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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羽:艺术的根本在于道义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吴大羽:艺术的根本在于道义


  古今中外,对于“艺术的根本是什么”、“师生的关系是什么”的论述可谓多矣。“艺术的根本在于道义”、“师生之间是道义关系”的语句出自吴大羽,一位在上海这座东方都市中慎独隐居的现代艺术大师。

  吴大羽85岁的人生跌宕起伏,与国家和时代的命运交汇相连。“文革”的时候,他的同事曾批判他:“前两年听到吴大羽谈到道呀道呀,觉得他讲的玄。现在擦亮眼睛看一看,他所谈的‘道’是‘离经叛道’” 。如同许多艺术大师的际遇,他的艺术和思想在生前不能被世人所理解,在他死后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他是一颗被遗忘、被发现的星(吴冠中语)。最近出版的新书《师道——吴大羽的十封信》和《吴大羽作品集》,会增进人们对吴大羽的认识。

  
    西子湖畔的艺教名师

  《师道——吴大羽的十封信》一书收录中国现代绘画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抽象绘画奠基人吴大羽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给他的学生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等人的十封以谈论艺术和人生为主题的书信。这些书信在经过漫长的淹没后,除了有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局部)曾被台北大未来画廊出版披露给世人外,其余均系第一次公开发表。《吴大羽作品集》由吴大羽的女儿吴崇力、儿子寿崇宁主编,收录了油画149幅和纸上作品750余幅,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吴大羽先生1903年12月5日(农历十月十七)生于江苏宜兴,1988年元旦在上海逝世。他的祖父吴梅溪先生曾教过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绘画,他的父亲吴冠儒为地方乡绅,并开设私塾,其大哥吴子政为晚清秀才,吴大羽从小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典诗词和书法的基础,也从小喜欢画画。1917年,15岁的吴大羽到上海师从张聿光先生学习绘画。1919年,他担任上海《申报》美术编辑,成为上海漫画家群体中年轻的一员。1921年,他加入了上海晨光美术会,并在《申报》上发表了近60幅漫画作品。1922年7月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师从鲁热教授(Rouge)学习素描,留法期间也曾师从法国著名雕塑大师埃米尔•安托万•布德尔(Bourdelle 1861——1929年)和现代绘画大师乔治•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等人。他在法国结识了同在巴黎留学的林风眠、林文铮、李金发、刘既漂等同道,参与发起中国艺术家在海外的艺术运动团体“霍普斯学会” (希腊文Phoebus,即阿拉伯文Apollo)。他在游学欧洲五年后,怀着艺术救国的理想,于1927年回国,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1928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聘任林风眠为校长,吴大羽为西画系主任教授。从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大羽、林文铮等人协助林风眠,致力于把杭州艺专建成培养艺术人才、创造时代艺术的基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8年5月,吴大羽与夫人寿懿琳(1909—2004年),曾是国立杭州艺专1928年春季入学国画系的学生)、女儿吴崇力在国立杭州艺专流亡迁徙途中,离开学校教职,历经贵阳、昆明、香港等地,于1940年回到上海,住在岳父寿拜庚家中,并与留在上海的儿子寿崇宁团聚。而他的学生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等人,则随校迁徙到重庆。因苦盼良师,吴冠中、朱德群等学生不断给吴大羽写信,希望他能到重庆任教,同时也在信中有“提不住的问话”,希望“羽师”解答。

  《师道》一书收录的吴大羽书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吴大羽寄给吴冠中、朱德群等人的书信,被吴冠中“像圣经似的永远随身带着这些墨迹,一直带到巴黎,又带回北京,最后毁于‘文革’”(注1)。而本书所收录的书信,则是吴大羽先生家里遗留下来的当年所写书信的草稿,这些信稿在“文革”中抄家后又发回,历经磨难而幸存下来。

  吴大羽先生在这些书信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艺术观点,有许多精彩的语句,对他的学生们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大羽作为艺术教育家,秉持着自己的独特“习艺”路线,培养了一批卓有建树的艺术英才,他是一位可以“启迪学生的心灵,点亮学生的眼睛”(赵无极语)的老师。

  ——他推崇创造为上,反对因袭桎梏。强调“没有师承的师承,是最好的师承”,“我没有一言阻塞创造上的力源,而是尽量为创造留其枵虚,使各人自己可以去自由展动其发育安排”。

  ——他强调绘画的大体原则,鼓励学生不纠缠细节,打破陈规。

  ——他强调感觉的重要性,认为“画画最重要的就是感觉,对对象的第一感觉很重要,能发现,能抓住,能表现感觉,就成功了”。

  ——他强调个性,引导学生“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用自己的手来表现自己的感觉”。

  ——他善于采用启发式、鼓励式的教学方法,旁征博引,循循善诱。

  吴大羽的学生队伍和艺术体系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一个独特的艺术方阵,且日益壮大。他们中有艾青、胡一川、王式廓、祝大年、李霖灿、丁天缺、赵无极、庄华岳、朱德群、吴冠中、罗工柳、赵春翔、涂克、谢景兰、刘江、袁运甫、曹增明,以及在上海的闵希文、朱膺、芮光庭、张功悫等人。

  吴冠中先后四次撰文纪念他的老师,呼吁研究“吴大羽现象”。他说,“国立杭州艺专中,林风眠是校长,须掌舵,忙于校务,直接授课不多,西画教授主要有蔡威廉、方干民、李超士、法国画家克罗多(Kelodow)等等,而威望最高的则是吴大羽,他是杭州艺专的旗帜,杭州艺专则是介绍西方艺术的旗帜,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吴大羽威望的建立基于两方面,一是他作品中强烈的个性及色彩之绚丽;二是他讲课的魅力”,“吴大羽从技术到艺术,再到做人,从东方到西方再到东方,从有法至无法的艺术发展道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个极为突出的十分丰富的现象。”

  朱德群说,“每当与朋友或同学提到吴大羽先生名字的时候,我心中即产生无限的兴奋和激动,几不能自持,感恩之心油然而生。吴大羽先生是我的老师,更切实地说他是我的恩师。我常和人说,我万分幸运地是我在艺专遇到了几位非常好的老师,大羽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也是我受益最多的老师,所以饮水思源说他是我的恩师并没有一点言过其实。”

  赵无极说,“我受吴大羽老师的教导至今感念不已,他将永远是我们的模型的创作者。如今老师过世了,他的很多想法,现在已无从知悉。但是从他的画作来看,有很多进展和发现,也可看出他才华横溢。”
 

  黄浦江边的画坛隐士

  吴大羽一家自1940年开始在上海位于福煦路(现延安中路)的老房子里定居。当时上海正值抗战孤岛时期,吴大羽开始了“我实慎独,坚守孤深,徒效陶公之隐”的隐居生活。直到1947年10月才重返国立杭州艺专任教。

  1949年5月,吴大羽与夫人寿懿琳拒绝了岳父和岳母的邀请,没有去台湾。1950年9月,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教员吴大羽,艺术表现趋向形式主义,作风特异,不合学校新教学方针之要求,亦未排课;吴且经常留居上海,不返校参加教职员学习生活,绝无求取进步之意愿”(注2)为由,解聘了他的教职。吴大羽从此离开了他参与创办、视为家园的学校。

  上海是吴大羽少年离开家乡后人生的第一站,也是他的归宿。他自从15岁来到上海,在其后70年的人生中,经历留洋求学、战乱避难、解聘归隐,三出三归,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自1950年至1960年,吴大羽与夫人经历了长达10年的失业,靠女儿吴崇力和儿子寿崇宁担任中学教师的收入维持生计。1960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立,他被聘为教师,但由于他的教育思想不合时流,他只是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1965年上海油画雕塑室成立,他被聘为专职画家,有了正式工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吴大羽遭遇了长期的不公正待遇,他被以“反动学术权威”、“新画派的祖师爷”身份遭遇抄家、批判,他因为两次重病几近死去,幸而涉险。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大羽一家才迎来艺术的春天,生活状况逐步得到改善,他的艺术创作也喷薄而出,在人生的最后十年留下了大量作品。

  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着变革震荡,吴大羽也被移出中国主流美术之外,吴大羽的艺术学脉成为潜流(当然不是断流)。作为一位在“五四运动”时即作为上海报人的知识分子,在民国时代即是名满中华的名教授,他的退隐令人感慨。他的著作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任何发表,也没有举办过一次个人展览,以至于他的侄女旅美作家吴崇兰曾撰文称吴大羽为“无画的画家”。时至今日,他的名字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还很陌生。沈柔坚曾以《大智若愚吴大羽》为题,写过一篇吴大羽的纪念文章,大智若愚也是他对吴大羽为人的概括。

  吴大羽是陶渊明的知音,他把陶渊明奉为人生的楷模。他曾写过一篇《从陶渊明说到画家》的长文,崇敬陶渊明的不隐之隐,隐而有为的高尚人格: “在人类言语里面,本来很多的桎梏且又肮脏,很少够足以表达出洁美而高尚人品的字眼,因此古来真能知道渊明人品的人,也不见得多,譬如比他为隐士,称他为田园诗人,他那里来这许多闲情。说为避世者呢,他也未尝寻仙问道;说他晋室遗老,耻事二姓呢,也不见得就恰合他的身世。人对于人的评断之难,往往不下于人的自知,而在艺术不离道德的原则下面,画人的制作不能说和他的人格没有关系,渊明虽不是画家,而值得画人取法”。“画人何必通才硕彦,要他是真实汉子,要他是前进不息的彻底见人之一”。

  吴大羽正是新时期的画坛陶渊明。尽管寂寂无闻,自落低微,吴大羽却以一生的创造性劳动,书写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吴大羽从不在画上签名,也不留日期。1980年,他的老学生朱膺问他“为什么你的画上,从不签名?”吴大羽说,“为什么必须签名!我认为重要的是让画自身去表达。见画就是我,签名就成了多余了。画是心灵感应的自然流露,感受的瞬间迸发,自由自在,任何人也无法去再现,连自己也不行。我是画了就算,从不计其命运”。

  1985年,他患了白内障,不得不放下画笔,写下了一首传世的诗篇:

  波释结悲欣,知君清性心。

  江山若故貌,风月宇外新。

  人天相接逐,天人策古今。

  莫逆万千变,谷空空足音。

  余亦存馀梦,飞光嚼采韵。

  东西迷岁月,啼笑醒秋春。

  白内自内障,不许染丹青。

  
    尊崇灵魂和生命的色彩大师

  早在留学欧洲时,吴大羽便是海外艺术运动团体“霍普斯学会”的主力。他那时的作品,虽然没有留存,但在同仁中已有极高的认识。林风眠曾评价吴大羽是“非凡的色彩画家”,具有“宏伟创造力”的画家,在同仁中有“小塞尚”的称誉。吴大羽晚年曾回忆旅欧历程,他说:“我留法的时候,也正是巴黎画坛受塞尚影响最多的时候。另外就是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等现代绘画,但当时的巴黎美专仍是学院主义作风。”

  “到了巴黎后,记得是画家李超士的哥哥(李骏)热心接待,到处张罗帮助我们。那时巴黎美术学校的校长是贝纳尔(Albert Besnard.1849—1934),当时的巴黎美校就是学院派的,整个学校像个“联络点”,白天学生都外出画画,整个学校学术空气沉寂。记得当时印象派也不时新了,老师们画的风格、笔触虽有像印象派,但笔触滑腻腻的,野兽派这一新派画家开始抬头。我的素描老师是鲁热,颜文樑、常书鸿、周方白的老师是劳伦斯。我的油画完全是自学的。记得我那时的学习、生活也比较专一,就是整天往返于学校与画廊、博物馆之间,整天画。我自费留学五年。”

  “当时巴黎对学院派不感兴趣,我后来就自学,想多学点东西。到研究室去画油画人体、风景、静物,也学雕塑”。

  “我还经常到博物馆去看,博物馆就是‘先生’。我只是看看,不临摹。临摹只重技法,往往把感觉忽略了。当然看,也要看它如何制作的。还要看理论,重理论的学习。”

  “当时在学习中,对印象派后的东西有兴趣,因印象派以前的艺术已有人总结了,而印象派后还在发展中。要使自己的艺术处在游离状态,不断地变化发展”。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吴大羽与他的同乡徐悲鸿选择了巴黎学院派艺术不同,他选择了新派的现代主义艺术道路。

  吴大羽的艺术才华,充分显露在二三十年代的艺术创作中。他早年的作品有《春》、《新新旅馆》、《窗前裸妇》、《渔船》、《倒鼎》、《女孩坐像》、《汲水》等,可惜除了少数作品在《良友画报》等报刊发表,可以见到形象外,多数已毁掉。

  吴大羽是一位关心家国天下命运的中国文人。除了上述作品,他的创作还深入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救亡的主题,他创作了许多大幅的可称鸿篇巨制的油画,如《孙中山演讲图》、《陆皓东》、《岳飞班师》、《血手》、《船工》等,这些作品深深印在吴冠中、朱德群等老学生心中,在他们怀念羽师的文章中复活。

  国立杭州艺专的教务长、评论家林文铮在《色彩派吴大羽氏》一文中说:“真可以称为中国色彩派之代表者,当首推吴大羽氏无疑。我相信凡是看过吴先生的作品的鉴赏家,都要受其色调之强烈的吸引而为之倾倒;就是和他对垒的画家虽不免隐含妒忌,亦不禁私下钦佩不已。颜色一摊到他的画板上就好像音乐家的乐谱变化无穷!西方艺人所谓‘使色彩吟哦’,吴先生已臻此妙境。”

  杭州国立艺专的美术评论家李朴园曾作《我所见之艺术运动社》和《何物艺术运动社》两文,发表在《阿波罗》第八期。文章介绍了吴大羽油画,称“特地见重于以色彩为其情感的表白者是吴大羽先生的绘画,尤以艳丽丰富之感为其独到之点;从技巧的运用方面着眼,谁都可以相信他是很接近于印象派的作家。他有时用点,有时用长笔,有时用近于大斧劈的那笔法,一随他当时的感触而变化,一经变化,则又与全幅的情调完全调和”。“吴大羽先生尝用点彩作风景画,幽优离利之情,如滴欲流,而观其《渔船》之作,则魅力之雄,选题之深,章法之大,前后判若两人”。

  据说吴大羽有一批特制的大油画笔,在巨幅画布上供他任情挥洒,给中国艺术留下了传奇和佳话,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从艺者。他的同事、上海画家俞云阶就曾说过:“听说吴大羽在解放前教书时有过这样两句话,以它来指导学生:‘你的色彩要有灵魂,你的笔触要有生命’。”
 

  讴歌创造和自由的抽象先驱

  吴大羽才华卓越,除了油画艺术,他在蜡彩、水彩、墨彩、色粉、书法、漫画领域均有涉猎。画种和材质以及主题不是认识吴大羽艺术成就的主要依据,他的使命和担当是中国现代抽象艺术的先驱。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国立杭州艺专的平静,吴大羽在动荡的时局中不得不于1940年回到上海,归隐于战时的孤岛。到他第二次返回杭州任教,这一时期长达8年。这一时期吴大羽做了什么?从今天看到的吴大羽文献中可以知道,他一直在读书,思考,同时也不停地给学生和朋友写信,抒发自己的读书思考的主张。隐居对他而言,不是无为,而是机遇;他在隐居的环境下思绪涌动,并且开始了对抽象艺术的探索。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对于世界现代艺术而言,立体主义、野兽派、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已经成为艺术的激流,吴大羽曾说“我崇尚毕加索、马蒂斯,他们不断地在创造,他们也决不喜欢停留在他们的水平上,他们是后来者前进的踏脚板。我崇敬他们的创造力”。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吴大羽开启了对古今先贤,老庄孔释穆耶、希腊诸子的重新阅读,并以古代的先贤严子陵、陶渊明等人为楷模。他在1940年给吴冠中朱德群的信中提到了“势象”,并开始了“势象之美”的研究,“……示露到人眼目的,祇能限于隐晦的势象,这势象之美,冰清月洁,含着不具形质的重感,比诸建筑的体势而抽象之,又像乐曲传影到眼前,荡漾着无无音响的韵致,类乎舞蹈美的留其姿动于静止,似佳句而不予其文字,他具有各种艺术门面的彷佛……。”

  吴大羽说,“我的绘画依据,是势象、光色、韵调三方面的结合。光色作为色彩来理解,作为形和声的连结是关系时空的连结”。“势象”的提出,是吴大羽对抽象艺术探索的重要标志。而吴大羽对当时称为“形式主义艺术”的倾向,则成了1950年他被国立杭州艺专解聘的主要理由。

  从1950年到1960年,吴大羽成为自由职业者,也即除了艺术家的身份而无职业者。1960年他成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师,1965年加入上海油画雕塑室(院),随后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吴大羽对于形式主义艺术,也就是抽象艺术的主张成为历次运动中他无法回避的“污点”。他的画中“没有政治”、“没有一分一厘为人民服务的气概”、“是洋奴思想,反动内容,一枝毒草”等等帽子接踵而来,他的画作中“只是进行绘画技法中的活动,而所谓线色上的强弱、阴阳、冷热的交奏和对抗作用,仅仅是使用法则,没有深切理会到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观点”,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新画派的祖师爷”,这种危局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吴大羽的幸运,是他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吴大羽迎来了创作的自由天地。吴大羽的幸运,还在于他始终拥有着美好的爱情和亲情。他的妻子寿懿琳和两位子女一生守候着他,激励着他,两位子女一生都没有婚嫁,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唯有家庭是他避难的港湾、创作的园地。1978年,他的抽象画《公园的早晨》在上海展出,1979年油画《滂沱》入选了华东六省一市画展,1984年《色草》入选了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获得“荣誉奖”,这一现象如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解禁的第一缕新绿,预示着中国艺术春天的到来。

  吴大羽在抽象艺术上的探索和成就不是一日之功,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他的见识。对于毕加索,他说: “毕加索的绘画语言,对我们欣赏者来说,已不陌生。用一句话结束我们理解的是,他同所有历来画家的活动一样,他的创造也正是他为自己记录虔事其心眼活力创造的个人历史。他是站在新生岗位上的吐露其挚诚的,多变也就是寻求真理的歌唱节奏,显出其对人类美好生活尊严的肩荷”。“毕加索人们所以佩服他,在不断变,但仍没有最终脱离‘形’”。而对于抽象艺术,他则认为:“在抽象绘画的功能里,可以是具备着天真赤子心大慈大仁爱高度忠信之用的,可以同别方面所能贡献的技能、愿能一样,献其所正常。艺术生命是人类生命中的中心生命,造型艺术的出现,可以在形象规格之内,也可以在形象规格之外,可以自造一种新典模,夺破陈旧樊笼的,书法或书道就是其另例,像书法那样没名堂的艺术品种,尚且陶冶了几千年的民族心灵,维系了几千年的民族生命的窒息,难道抽象艺术在变演途程上一定担不起人类心目欣赏的爱人?或许抽象绘画正是解放眼目剙造的小卒,以后的画家将因它一提,提醒了顽疾。”

  吴大羽高扬艺术创造的旗帜,坚持认为创造发明才是人生的自由。他说,“人生也有起步,前身曰画自由,后身曰画慈悲。大彻大悟才能获得大自由,而人生的价值在自知”。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创作了堪与西方同时代艺术大师媲美的大量抽象艺术作品,追求着艺术的个性和艺术的纯真、感情的纯美表现,构建了自己完整的艺术体系,以一个人的美术史,填补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同步对位着、呼应着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运动。他和俄国的康定斯基、马列维奇、瑞士的保罗•克利、美国的杰克逊•波洛克、马克•罗斯科等艺术家一样,是世界现代抽象艺术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现代抽象艺术的奠基人。

  法国国家文化遗产总策展人戴浩石这样评价吴大羽:“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存在一位关键人物,那一定是吴大羽。他是三位重要创作巨匠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的导师,曾师从法国最重要的现代艺术理论家之一的安托万•布德尔,而布德尔本身是奥古斯特•罗丹的门生。他自知如何汲取这一丰沛的艺术甘泉同时又不否认自己文化的基本价值。与当代超写实主义艺术或与视觉幻觉的表象技法相反,吴大羽让自己的画作致力于来自西方色彩幻景孕育的抽象艺术道路。他表达的是我们不是靠技术而是靠灵魂学习艺术以及人类的艺术无国界,它是语言。在艺术中,边界的观念是暂存的,物理边界不存在。”
 

  从艺术信徒到诗性哲人

  吴大羽先生已经去世27年了,他一生笔耕不辍,遗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据家人统计,他存世的绘画作品有2500幅之多,存世文稿约50万字。他说,“我用宏观入微观,苦思接物之心,从事心手眼艺动,夺人所未悟,剙人所未睹,行吾作业。宏观入微通心性,力速沉飞量海天”。 “我把天地为画框,点染心胸,可以把示寸衷,佈须芥,指划去来。”

  吴大羽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和传奇。近年来,海内外文化机构开启了对吴大羽的研究。他是五四运动之后,一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并兼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文化的走向的思考在今天更具有时代意义。吴大羽是一位诗人,留下的诗不少于500首。吴大羽曾潜心研习过书法,他认为书法的势象之美是中国艺术的特性之一,“无语符的书法和超形象的格局,是就时空的范围摆布下来的我的心里结构”,他打通了书法艺术和油画艺术的疆界,这是研究吴大羽艺术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视境。

  吴大羽是一位艺术的信徒,他和那个时代的蔡元培、林风眠等人一样,是“美育代宗教”的信仰者,无论在欧洲的“霍普斯学会”和在杭州的“艺术运动社”均持有艺术至上的主张。即使在他人生的低谷,尤其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他都没有沉沦。他给林文铮的信写到:“吾人已入乱邦矣!惟忍与慎,庶足以应付之……阿波罗未曾巡游地狱,尔我当代策并辔,放万丈光”。

  画家在吴大羽的意识里是崇高的职业。吴大羽作为画家,而反复谈论画家的职守。他坚持艺术本体的探索,拒绝承认艺术变为商品或为工具,坚持“艺术最忌模仿,艺术就是艺术。不能实用,不能授命”、“艺术是物我交接瞬间难以形容的美感”、“艺术是人与天之间的活动”、“艺术是真善美的结晶”、“绘画是无声的音乐、艺术是直觉的科学、科学是艺术的手段”、“艺术是灵魂创造形式”(均为吴大羽语) ……这是他一生的信念,从未改变。他是一位纯粹的画家,就纯粹而言,在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中,在那一代画人中,可以说无出其右者。

  吴大羽认为“人类的艺术是相通的,用不到分东西,艺术是一种语言,只有时代之别,没有地区之分”。“人们常说的东西方艺术结合,范围仍太小,太狭窄了……东西方艺术的结合,相互溶化,糅在一起,扔掉它,统统扔掉它,我画我自己的”,“所说的东方学西方、或西方学东方,这种说法太狭窄了,其实质是“异方”。艺术上此方学彼方,有什么好说的呢”?“中西艺术本属一体,无有彼此,非手眼之工,而是至善之德,才有心灵的彻悟” ……时至今日,当人们还常常纠结于东西方艺术的关系和彼此定位的时候,不妨看看吴大羽的学术眼界和胆魄。他以东方的文化韵味和世界性的艺术语言,打开了中国艺术的一个更宽广的天地。人的内心无限宽广,天地是心胸的外形,中国人从远古就拥有的抽象、浪漫的种籽永不会灭绝,吴大羽的精神性绘画使我们再一次自信中国人所拥有的非凡艺术能力。

  吴大羽不仅是一位画家,他同时又是一位诗性哲人。他说“我没有一时一刻不把心灵安放在作学哲学推敲之中”。他主张“建设一元的形而上学(物质与记忆、创造的进化、美的研究)、直觉哲学、生命哲学、创造哲学,乃从时间本质上打破心物二元论”。他除了画学,亦尊崇科学,甚至学习过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他的思想汪洋恣肆,兼有艺术家的灵秀和哲学家的理性。长于怀疑,长于逆索,不囿成见,立意高远。他的文集中有许多移用的词汇,或自造的词汇,如“势象、光色、韵调、彩韵、采韵、谱韵、飞光、力苗、重象、定梦、走音、势啸、起笑、色归、色草、飞心、彩奏、色奏、韵步、视感”等等。他从宏观、微观到心观,直到忏悔和悲欣的情怀。他对于时空的认识,寄托着他的无限理想。他的艺术语言所寄托的世界,是被节奏的时空,被点醒的时空,被贯通的时空和无限美好的时空。他传递给观者的视感如同美妙的音乐,激发人们心底的感动和力量,这是他画中的玄奇。

  吴大羽的世界如他所言,是“第一百零一个世界”(注4)。他在艺术札记《第一百零一个世界》中提到,“自由这件事,不只在替自己打算,爱这件事,长在尔我计较之外,平等这件事,何尝只表明白饭与猪肉之间的差距。假如容许我自己调度自然给予的资分,换言一个画画的人应该各就一己的岁月蹉跎,总结其寡陋,茕立在洁白的幅面面前,我要指出勾划第一百零一个世界的意图,作为它在美学名义上共同理会到的耕作誓愿,假如要问起在时代体貌上学习到点什么?我会不自犹豫,虔慤地指出了这一庄严。”

  他在另一篇艺术札记中也曾表述“一百零一个世界的发掘,将同于寸心千古的臆诉,不会外乎心物间的动荡。”

  “第一百零一个世界”的提出,如同中外先贤提出的“大同世界”、“桃花源”、“理想国”、“乌托邦”等一样,是人类精神的胜场。他于1956年的札记《斗牛场外记》一文中写道:“在这许多种样无限的国度之中,我有心于中间担任一个国主的,而且事实上我已经如此履行我的天分,去我的国土疆域的子民,不仅是四海内外同仁相亲,无护照无国籍的羁系,常是君臣可替、无复上凌下犯之冤,形式之拘,尊卑之讳,是非之执,都失其意义,道德字眼先已融化于共同血流之中,唯有敬诚,善智识,挚真明达,友爱乐善饱和于中,无诤无让,不共人争,不与牛斗,千秋万代,自成其系。正亦由于人弃我来,国赖永存,亡则与人类感情俱泯。创造与欣赏之间,原无彼此,永恒和我,相去无间,似此艺术之邦,乌乎以托?托乎艺术的纯净之真而已,托乎感情以纯美而已。”

  吴大羽说:“把美善的愿望加诸人的活动是为政治真理。锻炼自己身心作出其贡献是为艺术真理”。“我自己尊重我自己认为的真理,比看重自己的生命更重要”。1940年12月5日,他在38岁生日的时候,写给他年幼的儿子寿崇宁一封短信,“可听百年之内之任何一日丧失吾人之生命,但不可有一时一刻松懈吾人信仰真理的虔诚。——一九四零年卅七证辰,书示汗儿”。今天这封短信犹在,他的儿子对父亲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流失却愈加清晰。

  吴大羽曾说:“人是从自然中来,无原由与自然作斗也。社会的生活建立在群体之间,断无与同群有所争。”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吴大羽的心界超越了物象、超越了界别、超越了东西方,并指出了艺术是人天之间的活动,与其说人踏在生死两边,不如说人生站在人天之间,精神是人我或人天之总结质体,而道义是艺术的根本。何止艺术的根本在于道义,文化、社会、世界的根本何尝不是道义,吴大羽一直疾声呼唤着这一人类公理。

  吴大羽原名吴待, 1925年他以“朋”字去两撇,取“大道无朋”之意重起自己的名字。他呼唤着道德和科学的力量,他信守着人性和教育的崇高,他在苦难的际遇里超凡脱俗。他用自己的人生来完整地画出了一幅自画像,超越一时一地之时空,闪耀着自省和理性的光辉,讴歌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向世人诠释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和公民的品格,同时也诠释着一位真正的“画家”或“艺术家”的品格。

  吴大羽曾自称是从秦汉晋唐人谱中洗炼过来的仅存耿介,他邈视着大限、邈视着命运,不肯服从任何名目的引诱。吴大羽的艺术哲学自成体系,闪耀着时代的光辉和东方的智慧,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他的创新、包容、自信、美善的胸襟,在时代的前展和国际化的趋势下,也将会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尊重。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前65—前8)说,“时间能使隐匿的东西显露,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无光”。他也豪迈地说过“我不会完全死去”。数千年来,人类的智者总是在普世的价值观念之下,接踵前行,人类对这些智者的认识也总是上演着从误解、忽视到接纳、到崇敬的相似过程,中国现代文化史、美术史也不例外。

  吴大羽曾有诗句“我以大羽厕禄人间,惭对云族小雀颤抖”,“飞羽掠天过影在,蓓蕊待发晴明枝”。他同样说过“我是不死的。”

  让我们最后品读这位哲人的话语:

  “我还要活下去,一年两年百年,都是我怀存的愿望。我停留在这一点上,是说,为流速太阳来我头顶,照顾我又给我以热量,你不必问我有多少斤量,或长短的价值,连同我衷藏多少思量。我的生命就存在你两眼发亮的晨光,也许是你还看它不到的地方,万一不幸,我来不及说完我要说的话语,将会留给历史去衡量。”(撰文:李大钧/朱琳)

  2014年4月5日

  注1:引自吴冠中《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

  注2:引自1950年8月27日,“杭艺字第五三五号呈文”(中国美术学院档案室,1950年4卷)。

  注3:引自【法】卢梭 著《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

  注4:引自吴大羽的杂文《第一百零一个世界》。

  注5:本文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吴大羽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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