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审美源流分析

苏轼《黄州寒食帖》

　　我们在以上讨论了中华民族审美观念的基本属性和汉字造型美之后，对书法审美源流的基本分析，是帮助我们提高和认识书法美学的重要内容，它将直接影响我们对书法美学思相的认识，理解和运用，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书法审美思想的起因和发展。

　　“我们人类的所有文明，都是从有了文字开始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也不会例外。文字是伴随着语言而产生，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发展过程。而我们中华民族的汉学文字，从一开始就具备了绘画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但不等于绘画。并不是在有了文字的同时就具有了审美思想和美学意识。这种文字与文字审美的关系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偶然到必然的历史过程。

　　我们从现已发现的文字符号来看;从结绳记事到殷商时期甲骨文的早期雏形中不但可以看到类似动物、人物、及自然中的各种物象，还可以看到在刻写形式上力求横平竖直，平衡对称和方正疏朗的基本法则与要求。从盘庚到武丁的一百多年时间为甲骨文前期雏形，一般字形较大者居多，并伴随着刻记的随意性。却有一种粗犷豪放，雄强健壮之美。这种美仍然处在一种无意识的随意状态之中。在祖庚到帝辛的一百多年时间中，一般以小而密的形式出现，字形结体和排列都开始注意到整齐端正的一路风格，这对后来的蝇头小楷有着直接影响。这也不过依然停留在原始初期阶段的审美意向。

　　真正构成审美思想并带有主观追求审美效益的时代，是“青铜”时代的到来。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是最先享受社会生产力的先进成果。青铜铸造技术不仅把人类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把上层社会的生活质量也向精工美观的艺术追求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在铜器铸造的生活用具和误乐用具中，以刻上精美绝伦的文字装饰来显示地位的高贵和权力的威严，是统治阶级十分欣赏的主观意向。与此相关的钟鼎，兵器，钱币等象征权力和国家的所有铸件都刻以文字的装饰来显示出一个时代的辉煌。这就在主观上强调了文字书写的严整，稳重，大度和气势。文字书写求工求美的因素也就被自觉的主观意识加以强化。而这些工艺技术的完成，必须选择那些文字书写最突出的优秀人才和铸造技术最好的匠人来共同完成这项重要工作。这种求精求美的精神追求必然带动书法向工艺审美的方向发展。一旦文字作为工艺装饰的艺术形象出现，文字的审美功能也就相应得到了提高。并为后来的书法审美奠定了坚实基础。

陆机《平复帖》张伯驹识

　　象征权力等级的西周列鼎制度，以“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的习风一直勾引着后来的历代帝王占有欲望。西周九鼎因历史原因的湮灭，成为后世帝王终身欲求的精神支柱。“一言九鼎”的重量级成语也随之而出。在钱币、兵器上配以一定的装饰图案加以强化文字审美的特殊功能，是文字作为艺术形象在文明发展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象征。如前面提到的越王钩践剑，其文字就极具鸟形的装饰图案，不仅古人欣赏，今人又何尚不喜欢。

　　从鼎文和石鼓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篆书已经达到了高峰，字体笔画婉转曲折，结构上力求平稳对称，笔画粗犷雄奇，瘦劲坚韧，并根据青铜铸造技术的实际要求出现雄强稳健的字体结构也是一种必然现象。书法形式只有作为青铜器装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才真正具有了艺术的价值和视觉的美感，同时它又促成了文字在这一时期的完美成熟。金籀文和大篆直到秦统一六国之后才逐步脱离工艺需求而独立成为一门艺术。

　　秦始皇为了大力宣扬秦王朝的功德，首创了在名山刻石记功的先例。这种习风又直接带动了刻石之风的盛行和书法审美的发展。像秦始皇这样的君主，对书写内容，书写形式都必须是尽善尽美。它的功能在于召示天下，流传千古，来不得半点粗心马虎，否则就会直接引来杀身之祸!这就直接导致了书法审美需求的进一步强化。书法审美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都是与这些最高权力统治者的特殊利用和严格要求密不可分的。

　　从书法艺术的发展来看，秦代刻石记功的举措又把书法艺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如果说青铜时期仅限于鼎盂剑戟，器皿用具装饰的话，那么秦始皇的刻山琢石则是向自然挑战!字体求大、求险、求绝就成为书法审美的新走向。这是中国书法审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是李斯;李斯不仅在泰山刻石中留下了被后人仰慕的书法作品，而且在文字统一的改革中也是领头人。张怀瓘在评价李斯的书法时称其为“画如铁石，字若飞动”，“其势飞腾，其形端俨”。书法艺术发展到李斯其人;在用笔上明白的表现出强劲的骨力，灵活的动势，这些都是书法审美中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

　　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从篆到隶的过程是一个大幅度的跨越，这一步走得又快又远。这种急剧变化的文字现象，直接反映了文明社会对文字简化和文字实用的迫切要求。

　　汉代的隶书是一个中国文字发展的高峰期。它不仅成熟了隶书，而且还出现了草书，使书法艺术对客观事物的动态美表现出高度的灵活与发挥。除少数人继续沿写周秦以前的篆书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以隶书的便捷为首选，这使隶书获得了很大发展。汉隶的显著特征是质朴自然，严整周密，起伏纤巧，不做作，无牵带，有一种雄浑气魄和稳重沉着的威武精神。

　　推动这一文字发展的典型人物有汉初的萧和，曾有“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的美誉。萧和是秦末县衙的书吏，对书法颇有研究，为汉代隶书的发展与成熟起了重要作用。汉元帝时为黄门令的史游，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作《急求章》，解散隶书粗书之”，因此传为章草的创始人。还有曹喜，杜度，崔瑗，张芝和蔡邕父女等，都是在书法史上做出贡献的人。

　　由于直接受到秦始皇刻石记功行为的直接影响，刻石之风也随之在汉代盛行。摹崖石刻，纪文碑刻遍及整个中华。今日学隶之人无不以《张迁碑》《曹全碑》《史晨碑》等汉隶碑帖为入门之道。治印之术的评语也无不是“上追秦汉，直取今法”为口头阐。这种刻石之风的盛行又直接影响了魏晋碑体的楷书，并以正体、方笔、锐角等特征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书法形象。

 平复帖 

　　在秦汉四百多年的时间内，为后来行楷书的成熟与发展可算是打下了坚实而又雄厚的基础。据《佩文斋书画谱》记载：在秦汉的四百多年时间内，被历史留下可考书家名字有98人，而魏晋时期的一百五十多年内竟有可考书家198人。这一数字不仅证明了魏晋习书之风的广泛流传，而且说明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高速发展。

　　由于汉末造纸术的初期发明，到魏晋时期已经广泛运用，使书法这一文字领域的奇葩有了如鱼得水的自由天地。造纸术的发明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纸的传媒功能在为人们交流成果、记录知识、传播思想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

　　魏晋时期，除了碑石的书写习惯之外，纸张加快了帖、扎的传播与发展。让人奇怪的是：这一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原因，国家严格行令禁止树碑立传的前朝习风，这就使得自汉以来同书法艺术发展密切相关的碑书形式暂缓衰退。而取而代之的是绢绸，纸张的充分利用。加上佛教向中国的传入，抄书写经的盛行，更是加速了帖书的传播。更由于这一时期是写在绢纸之上，不再是以往仅为刻石作记的样稿雏形，故而在墨法上的讲究也被重视起来。

董其昌《草书千字文》

　　魏晋时期的书风，除了原有的政治需要之外，闲情逸性的传递赏玩也步入士人的生活范畴。对书法美的认识也开始讲究精、细、美的精神追求。在这种闲情逸致的氛围中，不少高层知识份子又同时兼有诗哥，绘画、音乐的文化修养，故而在书法赏美上追求闲、静、雅，一个以“赏韵”为特征的习风盛行开来，。厌战思静的精神追求也直接反应到书法领域和文艺领域。隐居避事的文人风气也敲打着取士图志的豪情侠意，使书法美感的追求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在书法创作过程中反复推敲，精心布局，巧妙设计，形成工稳灵便的外美结体和苦心经营、合理安排的章法，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的审美特征以“韵”为上。而影响最深的是王羲之父子，以及在此之前的钟繇，卫夫人等。二陶的诗，顾恺之的画更是与文人雅士习风相辅相存的精神典范。

　　历史常常会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变化;碑石之风在经历了魏晋时期的冷落之后，而在隋唐时期却又再度兴旺起来。大唐帝国的强大兴盛，使立碑记功，刻石歌德的风气再次流行。书法家们也从斋室走了出来，为一时碑石求助的书写忙碌不已。《佩文斋书画谱》就记载“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的说法。可见当时碑石之风多么盛行。

　　另一种现象又为后人不解;唐代各大家差不多都以王羲之的书法为学习蓝本，而最终成全他们的却是相反的书写风格，这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欧、颜、柳的书体的个性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遗韵而不落俗套的独特性格。

王守仁《送萧子雍五言诗》轴 纸本 行书 150×66.5cm 嘉靖六年（1527）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大唐帝国的统治者意在建立一个强大的东方王国。力精图治，发展文武以显示统治者的作为是导致书法向“赏法”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书法的鉴赏中自然流露出对魏晋时期平和含蓄的书风产生不满。爱好书法的唐太宗就极力提倡书法之“骨力”。并尖刻的批评晋书“无丈夫气”“无一毫之筋”“无半分之骨”，但另一方面却又对王羲之的字格外推崇，并制造了一个《兰亭序》的千古迷案。我们细究王字的结体和用笔，在秀美的深处却隐藏着曲折的骨力，似棉里藏针，若曲中见直，因而成为历代书家尊重和学习的典范。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力举，“肃然巍巍”的审美意识直接表现在书法中的猛兽鸿爪，利刃刀锋的笔形和结体。今天细看唐书，依然有一种催人奋进，积极向上的思奋情怀。

　　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书风的是颜真卿。颜体中大量吸取了篆隶的用笔，魏碑的刻意，王体的娟秀，落落大方，工整严谨，形成一种重视法度的整体书风。在魏晋书风之后构成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大大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功能，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书法不仅成熟了“重法”的审美理念，也同时成熟了草书的发展。这对后来宋代产生“重意”理念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唐代碑刻的盛行，庙堂楼阁，名山陵冢，都强调和重视法度的运用。政治宣传，公众显赫，必然以明朗庄重，整齐大方的形式出现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僵化拘谨的严肃性在宋人眼里就显得不太适应了。

赵孟頫 行书千字文

　　应该说，从晋至宋的历史演进，中国文人的思想结构和生活习惯在宋代已有了很大变化，张扬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行为意识也明显透露出来。这些特定的历史原因，导制了“赏意”思想的形成。这种重视个人思想情感发挥的书风又与魏晋时期“赏韵”的观点有所不同。它不拘泥魏晋时期的一味平和含蓄，也有别于唐代取法严谨的骨风，能够跳出前人的圈子，以突出个人随意性较强的审美特征是书法艺术的又一次发展，也是中国书法审美理理念构成的重要组成。

　　这一时期的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是最典型的人物。他们的书风大都有沉著，苍劲、豪放之感，尤其米芾以雄健奇险的书风见长，为一般人所不及。

　　宋以后的朝代中，虽书家如林，碑帖成冢，但整体上没有象晋、唐、宋三个时期对中国书法美学的影响那么大。

　　元代的赵孟，明代的董其昌，祝允明，文征明，清代的翁方纲，邓石如，何绍基都是些有影响的书法家。

　　我们在分析了对书法艺术影响最大的“赏韵”“赏法”“赏意”三个历史高峰之后，对书法审美的主题有了一个更明确的思想概念。

　　当代学书之风可算是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是喜欢书法的人数之多。二是工具材料之新颖大气。三是信息传媒之快速便捷。四是把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加以推崇。五是公开展示平台的构建已趋于成熟。都些都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可喜的局面。

行书册《阿房宫赋》、《赤壁赋》 纸本 20.7X13.1cmX34 1550年

　　这种大好形势的背后是不是有更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能否在未来中国书法史上占有自己时代的历史地位却并不那么乐观。

　　社会长久的平安稳定，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对闲情逸致的精神追求是当今书法活动中的主流。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作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传统脉络加以发扬光大，应该成为当代书法发展的主题。

　　作为当代书法中人，我们应该冷静的思考，仔细调整自己的思路。这种思路应该首先建立在自我价值的评估与定位。名利要求的主观愿望当然无可非意，但客观现实的是否允许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绝大多数书法爱好者只不过是少数大家和已故名流的附属，并成为某些文商可以从中获利的土壤。少数略通笔墨却很善于钻营的人士，则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从这片土壤中谋求自身的物质利益。而功名利害的精神要求又正好迎合了钻营者的物质需求，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这片土壤上的恶性循环。

　　国家的强盛，需要高科技的先进实力，发展尖端科学是当代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战略任务。书法艺术和其它基础艺术有着同样的时代印迹：只能处在一个重技薄文的长期旋流之中，而书法审美或曰美学的研究有可能成为一种现象，通过这种现象寻找书法艺术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一种有趣的思考。

　　悲观与乐观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作为书法艺术个体而言，还是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书艺本身要比悲观谋利充实得多。少一点利益的冲突才是最可取的，把它淡漠地看作人文素质的基本组合要素，并作用于和谐社会的精神补充，注重它的审美效益对人的智能贡献。这样，我们的视野就开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