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山水和彩墨风景（四）

　　以写生为主要手段的新山水画

　　50年代后，画家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变--由自由职业变成了由政府统一管理支配的公职人员。艺术市场和私立美术学校也没有了。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导下，画家们有组织地上山下乡;在“改造思想”、“改造旧国画”和“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口号下，画家们都力求破旧立新。而“为祖国壮丽山河立传”、“表现社会主义山水新风貌”、“表现新的思想感情”等，则是山水画家必须追求的目标。新的山水作品把山水与工地、水库、厂房、高压线、铁路、火车、汔车、梯田结合起来，或者画井冈山、延安、毛泽东诗词等等。在表现上则增加颜色，改水墨为青绿，把山水画得工整、漂亮、美丽，必要时点缀上工、农、兵人物，有时再配以招展的红旗、劳动场面等。在画法上强调写实描绘，在趣味上强调通俗好看，在表现上强调正面歌颂，而摈弃荒寒孤寂的文人境界。约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新的山水画家和山水画出现了，如赵望云、李可染、关山月、石鲁、钱松岩、傅抱石、宋文治、魏紫熙等。代表性作品有《江如多娇》(傅抱石、关山月)、《移山填谷》(李硕卿)、《南泥湾途中》(石鲁)、《红岩》(钱松岩)、《万山红遍》(李可染)等。

　　钱松岩(1899-1985年)江苏宜兴人，幼从父学书画，后受教于胡汀鹭。历任苏州中小学及无锡美专教职，40年代以卖画求生。50年代中期入江苏省画院，60至70年代，以画具有革命纪念地和建设新貌、赋予山水作品以适时的政治意义而受到推崇，是60-70年代重视写生、紧跟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山水画”的突出代表。历任江苏画院副院长、院长，中国美协理事、江苏美协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晚年作品题材趋于广泛，不再刻意追求政治意义，笔墨也更趋老辣。

　　李可染(1907-1989年)，最初从徐州画家钱食芝习山水。继而先后入上海美专师范科、杭州艺专研究部学习中西画。抗战期间在政治部三厅作美术宣传工作，1943年任国立艺专讲师，专攻写意人物和山水。其时喜石涛、八大，行笔迅疾，墨气淋漓，是典型的传统写意山水。1947年拜齐白石为师并向黄宾虹请教画法。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他以“深入生活”、对景写生的方式探索山水画改造。他的写生舍弃传统程式，吸收素描与水彩的因素，追求刻画的真实与丰富;多用积墨法，表现光，慎用颜色。在大约十年的时间中，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十数省区及前东德各地，画了大量写生性创作，形成了他浓密深秀的个人风格。60年代后回到画室，写“胸中丘壑”，渐与写生拉开距离。李可染将真切的视觉感受与丰富的笔墨层次统一起来，表现了一种新的视觉感受但又没有远离传统，成为革新山水画的杰出代表。他的学生黄润华、张凭、李行简等，都长于山水写生，画风近于乃师，被称之为“李派”。

　　约与李可染探索的同时，西北画家赵望云、石鲁等开创了长安画派。赵望云，河北束鹿人，约30年代初，靠自学和农村写生成名。抗战后期定居西安。他的作品，由描写关中农村景色，到表现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山水，风格素朴，富于生活气息，开长安画派面向西北景观之先声。晚年更注重笔墨，自然真率，拙稚醇厚。他的弟子，有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石鲁早年从兄长冯建吴学画，抗战初投奔延安，在陕北从事木刻、年画、洋片创作。50年代初重操国画，并受到赵望云的影响，致力于以笔墨方法表现新生活，创造新意境，表现新情感。石鲁才华横溢，好读书、肯思考、眼界开阔，有多方面的文化素修，是以山水形式刻画黄土高原的开拓者。其作品，巧于构思，视角新颖，多采用色墨相溶、泼写结合的方法，苍雄高亢，富于内蕴。石鲁重视写生，但不强调写实描绘，而更重视想象、立意和造景。文革期间受迫害，一度精神失常。在艰难的岁月里，仍作画不辍，画风变得怪异，笔墨尖利乖张，如刀痕斧迹，适足表达一种崛犟不屈的气格。

　　李可染、石鲁之后，张仃以焦墨写生进入山水画坛。他年轻时曾就读于私立北京美专，后在南京、上海从事漫画创作，1938年到延安，先后任职于鲁艺美术系、东北画报社、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1958年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院长。50年代曾与李可染一起探索中国画写生，后因专心工艺美术及行政工作而中辍。70年代后重新拿起画笔，数十次往太行山及西北各地写生，在画法上他不取旧程式，注重写实性，坚持焦墨方法，笔力沉凝苍劲，把北派之刚硬强悍画风推到了一个极致。

　　以写生为主要手段的新山水画有众多继承者：大凡50-70年代美术学院毕业生，都有素描功底，也习惯于“写生-创作”模式。但他们大多长于画眼前山川而弱于写胸中丘壑，强于对景描绘而弱于想象、创意，善于叙述描绘而乏于写神表现，作品常处在止于描绘景物的“写生状态”【注16】。这是以西方美术教育改造中国画教育的负面后果。山水画界对此尚缺乏认真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