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下）
来源：水墨评论 作者：薛永年
闫平 母与子 配图与文章无关
余论：关于近年来美术史研究
在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美术史研究，再联系当下的美术史研究，可以看到近30年来美术史的研究，有了极大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像20世纪一些人被动接受现代西学的现象，依然存在，如何自觉地有分析地继承美术史优良传统方面，仍有些问题值得思考。问题之一是开疆拓土与把握本体二者之间，如何保持动态的平衡。随着交叉学科的兴起，美术史的资源特别是图像资源已被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广泛使用，美术史三大资源(文献、作品、口述)中的作品及其图像，如果是真迹，它就不是第一手资料，而是进入过历史情景的原始资料。它保存了文献不足以取代的最原生态的信息。这一特点，使作品成为美术史研究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图象资源被相关学界的开发利用，导致出现了思想史的美术史，社会学的美术史、物质文化史的美术史……等等。站在美术史学科的立场来看，由于研究领域开阔了，专业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的扩展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如何把握学科边界，不忽略美术史学科本体的建设和训练，也提到日程上来。如何认识自律和他律的关系，如何看待风格品质在美术史研究中的地位，如何看待走在时代前列的天才艺术家的独特创造与大众美术的批量化的生产的区别，是否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可以忽略美术的特点，都值得超越时风地加以思考。如果忽略了对风格品质的重视，在文献和口述历史上又用非所长，就有了一个朱青生教授曾与我讨论过的问题：我们究竟是搞“历史的美术”，还是搞“美术的历史”，或者二者怎样结合才更适合学科分工需要，也许这个问题就是传统美术史研究和现代流行的新美术史研究的关系问题，怎样取舍或综合二者，看来有待大家的努力。
第二个问题是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认识下，美术史的阐释与历史的把握怎样不顾此失彼。历史的真面目往往被掩盖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只有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某个历史人物、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现象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和图像搜集起来，通过反复比对、考证、鉴别，尽可能地掌握其中所包含的完整信息，才能使重构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帮助我们在回到从前的历史环境之中，在理解历史联系的条件下阐释历史。否则，历史学尽可能求真求实的学术品格及其严谨性亦将不复存在。在历史哲学中，理解与阐释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区别在于阐释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在认知，是古为今用，而理解则属于主体对客体的全部联系的切实把握，在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阐释如果离开了求真的追求，忽略了对历史的理解，会不会重复以先验的观点选择史实，会不会重蹈“以论代史”的覆辙，以致歪曲历史真相。重视走进历史的原生态，不脱离具体环境地立体地把握历史，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的真实，会不会导致在大量的资料工作、考证工作、鉴定工作上花费精力，甚至忽视受众最关注的当代意义的阐发，这也是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
我想只有把历史上美术史研究与写作的反思与当下的美术史研究与写作结合起来，反思才是有意义的。(以上是作者在2007年l2月《创作、理论与叙事：“现代视域中的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载自《美术研究》2008年第2期
注：
[1]参见拙文《美国研究中国画史方法述略》，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收入薛永年著《书画史论丛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2]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引自陈辅国编《诸家中国美术史著选汇》960页，吉林美术出版社l992年12月。
[3]陈师曾《文入画之价值》，引自陈师曾《中国文人画之研究》第7页，天津古籍书店影印中华书局1926年本《文入画之研究》。
[4]潘天寿《中国绘画史》自叙，商务印书馆初版l926年。
[5]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载《亚波罗》，l936年5月。引自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附录300—30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12月。
[6]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载《亚波罗》l936年5月。引自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附录293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l983年12月。
[7]黄宾虹《画学篇》，见《墨海烟云》卷首，安徽美术出版社1989年。黄宾虹《画学篇释义》，收入《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480页。与学生友人书信如l940年代末《致卞孝萱》第三通，见《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8页。l948年《致王伯敏》第二通，见《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12页。
[8] 引自童教英编校《童书业美术论集》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
[9]《吴渔山先生年谱——附墨井集源流考》，北平辅仁大学刊，1937年7月。收入陈垣著《励耘书屋丛刻》中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
[10]引自滕固《唐宋绘画史》l页，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l958年3月重印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本。
[11]见杨仁恺《对王逊先生有关民族绘画问题若干观点之我见》，发表于《美术》l956年第6期，收入《沐雨楼文集》上19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
[12]关于美术史研究写作中“以论带史”“论从史出”的讨论参见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第一卷前言第4—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原始卷“中国美术史序”第6—7页，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2月。
[13]张庚《国朝画徵录》叙，引自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三)张庚《国朝画徵录》第3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
在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美术史研究，再联系当下的美术史研究，可以看到近30年来美术史的研究，有了极大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像20世纪一些人被动接受现代西学的现象，依然存在，如何自觉地有分析地继承美术史优良传统方面，仍有些问题值得思考。问题之一是开疆拓土与把握本体二者之间，如何保持动态的平衡。随着交叉学科的兴起，美术史的资源特别是图像资源已被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广泛使用，美术史三大资源(文献、作品、口述)中的作品及其图像，如果是真迹，它就不是第一手资料，而是进入过历史情景的原始资料。它保存了文献不足以取代的最原生态的信息。这一特点，使作品成为美术史研究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图象资源被相关学界的开发利用，导致出现了思想史的美术史，社会学的美术史、物质文化史的美术史……等等。站在美术史学科的立场来看，由于研究领域开阔了，专业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的扩展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如何把握学科边界，不忽略美术史学科本体的建设和训练，也提到日程上来。如何认识自律和他律的关系，如何看待风格品质在美术史研究中的地位，如何看待走在时代前列的天才艺术家的独特创造与大众美术的批量化的生产的区别，是否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可以忽略美术的特点，都值得超越时风地加以思考。如果忽略了对风格品质的重视，在文献和口述历史上又用非所长，就有了一个朱青生教授曾与我讨论过的问题：我们究竟是搞“历史的美术”，还是搞“美术的历史”，或者二者怎样结合才更适合学科分工需要，也许这个问题就是传统美术史研究和现代流行的新美术史研究的关系问题，怎样取舍或综合二者，看来有待大家的努力。
第二个问题是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认识下，美术史的阐释与历史的把握怎样不顾此失彼。历史的真面目往往被掩盖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只有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某个历史人物、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现象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和图像搜集起来，通过反复比对、考证、鉴别，尽可能地掌握其中所包含的完整信息，才能使重构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帮助我们在回到从前的历史环境之中，在理解历史联系的条件下阐释历史。否则，历史学尽可能求真求实的学术品格及其严谨性亦将不复存在。在历史哲学中，理解与阐释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区别在于阐释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在认知，是古为今用，而理解则属于主体对客体的全部联系的切实把握，在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阐释如果离开了求真的追求，忽略了对历史的理解，会不会重复以先验的观点选择史实，会不会重蹈“以论代史”的覆辙，以致歪曲历史真相。重视走进历史的原生态，不脱离具体环境地立体地把握历史，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的真实，会不会导致在大量的资料工作、考证工作、鉴定工作上花费精力，甚至忽视受众最关注的当代意义的阐发，这也是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
我想只有把历史上美术史研究与写作的反思与当下的美术史研究与写作结合起来，反思才是有意义的。(以上是作者在2007年l2月《创作、理论与叙事：“现代视域中的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载自《美术研究》2008年第2期
注：
[1]参见拙文《美国研究中国画史方法述略》，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收入薛永年著《书画史论丛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2]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引自陈辅国编《诸家中国美术史著选汇》960页，吉林美术出版社l992年12月。
[3]陈师曾《文入画之价值》，引自陈师曾《中国文人画之研究》第7页，天津古籍书店影印中华书局1926年本《文入画之研究》。
[4]潘天寿《中国绘画史》自叙，商务印书馆初版l926年。
[5]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载《亚波罗》，l936年5月。引自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附录300—30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12月。
[6]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载《亚波罗》l936年5月。引自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附录293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l983年12月。
[7]黄宾虹《画学篇》，见《墨海烟云》卷首，安徽美术出版社1989年。黄宾虹《画学篇释义》，收入《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480页。与学生友人书信如l940年代末《致卞孝萱》第三通，见《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8页。l948年《致王伯敏》第二通，见《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12页。
[8] 引自童教英编校《童书业美术论集》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
[9]《吴渔山先生年谱——附墨井集源流考》，北平辅仁大学刊，1937年7月。收入陈垣著《励耘书屋丛刻》中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
[10]引自滕固《唐宋绘画史》l页，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l958年3月重印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本。
[11]见杨仁恺《对王逊先生有关民族绘画问题若干观点之我见》，发表于《美术》l956年第6期，收入《沐雨楼文集》上19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
[12]关于美术史研究写作中“以论带史”“论从史出”的讨论参见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第一卷前言第4—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原始卷“中国美术史序”第6—7页，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2月。
[13]张庚《国朝画徵录》叙，引自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三)张庚《国朝画徵录》第3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