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石尠墓志：兼谈墓志制度之演变

　　晋石尠墓志，1919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城北马坡村，原为周季木收藏，并著录于其所编的《居贞草堂汉晋石景》，解放后入故宫博物院。长46.5，宽23.4厘米，四面刻字，隶书，正背两面刻志文，正面10行，行20字。【图一】背面9行，前8行每行20字，末行4字。【图二】侧面分别刻石尠夫人及子女名字及经历，共116字。【图三】志文主要记石尠事迹，不少可补史佚，或可与史书相印证，是一篇很好的石尠列传，亦为我国早期墓志中难得的珍品。

　　石尠父名石鉴，《晋书》有传，志文“侍中、太尉、昌安元公”几句所述为其任官。《晋书·石鉴传》记石鉴任官无侍中，志可补史佚。侍中，古官，秦汉以后为皇帝近臣，晋置四人，《晋书·职官志》：侍中“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馀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三品(见《通典·晋官品》，本文所述晋官秩品均出此书)。太尉，晋八公之一，秩品第一，石鉴晚年所任，《晋书·石鉴传》：惠帝“元康初为太尉”。昌安公是石鉴晚年所封爵，一品，《晋书·石鉴传》谓石鉴为“昌安县侯”，误公为侯，《惠帝纪》有“元康四年正月安昌公石鉴薨”之浯，又误昌安为安昌。按昌安为晋县名，在青州城阳郡，晋有郡公、县公，昌安公属县公。又据《晋书·石鉴传》，太熙元年，晋武帝驾崩，石鉴奉命营造山陵，期间，权臣杨骏令其发兵攻打谣传叛乱的汝南王司马亮，石鉴认为消息不实，拒绝出兵，避免了一场战祸，有功，故封爵。然则石鉴封昌安公也应于同年或稍晚。

　　石尠经历可分三个阶段：一、入仕至诛杨骏，46岁以前;二、诛杨骏至赵王篡位，46岁至56岁;三、赵王篡位至去世，56岁至62岁。

　　志文记石尠第一阶段经历曰：“少受赐官太中大夫，关中侯，除南阳王文学、太子洗马、尚书三公侍郎。情断大狱三十馀条，于时内外，莫不归当。迁南阳王友，廷尉正，中书侍郎。”

　　太中大夫官名已见于西汉，掌议论。《晋书》列传及《通典·晋官品》亦有此官名，然《晋书·职官志》失记。晋初此官地位较高，《晋书·王祥传》附王览传：“泰始末，除弘训少府，职省，转太中大夫，禄赐与卿同。”俸禄同卿，其品位当应不低，但《通典·晋官品》列太中大夫在第七品，仅属中下秩品，志谓石尠初仕即授太中大夫，其秩品也不可能高，与《通典》所记正相适应。

　　关中侯，汉末曹魏始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晋沿用魏制，多此爵号。

　　南阳王文学、南阳王友。晋封为南阳王的有司马柬和司马模，柬为晋武帝子，其事迹见《晋书·武十三王传》;模为宗室，其事迹见《晋书·高密文献王泰传》。柬于咸宁三年(277年)由汝南王徙封南阳王，太康十年又徙封为秦王。模原封平昌公，惠帝光熙元年(306年)进爵南阳王。石尠任南阳王文学、南阳王友乃诛杨骏(291年)前事，时司马模尚未爵南阳王，因此志中的南阳王指司马東。文学、友均官名。文学官名已见于西汉，但作为王、侯属官则始于曹魏，《晋书·郑袤传》：“武帝初封诸子为侯，精选宾友，袤与徐干俱为临淄侯文学。”文学一官多当时精通典籍、辞赋者担任，有伴读、顾问性质，《三国志·魏志·中山恭王衮传》：“每读书，文学左右。”晋承魏制，“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见《晋书·职官志》。

　　太子洗马。《晋书·职官志》记太子属官：“洗马八人，职如谒者秘书，掌图籍。释奠讲经则掌其事，出则直者前驱，导威仪。”因太子出行时，此官在队伍前清道导引，所以称太子洗马。

　　尚书三公侍郎。尚书省属官。东汉有尚书台，掌握朝廷实权，曹魏时将其职分属于中书省和尚书省两个机构，后者掌行政事务。晋制与魏同。据《晋书·职官志》，晋尚书省分“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每曹设尚书一人，每尚书下又有曹郎，共三十四曹郎。志中的“尚书三公侍郎”为曹郎之一，当隶属于三公尚书。又：尚书郎有三种称谓，初入尚书省时称“试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志文谓石尠为尚书三公侍郎，知其任此官时间较长。志文记石尠任三公侍郎时，“情断大狱三十馀条，于时内外，莫不归当”，又知晋世此官主法规、断狱。

　　廷尉正。廷尉属官。《晋书·职官志》：“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六品。

　　中书侍郎。魏晋设中书省，掌机要，发布政令，中书侍郎为其属官。《晋书·职官志》，中书侍郎，员四人，东晋初曾改称通事郎，“寻复为中书侍郎”。五品。

　　志文记石尠第二阶段历官曰：“值杨骏作逆，诏引式乾殿。在事正色，使诛伐不滥。拜大将军秦王长史。计勋酬功，进爵城阳乡侯，入补尚书吏部郎。疾病去职，迁荥阳太守、御史中丞、。国清定大中正、侍中。尠屡表告疾，出为大司农。”

　　杨骏，晋武帝杨皇后父，永熙元年(290年)惠帝初即位，杨骏摄政专权，遭到其他外戚及司马氏宗室的联合反对，第二年被杀。石尠参预反杨骏事，并处理善后，时年46岁。

　　大将军秦王长史。大将军秦王指司马柬。《晋书·武十三王传》，柬于太康十年(289年)由南阳王徙封秦王，邑八万户，死于元康元年(291年)，年三十。柬任大将军乃诛杨骏之初，《晋书·惠帝纪》，永平元年(291年)，“以秦王柬为大将军”。石尠为柬长史也应在此时。

　　城阳乡侯。乡侯已见于汉，魏晋亦置此爵，晋此爵多虚封。《晋书·惠帝纪》记贾后等人诛杨骏后，为收买人心，大封官爵，其中“侯者千八十一人”。石尠亦此时所封。

　　尚书吏部郎。晋尚书三十四曹郎之一，吏部尚书属官，主选举，六品。

　　荥阳太守。荥阳，晋郡名，属司州，领八县。晋郡国太守五品。

　　御史中丞。御史台长官。《晋书·职官志》：“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时，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汉因之。及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置长史，而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又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主。历汉东京至晋因其制，以中丞为台主。”由上所记，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始于西汉元寿二年，至晋不改。其职责自秦至晋则无变化，即为“举劾案章”的监察官。又据《通典·晋官品》，此官四品。

　　大中正。州郡品评士人，选择官吏之官。中正官名始于曹魏，《通典·职官十四》：“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晋依魏制，州、郡、县均设中正官，负责品评当地士人，按其才能高下分九等，供朝廷选官之用。此制史称“九品中正制”。晋中正官有大小之分，《通典·职官十四》：“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

　　大司农。掌管农、水的最高官吏。《晋书·职官志》：大司农，“统太仓、籍田、导官三令，襄国都水长，东西南北部护漕掾。”三品。

　　志文记石尠第三阶段的经历及仕宦曰：“赵王篡位，左迁员外散骑常侍。三王举义，惠帝反正，拜廷尉卿，除征虏将军，幽州刺史。军事屡兴，于是罢武修文。城都王遣荥阳太守和演代尠，召为河南尹。自表以疾，权驻乡里。永嘉元年，逆贼汲桑破邺都，之后，遂肆其凶，暴东北。其年九月五日，奄见攻围。尠亲率邑族，临危守节，义奋不回。众宾不敌，七日城陷。薨年六十二。”

　　赵王名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泰始元年十二月封琅琊王，咸宁三年八月徙封赵王。《晋书》有传。此人于永宁元年(301年)篡帝位，《晋书·惠帝纪》：“永宁元年春正月乙丑，赵王伦篡帝位。”同年四月服诛。石尠死于永嘉元年(307年)，62岁，逆数至永宁元年(301年)，当56岁。

　　左迁员外散骑常侍。左迁，降职使用。员外散骑常侍，皇帝近臣之一，魏末置，《晋书·职官志》谓其职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石尠任此官是在赵王篡位的永宁元年。

　　三王举义，惠帝反正。三王指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永宁元年一月赵王伦篡位，三月，司马冏起兵讨伦，颖、颙立即发兵响应，迫使司马伦归政，史称“三王举义”。又《晋书·惠帝纪》：永宁元年夏四月辛酉，“逐伦归第，即日乘舆反正。”惠帝反正指此。

　　廷尉卿。三品，石尠任此官是在惠帝反正之初，因此当在永宁元年四、五月间。

　　征虏将军。晋杂号将军之一，始置于东汉初。三品。

　　城都王即成都王司马颖，城、成音同可通假。颖为晋武帝第十六子，太康十年封，曾任丞相，掌朝政。诛赵王伦后，颖即与齐王冏、河间王颙、常山王司马义、东海王司马越等互相攻杀，光熙元年(306年)死，其事迹见《晋书》本传。和演代尠事见《晋书·王沈传》附王浚传：“颖表请幽州剌史石堪为右司马，以右司马和演代堪，密使演杀浚，并其众。”文中的石堪即石尠，传误。表请石尠为右司马，亦误，据志，应为河南尹。颖使和演代尠，是对尠不信任，故尠以疾不就河南尹之职。又《晋书·职官志》：“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师所在，则曰尹。”

　　汲桑，司马颖故将，颖死后，以为颖报仇为由作乱。《晋书·孝怀帝纪》：永嘉元年五月，“汲桑聚众反，败魏郡太守冯嵩，遂陷邺城，害新蔡王腾，烧邺宫，火旬日不灭。又杀前幽州刺史石尠于乐陵。”所记与志文正合。汲桑作乱是永嘉初大事，七月，司马越率军讨伐，九月，抚军将军荀晞败汲桑，十二月，田兰、薄盛斩桑于乐陵，此乱才算平息。

　　志文侧面所记石尠子女经历中，说其小儿子石迈被“本州三辟部济南从事”，按“部济南从事”即济南郡的部从事，《晋书·职官志》：“郡各置部从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谓其女嫁“黄门侍郎江安侯颖川陈世范”，按“黄门侍郎”即给事黄门侍郎。《通典》卷二一：“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其官给事于黄闼之内，故曰黄门侍郎。初，秦汉别有给事黄门之职，后汉并为一官，故有给事黄门侍郎，掌侍从左右，给事(于)中。”又《晋书·职官志》，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员，及晋置员四人”。五品。

　　石尠从少任七品的太中大夫，步歩升迁，至晚年达廷尉卿、幽州刺史等高位，历官四十馀年，任官二十馀种，其间参与或经历了反对杨骏专政和“八王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最后成为西晋末战乱的牺牲品。其亲属中也有的是秩品不等的职官。志文记述石尠及其亲属经历虽然简略，但其文字之多，内容之富，则为现今所见西晋墓志之冠，其史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石尠墓志作为重要的早期墓志，其对我国墓志制度演变研究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墓志起源于东汉，今见有“贾夫人马姜墓记”、“□通封记”等。墓志盛行是在西晋以后，而西晋墓志的发展又与当时实行的禁碑政策有关。东汉末年，曹操“以天下凋敝，禁立碑”，入晋以后，晋重申碑禁之令，晋武帝咸宁四年诏：“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与此，一禁断之。”这样，立碑就成为违法之事。但当时人们都很讲究孝道，对待死去的亲人，讲究事死如事生，讲究厚葬，并把为亲人树碑立传当作尽孝的重要方式，于是就寻找出一种既不违法，又能尽孝的办法，即将碑小型化，并与棺椁一起埋入墓中，这种小型化的碑就是墓志。石尠墓志等一批晋志就是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墓志有着不同于其他石刻品类的三个特点：(1)记死者卒时、生平事迹及对死者的颂辞;(2)形制与碑类似，但比碑小;(3)都瘗埋在墓室内，而不同于碑树立在地面。以上三点，构成了墓志的共性。但墓志在其流行的长河中，它的制度也有从幼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不同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我们把墓志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东汉至两晋。以东汉贾夫人马姜墓志、晋石尠墓志、晋管洛墓志为代表。晚期，南北朝至明。以洛阳芒山出土的北魏宗室墓志为代表。

　　早期墓志特点如下：

　　(1)形制不统一。这时的墓志形态有四：方形板块状，如石尠墓志、石定墓志(故宫藏品);圆首，即志石顶端呈圆弧状，如晋魏雏柩铭;螭首，即志石圆弧形顶端雕刻双螭形，如管洛墓志;圭首，即志石顶端尖状似圭，如荀岳暨妻刘氏墓志。这些志石的形状与汉魏流行的碑刻形状完全相同，是碑的缩小。

　　(2)称谓不统一。有称作“墓碑”，如管洛墓志题额文作“晋侍诏中郎将徐君夫人管氏之墓碑”;有称“墓”，如荀岳暨妻刘氏墓志铭文前题首作“晋故中书侍郎颖川颖阴荀君之墓”;有称“碑”，如成晃墓志题额作“晋故处士成君之碑”;有称“柩”，如贾允妻邦槐墓志铭文前题首作“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有称“封记”，如东汉□通封记志文有“为父作封记”句。此外还有无名称的，如石尠墓志。东汉贾夫人马姜墓记后人称之为“记”，是因志文末有“故刻石纪□”句，其行文与石尠墓志“刊石纪终”句同，不能认为是该墓志的名称，亦属无名称一类。以上有名称、无名称的合共六类，但无一称作“墓志”或“墓志铭”。

　　(3)行文格式不统一。有的有题首，有的无翻首。有题首的，或刻于志额，或刻于志文的首行。志文开头有的刻死者卒时，有的则刻死者名字，无一定规律。

　　至南北朝，除刘宋外，其馀各国均不再强调或不实行禁碑政策，所以冷落了一个时期的树碑之风又兴旺起来，但瘗埋墓志此时已成为一种社会习俗，与立碑同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这时墓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为盛行。由于墓志经历了两晋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这时墓志形态及志文行文格式也逐渐程式化了。其基本特征如下：

　　(1)在外形上，绝大多数墓志都采用质朴的长方或正方形的板状形态。圭首、圆首墓志仅见于南北朝早期，这时还有龟形墓志，但属罕见形态。

　　(2)出现了墓志盖。墓志多平放，加盖起保护铭文之作用。据目前资料，墓志盖的使用约始于北魏中期。墓志盖一般刻该墓志题铭，如北魏元玕墓志盖铭作“魏故元使君之墓铭”。题铭刻于盖的中央，四周刻花纹，也有无题铭，仅饰花纹的。盖有提环，有四环、二环两种，系于盖面或盖边。

　　(3)开始使用“墓志”和“墓志铭”称谓，并很快成为此类石刻的专有名称。这时墓志也有自名“墓铭”、“铭”、“志”的，但都属“墓志铭”称谓之简化。

　　(4)行文始程式化，其标准格式如下：

　　△ 题首。铭作某朝某官墓志铭。刻于墓志盖或志文首行。

　　△ 志文。内容顺序是：死者姓名籍贯、先人事迹、死者事迹、卒时、葬时。最后多用“其词曰”或“其辞曰”、“其铭曰”、“頌曰”等字引出下面颂辞。

　　△ 铭颂。刻赞颂死者的四字韵文。

　　以上特点构成了南北朝墓志的基本制度，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所以我们认为到了南北朝，墓志制度已进入成熟期，并把南北朝以后的墓志归为一个时期。在南北朝或后世墓志中，外形或铭文行文格式也有与上述不尽相同的，如有的墓志铭的题首与志文之间刻撰者、刻者官衔与名字;有的在铭颂后刻死者亲属官衔、名字;有的无铭颂等。但是最基本格式还是如前所述。

　　早期墓志与晚期墓志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但其继承关系又特别清楚。特别是石尠墓志，铭文记述死者生前事迹之翔实，其外形之质朴，在晚期墓志中均可找到其影子。可见，石尠一类“重铭文、轻形式”的晋代墓志对后世墓志制度的形成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