愿我吐的丝凑上旁人吐的丝，能替人间增加哪怕一丝丝的温暖，使春意更浓也更好。”

　　朱光潜的晚年生活非常有规律，人们清晨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未名湖畔打自己编的简易太极拳，有时举着拐杖慢跑，﹍﹍他早晨工作，下午有时工作，有时读报，晚上睡前稍许看一会电视。他的生活节律很像西方哲人康德一般。他时间抓得非常紧，自己把晚年的工作比作米勒那幅名画中的拾穗乡下妇人，这决不是自谦!只有真正体会到学海无涯的人才会有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

　　面对美学界一些玩概念、套公式的恶劣文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诫这些人：研究美学的人如果不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不光是文风成问题，文艺界里还有许多禁区，要冲破这些“禁区”，他勇敢地站出来讲人性论、讲人道主义、讲人情味、讲共同美和形象思维。在给老友沈从文《凤凰》作序里他写道：“我相信从文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实现了这个理想，我特别看出他有勇气提出‘人性’这个蹩脚倒霉的字眼，可能引起‘批判’，好在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就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就终究会弄明白的。”

　　果然，朱光潜的序文在《湘江文学》1983年第1期上发表，很快就遭来一些人的批判。该刊的编辑凌宇感到有些歉意，专程去看望朱先生，朱光潜十分平静地对他说：“没关系，发了也就发了”，当时的政治气候确实对朱光潜有些不利，朱光潜身体也已渐衰弱，病了一场。但文艺界的朋友都很关心他的状况。姚雪垠写信安慰先生：“愿先生摆脱消沉情绪，安心养病，乐观地向百岁以后进军。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心愿，也是文艺界、学术界众多同仁的共同心愿。”(1984年5月6日)

　　朱光潜感到自己的身体欠佳这还事小，而美学界、学术界的视野狭窄，思维僵化则事大，为了要使中国美学真正和世界美学的潮流接得上，把维柯的《新科学》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学者，这有助于开拓视野，消除机械形而上学方法带来的危害。

　　1984年6月朱光潜身体激剧恶化，食欲也大减，全身无力，行动也有些不便。奚今吾夫人写给台湾的侄女朱颖立说到这种情况，说无论怎样劝朱先生注意身体，他根本听不进去，只要精神稍好一些，就把心思“钻”到译他的“维柯”上面去了。朱光潜不惜用他最后的余力和“维柯”一博，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新科学》是近代对美学或诗论作出贡献最大的一部著作。至少，维柯在三个方面的思想值得我国美学界同仁的重视：一是“认识真理凭创造”;二是“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三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观点。

晚年朱光潜

　　季羡林对朱光潜晚年的最后一跃甚为感叹，他说：“他(指朱光潜)译完了黑格尔的美学，又翻译维柯的著作。这些著作内容深奥，号称难治，能承担这种翻译工作的，在世没有第二人。孟实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深湛的外语水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争分夺秒，锲而不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赞扬。”

　　朱光潜治学的眼光是世界性的，因而他晚年的系列活动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3年3月，朱光潜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主持该校第五届“钱宾四(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的题目就是《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从这个“学术讲座”前四届邀请的学者就可以看出水准的规格是很高的：第一讲邀请了钱穆本人;第二讲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第三讲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第四讲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

　　随着“门户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国际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也日渐频繁。朱光潜是当时为海外注目的少数人文学科的著名学者之一。1979年夏，朱光潜收到了意大利汉学马利奥•沙巴提尼寄来的长篇论文《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文中提出了朱光潜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文化传统之木，特别是“道家之木”的观点。1979年底，人们又读到了邦尼•麦克杜哥(Bonnie S.Mc Dougall，中文名杜博妮)长篇论文《从倾斜的塔上了望：朱光潜论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背景》一文，等等。1984年，美国世界维柯研究会正式邀请朱光潜赴美参加年会，因年老体衰，终未能成行。

　　1985年春，朱光潜病情突然加剧。头脑有时清醒，有时已不能自己。在友谊医院时，他会时常冷不防冒出一句：“维柯的《新科学》里这个词，早该这样译的。”有时他又会感到一种全身的紧张，他不耐烦地要妻女给找“检查材料”。这种反映恰好是他潜意识的一种表露：他心理挂记的是那部还没有出版的维柯《新科学》;他心理还隐藏着历次政治运动给他心灵造成的种种精神创伤!这大概也是朱光潜的一种欣慨交心吧!令人欣慰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八百万言的精神遗产;使人们从中可以领略到他对人生百态的“欣”与“慨”。

　　1986年3月5日上午，朱光潜在方便用力时突然感到不适，接着便呕吐不止，家里人急忙给北大医院打电话，没人接，又给司机房打电话，也没有车。待到下午2点才将人送往友谊医院，因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2时30分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九岁。

　　朱光潜走了，带着他对人生的“欣”与“慨”走了，他把美留给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