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当下,水墨何以攻?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admin
导言:“我们希望水墨是实验的,希望它是有今天的当代性的,还希望它具有中国水墨不可动摇的特征,这是水墨在当下的发展中遭遇的矛盾”,所以,对于“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展览总策展人之一、“合:融汇与变通”单元策展人王春辰希望“让水墨回到水墨”。
在“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同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用“有学术野心的展览”来形容这场展览,“‘启’、‘承’、‘转’、‘合’4个单元展的结构让我们倾向于从当代文化、当代社会的视野中来看水墨,与中国画之间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关系。这个展览也确实做成了一个宏大的体系性展览”。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海报
2017年6月23日,“积墨成章:武汉美术馆馆藏湖北水墨作品展”作为第一个平行展开展,拉开“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序幕;随后,陆续开幕的“启——中国绘画的思想与笔墨”、“承:‘以书入画’的承上启下:苦铁金石、亘贯书画——吴昌硕作品展”、“转:笔墨与都市”、 “合:融汇与变通”4个单元展,相继举行的“研讨会:水墨创作与都市文化的碰撞”、“国际学术论坛: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两场学术活动,以及围绕展览展开的系列公共教育活动让这场历史半年之久的双年展持续推向高潮。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单元展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平行展
单元展“启”以点代面、以部分说明整体地揭示了当下水墨与过去水墨的强烈关系;“承”选取了吴昌硕的作品来说明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生巨大转变之际,艺术家在艺术语言、自我认知上的转变,在原有基础上的积极转型和对新时代的开拓;单元展“转”是在我们整个社会景观改变的当下,城市对人视觉经验、情感体验的深刻影响在水墨艺术上的渗透,形成了水墨艺术在原有美学体系上发展出来的另一个维度;单元展“合”呈现的则是水墨艺术的新姿态、新趋向,“它体现的是这些艺术家水墨视野的状态”。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学术活动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艺术讲座
谈到此次展览主题,本次双年展总策展人之一、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坦陈了自己当初在命名展览主题“墨攻”时所考虑的巧妙争议:“‘攻’和‘守’是一个反义词,中国画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很多保守的东西,临到当下的文化状态,它的变革要比其他画种变革难得多。但是回到它本身的文化属性和民族身份,它每走一步都是自己的原创,都是自己的‘进’与‘攻’”。
如何面对水墨艺术的当下状态?“让水墨回到水墨”。
“可能你注意到一点,近两年我们很少谈‘新水墨’了。如果说你是语言之‘新’,也许之前的实验水墨、抽象水墨走得更早、更远、更具破坏性;如果说你是符号之‘新’,以图像来凸显水墨可能一开始会让人觉得有意思,但是水墨本身的表现力相比画布上油彩的丰富性,它还是局限的”。

“承:苦铁金石、亘贯书画——吴昌硕作品展”展览现场
“从上世纪末到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实验水墨、抽象水墨,其实它们的本质是基于西方现代艺术的图示和理论展开的实验,它是现代图示的一种解构性创作与发展”,“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总策展人之一、“合:融汇与变通”单元策展人王春辰表示,“当然,它在语言上探索了中国水墨绘画原来没有探索过的领域。但是,当西方抽象在当代已经发生了概念上的新的变化——比如艺术家在看起来抽象的画面上进行情感叙事或表达主观倾向,我们仍然停留在形式感上,它一定会导致这类艺术的匮乏”。



“转:笔墨与都市”展览现场
回顾不少水墨艺术家作品的更新迭代,王春辰认为他们最近的作品已经与最早让他们凸显出来的作品没有太大关系了。“当我们的学术评价没有跟上、持续探索没有跟上,我们快速追逐的这种东西就变成一次快餐式的消费。它在市场的鼓动下迅速蓬勃,然后又突然消解掉,在这样的语境下,足够的实验性、开放性它还是没有做到位”。
“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水墨文化氛围,有很多以水墨为名的展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这样一个观念复杂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推进既有的水墨创作格局”,所以,在这一次“武汉水墨双年展”,王春辰希望“让能够在严肃的美术平台、有效的学术机制下来推进水墨研究和水墨创作,让有敢为的水墨艺术家能够在这个领域大胆地创作、大胆地尝试”。



“合:融汇与变通”展览现场
在此次双年展上,展览以绘画作品为主体,并展示了少量的行为、装置、影像艺术。“我们不想限制水墨,为它留下了一个出口;展览主体还是绘画,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水墨艺术的独立体系,它从语言、笔墨或者其他角度来探讨本土意义都是可行的,它像西方绘画一样有其自足性”。

“合:融汇与变通”展览现场
从《村居纳凉图》到“都市水墨”的水墨之变
进入“启——中国绘画的思想与笔墨”单元展策展人角色中的黄小峰,对于这场展览,多次提及的一件作品是1863年晚清王素画的小横卷《村居纳凉图》,他评价这件作品“在美术史上可以串起一条18世纪以后关于城市的通俗文化或者士人对农村生活的想象的主题”。

王素 《村居纳凉图》横幅 纸本 设色 149cm×39cm 1863年
在这件入世题材的作品中,画面描绘了夏季傍晚的农村生活,水田里的晚稻正在茁壮成长,村民们进入了农闲时节,男女老幼各搬板凳,聚集在水边豆棚下纳凉,听手拿折扇的老人说书。这是一幕理想的农村图景,描绘出丰收、富足、淳朴的民风。这类以农村世俗生活为对象的绘画,在清代中期以来的扬州地区十分盛行,反映出一种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化。
黄小峰在解读这件作品时出了疑问:“中国绘画中对农闲的表现,从宋元时期社日的醉酒狂欢来祭祀与庆祝丰收,到清初以来的豆棚闲话、说书说朝报,城市通俗文化为大家构筑了完全不同的图像,士大夫对通俗文化的想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方向 《云水之间》 500cm×123cm 纸本设色 2007年

李孝萱 《轮回》 106cm×248cm 纸本设色 2015年
相似的变化还发生在从《村居纳凉图》到 “都市水墨”。在鲁虹担任单元策展人的“转:笔墨与都市”中,策展人以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研究的“都市水墨”为方向,选择了方向、李孝萱、张望、樊枫4位艺术家。李孝萱以有力的图像志揭示了现代城市的焦虑心态和现代人生的荒诞,以水墨的语言和当下人口吻提出关于生命和世界存在的怀疑和忧虑;而张望对视觉性的自觉追求构成他艺术创作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点去改写水墨人物画的原有面貌;樊枫的作品独白则是将城市建筑的符号成为笔墨的书写载体,来服从他所需的写意精神。
“在中世纪,西方人向往天堂,脚手架应运而生,留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哥特式教堂,人的心灵往上走导致了脚手架技术的出现。所以现在理解水墨艺术的笔墨和媒材时,我们一定要和观念一起去理解。”

张望 《长裙子》 34cm×45cm 纸本设色 2015年

樊枫 《新“自行车王国”》 230cm×190cm 纸本水墨 2017年
在鲁虹看来,“都市化的历史进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也使传统水墨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已经有一些很敏感的艺术家根据都市化进程所引发的巨大变化,开始以水墨画的方式来进行新的探索,这就使得都市水墨应运而生”。
从《村居纳凉图》的时代到“都市水墨”一百多年,是中国从近现代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化时期,社会结构完全发生了改变,创作者从想象世俗生活到融入世俗生活之中,表现世俗生活的方式与细节也发生了变化,水墨之变,正是时代之变、观念之变。


“启——中国绘画的思想与笔墨”展览现场
“20世纪水墨批评谱系考”的纠结与理想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运动开始的时候,湖北和武汉在其中起到了领军作用,这里有‘美术思潮’、‘湖北青年艺术节’,这些给当时的艺术青年带来非常有影响的领军作用,这些距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30多年中,在几代艺术家的努力下,当代水墨艺术的发展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如果没有周韶华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当时在武汉的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术史论教授沈揆一追述的这段历史,是“20世纪以来水墨批评谱系考”上的结点之一。
“20世纪以来水墨批评谱系考”是这次双年展的最后一个单元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王春辰尤其在意的展览部分,“20世纪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个时代,注定是一个联结过去与未来的节点。”在这部分展厅,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不同阶段对水墨的讨论连成了一条一百多年的水墨讨论线。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画改良论”,80年代“中国画是否走到了穷途末路”的热烈讨论,世纪之交“科学与艺术的矛盾”,跳跃在同一条线索上,我们现在还在讨论的问题似乎早就有了定论,我们现在看到的定论中间经历过漫长的曲折。


“合:融汇与变通”展览现场“20世纪以来水墨批评谱系考”
“水墨”一词即是这条线索上的其中一个演变,“当下”所对应的彼时社会、文化背景则是理解这条线索的关键词之一。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精英文化重建,艺术领域出现了现代水墨运动,新文人画和抽象水墨、现代水墨的艺术家形成了共识,“水墨”在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学界认同;在此之前,我们更多的称谓是中国画、国画,这与甲午海战以后中华民族概念逐渐成型有关系;而在现在美术学院教育中的“中国画”系,则源自于5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议把“国画”改为“中国画”。
《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在谈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画发展,则与这两个关键词形成了呼应:“50年代民族主义在新中国建国初期被相对压制,新国画运动和彩墨画的实践是国际主义的直接阐述;建国时期世界革命要求我们打破边界,我们则需要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支撑。中国画的概念背后显然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而水墨和彩墨的概念,则是弱化国家和民族、聚焦世界性的革命”。

“合:融汇与变通”展览现场“20世纪以来水墨批评谱系考”
“水墨本身就隐藏着深深的中国性”,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认为:“在中国不断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水墨已经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产生了密切关联,我们可以在水墨发展过程中看到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然而,当代水墨的“中国性”和本土性,当代水墨艺术怎么样从正当的“中国性”概念中,就是谁的“中国性”、什么样的“中国性”中吸取文化自信的精神资源,在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看来,这些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有着真正值得研讨的空间和可能性。
结语:“回头看,中国画要观照传统的巍峨高山;向前走,又有面向当代的沉重使命,水墨怎么能够在艺术突围中既连接过去又向前发展?”樊枫说,那就把走的每一步都变成进攻,而水墨最有力的进攻或许正是它本身的文化身份与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