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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焦虑与艺术的泛滥

来源:中国书画网 作者: 杨卫 编辑:董世忠

批评的焦虑与艺术的泛滥

批评的焦虑与艺术的泛滥  摄影作品

  ----写在“段韩事件”之后

  所谓“段韩事件”,是指批评家段君与整形医生韩啸,因为艺术观点不同而发生摩擦,继而引起打斗,遭至公安机关介入之后,使段君蒙受牢狱之灾的恶性事件。这个事件在圈中造成了极大影响,也引起了各方讨论。其讨论的范围,到后来已经远远超出了段啸之间的个人纠纷,而涉及到整个批评界,一时间把批评家的职业操守,即批评家应不应该坐台等话题也给激发了出来。我看过这其间的不少议论,有的尚属公正,对此事进行了客观分析,也对批评家的当下处境作出了相应的反思;有的则完全是凭空臆测,以道德批判凌驾于事实之上,对“段韩事件”进行了歪曲的解读,甚至把更多的批评家也牵扯进来,一并送上了道德法庭……我是“段韩事件”的半个见证人,大致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所以,面对各种风言风语,我有责任和义务来澄清一些事实,以免更多的曲解,以讹传讹。

  事情发生于2014年7月底在湖北神农架举办的一次关于行为艺术的讨论会现场。就这个讨论会而言,最早动议的是贾方舟先生。贾方舟有感于国内行为艺术的艰难处境,出于道义上的支持,提议由我们批评家自筹资金成立起来,而后受到“吴作人基金会”大力援助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基金”出资,召开一次有关行为艺术的讨论会,来全面梳理行为艺术的历史和它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一方面是声援在国内举步维艰的行为艺术;另一方面也是检讨批评自身,使艺术批评能够从商业化的利益纠缠中疏离出来,做一些真正有益于学术建设的事情。其实,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艺术生态中,如何保持批评的客观公正与独立姿态,一直是众多批评家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和贾方舟等先生当年倡议“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初衷。之所以要组织这样的一个年会,就是希望能够从官方体制中摆脱出来,以民间方式聚集力量,一方面对抗国内美协系统的话语垄断,另一方面也是从西方的强势话语中争取话语权,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给中国当代艺术的自由生长创造理论条件,通过对艺术批评自身的建设,来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系。所以,自2007年第一届年会以来,每届年会我们在讨论美术界的一些热点话题之余,都辟出了自我批评的单元,以反思艺术批评自身的问题。当然,万事皆不可能尽遂人愿,年会确也存在不少疏漏和遗憾。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意义,即作为一个民间准组织,客观上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起到的推导作用。

批评的焦虑与艺术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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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农架行为艺术讨论会,可以说是批评家年会的一个分会,是将某些艺术话题引向更深层次讨论的一种尝试。因为就年会而言,毕竟参与人数众多,往往有些话题很难集中和深入。所以,年会的负责人贾方舟先生,又萌生了举办一些专题讨论的想法,而这个想法的最早落点,便是行为艺术。为什么会选择行为艺术?这是因为行为艺术的争议最大,也最容易引起社会的误解,所以,亟待出现一些专业性的梳理,来为其正名。这就是贾方舟等同仁组织神农架行为艺术讨论会的本意。那么,为什么又要将这个会议安排在神农架呢?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一次美术理论研讨会就是在神农架。现在艺术批评界的一些扛鼎人物,如贾方舟、彭德、皮道坚等等,均是从1982年神农架的那次会议中脱颖而出,走上批评之路的。三十多年后重返神农架,是不忘初心,试图回到朱熹说的“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那个人文起点;再者,艺术赞助人陈达冰先生刚好在神农架有自己的酒店,他为人慷慨,热情好客,愿意给会议提供帮助。于是,在多方力量的支持下,便有了这次神农架行为艺术讨论会的顺利召开。

  青年批评家段君,是此次会议的三位组织者之一。除他之外,还有贾方舟和朱青生,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美术批评界的老中青三代。之所以此次会议,贾方舟邀段君一起搭帮工作,是因为段君近年来非常活跃,且有过一些策展的实践经验,对不少行为艺术家也很熟悉。出于提携晚辈之心,同时也是为了给年轻人提供一些锻炼的机会,贾方舟选择段君,委以重任,可谓是伯乐识马。而段君也的确不负众望,堪当此重任。在会议召开之前,他不仅早就安排好了所有流程,还与北大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编辑部合作做足了案头工作。比如为中国的行为艺术做了一份较为完整的编年表,比如整理出了行为艺术的一份重要档案等等。他们脚踏实地、勤恳敬业的工作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神农架行为艺术讨论会,最终确定的时间是2014年7月26日至28日。我因为在欧洲出差,26日下午才匆匆赶到神农架,上午的讨论会没有参加。据说,段君与韩啸的矛盾,就是在那个时候酝酿的。说到这里,我必须还要做一个交待,那就是在讨论会期间,为了给讨论提供一些具体的例证,丰富会议气氛,组委会还特邀了几位行为艺术家来现场表演。其中包括近年崭露头角的萨子和厉槟源等等。韩啸本来不在邀请之列,但他执意要来听会,并找了贾方舟申请,后征得组委会同意,才与大家一起聚到了神农架。但是,虽然韩啸参加了会议,可他原本怀揣的希望,却是竹篮打水落了个空。据说,6日上午的讨论会,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行为艺术案例时,段君对韩啸的作品提出了相关的批评意见。“段韩事件”的导火索,即是发端于此。

  事出当然也是有因,韩啸为什么会对段君的批评耿耿于怀,颇为恼火呢?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韩啸对这个会议的期望值太高,迫切希望批评界能够为他的一系列行为正名,而段君的批评,却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浇灭了他的希望,自然会令韩啸心生怨气;此外,更为重要的是,韩啸早先在济南做的一个行为现场,段君是受邀嘉宾之一,且在讨论会上发过言。两段发言因时间和地点不同,呈现出了不同的内容,这在韩啸看来,似乎是出尔反尔。这正是韩啸迁怒于段君的原因,也是后来引起一场关于“坐台批评家”讨论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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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坐台批评家”,原是王南溟先生杜撰的一个词,特指带有雇佣关系的评论活动。在今天艺术市场极为繁荣的背景下,这种现象非常普遍,风气已弥漫于整个业界。对此,批评家们确实应该有所警惕,切不可认钱为亲,毫无原则、毫无立场地坐台,以毁自己形象。但是,因噎废食,就此不再参与艺术活动的现场,也断不可取。毕竟艺术批评是艺术创造的一部分,依附着艺术家的活动,需要经常出场,也免不了坐台。而在此过程中,按劳取酬,也是合情合理,只要不是牵强附会。事实上,现在的批评家早已经分化多元,不能要求所有批评家都是法官,因为有的可能是注重批评,而有的则倾向于评论和分析,还有的甚至已经转到了展览策划中,实际上是既有法官,也有律师。所以,不同角色,应该以不同的要求对待。我的看法是,如何在社会角色中完成自我的精神确认,将知与行统一起来,比坐不坐台的问题更为重要。

  当然,对于自己曾经违心地为韩啸坐台,段君后来是有过反思,也是深为懊悔的,他甚至因此而一度萌生去意,想放弃批评这行。可见段君心里是有自持的。我并不想为段君辩护,我只是想说,有时候批评家坐台,并不见得都是为利益,也有绕不开的面子。段君当初为韩啸坐台,很可能是冲着策展人的面子而去。这从他当时的发言即可看出,其中除了对行为艺术的分析,并无半点吹嘘韩啸之意。韩啸从医学界跨入艺术领域,认为当初段君坐了自己的台,就不能再有出入,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思维。孰不知,坐台不是终生的绑定,只是一种暂时的契约关系,一旦离开现场,契机关系便解除了,之后如何再做评价,得看这个批评家的德性,也要看这个艺术家的造化。段君当初违心坐台确有失误之处,但韩啸不依不饶,则升级成了另一个问题。据说,段君批评韩啸之后的第二天,韩啸曾把段君喊到自己房间进行威胁恐吓,并且还动了手。无论如何,这已经超出了简单的矛盾,具有了人生攻击的性质。所以,当我从陈默处得知了段君的遭遇后,马上便拉段君和陈默一起向贾方舟等先生作了汇报,大家都为此而感到震惊。于是,便有了后来贾方舟、朱青生和彭锋三位先生一起约谈韩啸,出面调解段韩的纠纷。

  其实,起先段君对此也并无深究,只是提出来,要求韩啸给自己当面道个歉。当贾方舟等先生单方面约谈韩啸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应允要给段君道歉。可是把段君也喊到一起对质后,韩啸却食言了,不仅没有表示歉意,反而喧宾夺主,要求事情就到此为止,完了还拂袖而去。此举无疑击怒了段君,使他怒不可遏,追上去便出手打了韩啸。当时,我们有不少人都在现场,见此情形,马上对段君进行了阻拦,所以,并未造成多大伤害。后来,韩啸报了案,且要求去看医生,酒店的主人陈达冰先生还专门派车,并找来工作人员陪同一起去了医院。当时,韩啸的身体状态并无异常,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后来,派出所也觉得这只是一场内部纠纷,并未造成恶性后果,故而,也没有继续追查,事情就这样平息了下来。不想,近半年过去了,韩啸却凭借一张几个月后开据的伤残证明,状告段君,至段君被刑事拘留,在神农架蹲了数天监狱。这便是“段韩事件”的完整经过。

  关于这个事件的刑事部分,我不想讨论过多,因为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得由司法部门去介入。我只想说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应该说是相当恶劣的,它激发了很多潜在的矛盾,不单是坐台不坐台的问题,还有艺术家与批评家,艺术与非艺术,以及经济生活中人的独立性等等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深思。作为批评家群体中的一员,其实,我也常被这些问题所困扰。首先是批评的独立性。在一个经济社会,假如经济不独立,批评是不可能独立的。而批评家的职业,又不可能直接创造财富,至少在中国,低廉的稿费制度无法提供生活保障,故而,只能依存于艺术家和作品。尤其是像我们这些没有公职的职业批评家,失去了艺术的现场,几乎就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不得不兼顾一些评论工作,参与一些策展活动。这是一个悖论,既要受雇于人,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此矛盾又如何解决呢?我的经验是,应该有所取舍。孟子早就说过人有“不虞之誉”,也有“求全之毁”。所以,不要面面俱到,眉毛胡子都想抓,而应该去掉某些应酬,避轻就重,按照自己的理论线索去做事。这样至少可以守住批评的底线,自圆其说。

  其实,批评家与艺术家并不是一种对立的矛盾关系,尽管奥利瓦说过批评家是艺术内部的敌人,但这个敌人不是要捣毁艺术,恰恰相反,而是要解放艺术的意义,点燃它的价值。按照伊本•加比洛尔的说法,就是“一个人的心灵隐藏在他的作品中,批评却把它拉到亮处。” 事实上,一部艺术史,本身就是艺术家与批评家共同参与和创造的历史。这里面没有谁高谁低,谁重要谁不重要之分,而是相互作用下,共同开创的一种时代精神与美学风范。在这方面互为因果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格林伯格之于波洛克,比如奥利瓦之于意大利三C,比如栗宪庭之于方力钧等等,就都可堪称为艺坛互为成就的典型。

  最后,我想谈一谈艺术与非艺术的话题。这是一个从来都困扰着艺术史的问题,尤其是到了当代艺术媒介得以解放,艺术的边界得以拓展之后,这个问题更是令无数人陷入了理解的窘境。正因为如此,也为某些跨界人士跳进艺术之门,提供了可乘之机。不排除这种跨越给艺术带来的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将其它领域的某些新问题、新方法引入艺术范畴,丰富了艺术的内涵,拓展了艺术的边界。但是,这也很容易使艺术在“人人都可以做”的误传下,陷入尴尬和虚境,成为一个空泛的概念。回到韩啸做手术,作为整形医生,这本是他的职业所能,但他偏要将其移植到艺术现场,我以为不是不行,而是理由不够充分,方法过于板滞。其实,就韩啸在艺术空间做手术,是不是行为艺术,我曾跟他有过当面交流。在我看来,他的手术除了空间的转移,没有任何其它变化,也就是说缺乏应有的艺术转换,以及去功利化的美学提升。故而,仍然是手术,而不是艺术。因为艺术是一种问题意识的升华,尽管是从生活中来,但不是为具体的生活目的而服务,如果是针对现实所需,那就是其它服务类型的职业行为了。韩啸为他人整形,或为自己植发,都有具体的功利目的,即为了让人的外形变帅、变美。这跟杨志超在自己身上烙身份证号,何云昌以民主投票方式决定在自己腿上动刀等行为,所涉及的社会与文化问题,以及毫无功利性地身体演绎,是两个不同层次。所以,我对韩啸当初的行为艺术不予认同,并曾建议过韩啸应该去掉原来当医生时的固有思维,多做一些转换性的艺术思考。但也许是过于自负,也许是还没来得及调整。故而,也就酿成了后来的结果,即神农架行为艺术讨论会,在评选近三十年来中国行为艺术的重要作品时,排除了韩啸的手术行为,从而衅起萧墙,引出了“段韩事件”。

  纵观整个事态,我认为,艺术家有责任,批评家也有责任,而这两个责任,本都是完全可以推卸的。但因为艺术,因为艺术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问题,而段君和韩啸也都想触及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有了彼此的纷争。说起来,都是艺术惹的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虽然,这个事件发展到后来,对韩啸与段君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伤害,但确实也提供了一个案例,为将来的艺术讨论,以及艺术探索的可能性等问题,画出了一个理性的边界。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事后得到的启示,抑或也是一种艺术拓展之后的回归吧。最后,我想借用尼采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害虫叮人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它们要维持生命。批评家也一样,他们需要我们的血,而不是痛苦。”但愿这是一次血的教训,通过这个教训,能够使段君与韩啸都放下恩怨,从痛苦与焦虑中解脱出来,获得艺术的升华和生命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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