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弥散与生成

　　潘公凯先后担任了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院这两所中国最知名艺术院校的掌门人，主持并实现了两所院校的跨越式发展，对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事业贡献卓著——这恐怕是外界对他最熟悉而惯常的认知和了解。在繁重的艺术教育领导工作之外，潘公凯的艺术实践与创作研究显得格外神秘。因为他坚持以一种传统知识分子内敛、低调的作派，进行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天马行空般的创造性挑战。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水墨画创作、中国美术史的现代性研究、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研究及观念作品创作、当代建筑设计创作，这几大原本毫无逻辑关联的专业领域竟非常自然和谐地同时并存在潘公凯这个特殊的艺术家个体身上，并且他在上述各领域之中的创作研究之深，成果之丰，堪称当今中国艺坛最独特的艺术家个案。

　　潘公凯认为：虽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文化呈现出解构化、碎片化、匀质化、拼贴杂存、扁平化的大趋势，但仍然有生成全新结构和系统的希望，而他正是要用自身来做试验，以个体之力来践行和证实这种完美主义理想的可能。由此，本次展览以“弥散与生成”为题，通过全面梳理和展示潘公凯近年来在几大不同领域的成果和作品，并力求以富于诗性美感的视觉呈现方式，将观众带入潘公凯那鲜为人知的奇妙而丰富的研究与创作世界，亲身感受这位崇尚“静水深流”的当代文人艺术家那与众不同的大师风范和审美意境。

　　
    物理学•中国画

　　许戈辉：“弥散与生成”，看上去很有诗意，也很富哲学色彩，但是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我想听听您如何解读?

　　潘公凯：这两个词其实是从物理学中借鉴过来的，牛顿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到热量和能量在一个不均衡的空间当中，它会走向均衡，热量和能量集中的那块地方会发散开来，就像有一个炉子，会把整个房子的空气都变热，这个流向的过程，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这就叫“弥散”。那么所谓生成是希望在弥散过程中有一些新的反向的趋势出现。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结果就会越来越均衡，那么走向均衡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有星系产生呢，星系是不均衡，生物的存在更是不均衡，人体更是不均衡当中的不均衡。就在走向均衡的这个大趋势当中，也会有不均衡出现，这就是“生成”。

　　全世界都穿牛仔库，都吃汉堡包，现在全世界的人也都喝茶，这就是弥散，茶叶的弥散和汉堡包的弥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有新的一种系统产生呢?比如说在汉堡包走向全世界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我们的油条烧饼做成一个体系，成为一个新的亮点，跟汉堡包形成对峙，或者说成为一个补充，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这个“生成”是我们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有可能做到的一件事，也是唯一一个真正对未来人类文化的发展，有贡献的一件事。

　　许戈辉：您是父亲是一代国画大师，您自己也擅长水墨画创作，为什么没有专攻绘画，而又去触及了装置、建筑等等诸多领域呢?

　　潘公凯：一个原因呢，因为我当院长，我的美术学院现在不再是仅限于原来的油画、国画、书法等等传统学科，而是拓展出了很多新学科，那么我要建一个新学科，我自己对这些学科就要懂，我明白、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心里才踏实，才可以大胆地让老师们跟着我走，这是比较直接地促使我去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是我觉得，未来的艺术家，整个类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目前为止，艺术家其实还是传统类型的艺术家，你就是画国画的，我就写画书法的，我除了写书法以外，什么都不懂，这是一个传统形态的、强行的社会分工和分科造成的职业化的艺术家。我觉得在未来社会，艺术要逐步从职业化的藩篱当中走出来，它要成为一种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才比较对。

　　
    胸怀•命运

　　在杭州西湖边，有一所清幽古朴的二层小楼，那里是国画大师潘天寿曾经的住所，也是潘公凯从小长大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潘天寿纪念馆。潘天寿是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并称为20世纪传统中国画四大家。文革爆发后，潘天寿遭到了猛烈的冲击。他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关进“牛棚”，伴随着无休无止的游街批斗和身心折磨。这样的灾难让潘天寿患上了重病，最终于1971年含恨去世。他在生前最后一首诗中写道：莫此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许戈辉：您其实也是挺小就开始学美术了，但是并没有受过真正系统严格的学院派训练是吧?

　　潘公凯：说来是很有戏剧性的，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没有读过硕士，也没有读过博士，我所有的知识统统是自学的。这在整个中国美术教育界，大概是唯一的一个特殊案例。在中国的美术学院这个庞大的教师队伍当中，我大概是学历倒数第一，如果填表格，我的最高学历就是中专，而且事实上中专我都没好好念，我中专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就下乡劳动去了。整整八年，身体倒是锻炼得挺好的，但没有图书馆，没有东西可学。

　　许戈辉：会觉得精神上特别贫瘠?

　　潘公凯：对，而且当时也看不到什么时候文革会结束，四人帮会打倒，这些当时都是不可预测的事情。所以当时觉得，可能大半辈子就要在农村了。但是我有一个优点，就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我的精神状态依然是挺好的，并没有觉得苦。

　　许戈辉：有人说苦难是艺术创作最丰富的给养，这里说的苦难，既来自外部环境，又源自内心世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带给您荣华富贵，相反，似乎外在的、内在的苦难都经历过了，为什么您的世界没有阴霾，一切如此风轻云淡?

　　潘公凯：这个得归结于家庭教育，我父亲应该是属于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他按照中国儒学传统对人生的看法来安排自己的整个生活，所以非常不重视物质条件。他也是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坚持自己的理想，都能坚持自己的学术探索，他的一生也非常坎坷。所以我从小也没有把物质生活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觉得物质生活差，这是理所应当，不把它当做问题来对待。

　　许戈辉：也是在你下乡这期间父亲去世的，这对你思想上、心理上是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潘公凯：当然这个影响非常大，不仅仅是父子关系、感情上的影响，而是对我原来所信奉的那个理想，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疑惑。我是初中就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原作，是一个特别上进的学生。我从小在文革前的那段生活，就像一个飞机飞在云朵里，周围只有蓝天、白云，其它什么都没有，看不到社会的阴暗面，就那么单纯、简单，充满了对于未来的憧憬，文革就让我这个脑袋彻底翻了个，我不明白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突然我父亲被批斗。他应该说是中国美术界，在文革第一大冤案。

　　许戈辉：我知道您的父亲，那个时候很得康生的赏识，那么如果在那个年代，对政治有所敏感的人的话，他很容易找到一张巨大的保护伞，康生又是那个时候位居要职的人物里边最懂书画的，您的父亲是完全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有另外一种境遇的。

　　潘公凯：但是他不愿意，这是他的一个选择，他一生都远离政治。1957年齐白石去世了以后，全国美协需要选出一位新的主席，当时在中央负责文教工作的康生，提出让我父亲担任这个的职务，希望他到北京来，在北京画一年画，办一个大型展览，然后兼任全国美协的主席，没想到竟然遭到了我父亲的拒绝。因为他觉得如果兼任这个主席的话，就跟政治太近了，他不想跟政治贴得那么近。所以他说我这个展览，肯定是愿意办的，但是我在杭州画，我就不到北京来了，这个事情还弄得康生不高兴。但是因为康生很懂画，他还是觉得我父亲画得好，所以在画展上，康生给他专门题了八个字，叫做“画坛魁首、艺苑班头”，这个应该说是评价到最高了，就是要捧他，但发现我父亲竟然捧和不捧一点变化都没有，康生也很无奈。那么这个呢也造成了后来文革当中，其实按照康生对艺术的理解，他是应该出面保一下潘天寿的，但是他到后来也不愿意保，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知好歹，不识趣，我这么捧你，你又不睬我，随便你吧。

　　许戈辉：其实我猜想，如果不是因为康生是权居要位，那样一个在政界的人物，假设他也是一个，就是书画界的人，能够对潘老这么赏识，也许会成为潘老的一个朋友。

　　潘公凯：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许戈辉：但是恰恰，康生在这里，他是一个代表，他是一个符号，所以您父亲就远离。

　　潘公凯：我父亲当时对康生也不太了解，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后来也问了人家，就说这个人多么有权，其实康生当时是管着国家安全部门的，他就觉得这个我还是碰不得。我父亲确实就是这么一种人，他就觉得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我们是艺术家，去管这东西干嘛，我只要把艺术做好就行了，就是对中国艺术事业的贡献，贡献是靠我的作品，靠我教学生去做的，他就持有这么一种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观。

　　
    融合•间距

　　几十年来，中国画在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早先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险些被消灭。到了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思想的开放，美术界又发起了关于国画前途的大讨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画到了穷途末日。应该以西代中，全盘西化。这个时候，潘公凯提出了“绿色绘画”的理论，以及“并存发展、两端深入”的策略，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在不同年代，不同背景之下，再一次为中国画的延续、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

　　许戈辉：您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绿色绘画”的理论，当时的背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整个思想界、艺术界，新思潮兴起，在中国画这个问题上，有很激烈的争论，一派是这种要推翻，要舍弃，全盘西化，另外一派是要坚持传统是吧?

　　潘公凯：当时的文化讨论热，美术界的讨论，实际上是文化讨论热的很小的一部分。文化讨论主要是在哲学界、思想界，包括社会学、法学展开，大家都在寻找新的方向。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全盘西化的思想是自然的，对于解放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不赞成的是，这个思想伴随着对中国传统的全盘否定，中国这一百多年，否定的次数太多了，已经把传统打得差不多了，如果改革开放以后再一次否定的话，就会把传统彻底打没了，那么以后就会捡不起来的，这是我担心的事情，也是我父亲在半个世纪的努力和论争当中，他所坚持的——传统可以改革，它必须发展，但是不要简单否定。简单否定了传统，中国还有什么，就没有了。西方现代文化中也有很多合理、优秀的部分，所以才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成就。这两个东西对于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发展来说，都是巨大的宝库，这两个东西我们都要，所以我提出了，中西方艺术两大体系，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并存发展、两端深入”的学术策略。

　　许戈辉：那您这个“并存发展，两端深入”，和我们中国文化里边这个去其两端取其中的“中庸之道”是一回事吗?

　　潘公凯：有点不一样，“中庸之道”是在一个自身的文化体系当中取其中，它有巨大的回旋余地。那么这是两个文化体系，所以它不是那个“中庸”的概念，而是深入研究两端以后，会在中间造成一种互动的融合，它会长出新的东西来。

　　许戈辉：但是可能也有人会觉得，每一种文化都有它植根发展的土壤，有它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条件和背景，这个能够融合吗，能在中间长出一个生存空间吗?

　　潘公凯：融合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提法，在整个20世纪一百年当中它是一个主流的策略，但是正如你说的，这两大文化体系的融合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强调“两端深入”，而不是去强调融合。我前两天刚刚跟法国著名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谈过这个问题，他就觉得文化间的融合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现在提出一个观念，叫做“间距”，互相间有一个距离。就是对两大文化体系深入研究的过程当中，希望在中间造成一种互补的、回旋的余地，不是直接去让它融合，而是让他们一直在互动着，有点像我们那个太极图两个鱼，它不是两个鱼变成一个白的一个黑的，变成一片灰色，而是这两个鱼一直在那里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