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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健自述

来源:中国书画网 作者:中国书画网编辑部

    我成长在一个普通家庭,自幼即喜乱画,尤以画马为甚。八、九岁时有一次为了观察马的面骨是不是平的时,竟被马咬了一口,幸亏身着棉衣未伤肌肤。八岁时,平静的生活骤起波澜,双亲离异,随母改嫁,更名为杨健。继父性格暴躁,经常木板皮带相加,我只能忍气吞声,幼小的心灵饱受摧残。但在逆境中却磨练了我从不低头的坚强意志,养成了遇事必缜密思考而后独断独行的秉性,也形成了极其自负而又极其自卑的双重心态。在逆境中,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从一件事可以证实这一点:1966年腊月初七,我(十岁)带着表妹孙莉(四岁)及弟徐康、表弟孙勇四人去太平湖公园玩(即老舍自杀之湖)。在通过结冰湖面时,我同表妹走在前,脚下冰层咔咔出现裂纹,我拉着表妹就往岸上跑去,突然我俩掉进冰窟窿,千钧一发之际,我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表妹,觉得对不起她,不会水的我一把将表妹抱住,拼命挣扎。此时孙勇高呼救命,直至有一名红卫兵黄坤,从岸上奔跑到湖面,才发现是两个孩子落水,先将表妹救起,此时我已筋疲力尽别无他求,闭上眼睛,内心平静,视死如归,身体慢慢下沉。正在此刻,一位老者伸过一竹竿将我救起,把我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

    我的童年如此多灾多难,一切是那样的不如人意,唯一能使我感到快乐的就是画画。每当我拿起画笔在纸上胡涂乱抹的时候,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世界太美了!但继父反对我学画,还把砚台摔碎,将画笔剁断。满腔悲愤的我没有多余的钱再购买笔砚,只能用铁线接起画笔,拿小菜碟当砚台,默默地坚持作画。我凭借毅力,终于感动了继父,再不反对我学画了。但条件是先将繁重的家务事做好,如挑水、做饭、洗衣、喂养弟弟、妹妹等。过度的劳累加之营养不良,使我的身体非常虚弱不足百斤,还因低血糖经常晕倒。然而这些困难并不能改变我学画的决心。几经思考,立志学画,但苦于无师,犹如迷途羔羊,四处乱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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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毕加索绘《和平鸽》赠送给王雪涛(此为中国唯一);右:1956年王雪涛(左一)向毕加索介绍齐白石画册

 

  十五岁与雪涛恩师的不期而遇,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之旅。雪涛先生不仅是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教我绘画的恩师,还像爱我疼我的慈父。他得知我的身世后,对我关怀备至,经常送些纸、笔、颜色,以解学画之需。平时还带我去外面吃饭,去的最多的是“四川饭店”。该饭店的一餐厅内,陈列一副恩师与刘继卣合作的《场上群鸡》画有十三只鸡,我出神默记全画的每一细节,连饭菜的味道全忘了。当晚回家把这幅画背临了一遍。第二天恩师看到我的临本,对我如此用心、用功,很高兴。还讲到他向王梦白学画时,就常用此法。后来几乎天天留我在家吃饭。有一天他外孙女乔蕾问恩师:“哪个学生画的最好?”他风趣地说:“当然是小健啦,他白在我这吃饭啦?!”在众多学生里,他送给我的画也是最多的。有一次我过生日,恩师说:“今天给你画几张小画吧!”说罢,竟一连画了八幅,其中有两幅书法。平时还经常为我改画、补画、示范题字,给我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及永恒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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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恩师王雪涛先生家中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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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徐健19岁作《葡萄雄鸡》(王雪涛补草地及鸡爪并润色) 
右:
徐健19岁作《东方欲晓》(王雪涛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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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榖山鸡》王雪涛 徐健合作,1978年

  恩师把我当做亲生孩子一样疼爱,我对恩师也像对待父亲一样地孝敬。1977年师母患病住院期间,家里无人陪伴。为照顾老师,我每天早上七点前就赶到老师家,服侍他起床、洗漱,待他吃完早餐后,我已将墨研好,颜色调好。老师喝完茶稍稍休息一下,便要我将求画的订单拿来,或问我该给谁画了,然后叫我把纸裁好铺开,他就开始作画了。因为他刚出院不久,在家修养,谢绝会客,来的人很少,所以每天上午能安静地画上三、四个小时。午餐后,老师要睡一个小时左右的午觉。他下午不作画,说是精力不足,只是喝茶,看我临画,给我讲画。他不光让我临摹当天的画,他还经常拿出以前的代表作品,讲解之后让我临摹。这样,上午看老师作画时我必须聚精会神地将每幅画的创作过程、笔法,以及先后用的每枝笔、每种色,全部记住,以便下午用同样方法和笔墨纸色来临摹。这种身影相随,耳濡目染的学习方式,使我深得恩师的真传,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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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健在恩师王雪涛先生家学画

  这段时间我为了学画,只得常年“泡病假”,整天陪伴在恩师身边,聆听教诲,进步神速。每天午餐后,老师去午睡,我就开始临画直至晚饭前,有时没画完,还将他的画借回家晚上再临。陪老师共进晚餐后,谈天聊地,约九点钟,服侍老师洗脸、洗脚、刷牙、上床睡下,我才告辞回家。最最难得的是,在我临画时恩师经常坐在对面,一边品茶,一边看我画,他还不时绕过画案,手把手地纠正我不对之处,并示范给我看,耐心告诉我该如何如何人。老师在构图上是非常讲究的,他经常拿几幅未完成的画问我画完没有,用不用再加些东西,甚至细致地要追问所加东西应在的位置、大小、颜色等,以及何处落款、何处用印、用何印等。当我回答正确时,他非常高兴,反之,就严肃耐心地把道理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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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涛《水墨兰花》(王雪涛画赠并题:“杨健喜此即赠之。”)

  此间,还有一个小故事。在恩师允许我在他家动笔临画后,我总是从堆积如山的画纸中找出些旧纸来临画,以为这些纸最不好,老师也很少用,画画不合适。有一次我又找出一张旧纸准备临画,老师问我为什么不用新纸,我说新纸太贵,舍不得用。他笑着说:“傻孩子,这张是乾隆丈二匹裁的,这才珍贵呢! 以后新纸你随便用,有的是。颜色除了我单给你找出一些略差的洋红外,也随便用。”这时我才知道办了错事,浪费了很多珍贵的纸。

  一次我创作了一幅以牡丹为主题的大画《自种草药又一春》,他看了很高兴,对我的进步及勤奋高度赞赏和肯定。因我用的花青太差,使叶子偏黄,他就一笔一叶地帮我罩了一遍花青并且亲自题字。事隔三十年了,每当我看见此画,当时的情景便一幕幕浮现眼前,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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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健《自种草药又一春》(王雪涛题字及润色),约1975年

  在我学画的人生旅途中,不仅有机遇和阳光,也充满了坎坷与磨难。我是1972年元月被分配到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现在的佑安医院)工作的,因家庭问题,政治上给我判了死刑,上大学深造也无路可走,这反而促成了我要一心一意地刻苦学画。然而,当时的院领导却严厉地批判我画的是“四旧”,画“封、资、修”的东西,思想有问题。团组织也批判我,不画工农兵形象,只画花花鸟鸟,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想成名成家,顽固到底,不撞南墙不死心。我却默默地忍受着,拼命地坚持着,抱定一颗“不是我把南墙撞破,就是南墙把我撞死”的决心画下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1975年因护送麻风病人路经温州,住在同事亲戚家,其家是华侨,国外的一切一切也深深的吸引着我,一定要学好一技之长,将来去国外闯一闯。当时还在文革期间,没敢同任何人透露,只是更加发奋刻苦地画,还给自己取了笔名“汉宾”,意为无论将来我出国后,到任何国家都是大汉民族的子孙,都是外国的宾客,总是要落叶归根,一定要归故土的。同年,我随医疗队去了房山,也躲过了周边环境的干扰。趁此机会常去深山采药,住在山里,这使我能够深入生活,了解大自然中青山绿水、古木老藤、山花野草、鸟兽虫鱼和感受农民淳朴的情操,以及观察他们饲养的鸡鸭狗兔、牛马猪羊,种植的五谷杂粮、菜蔬、瓜豆等,开阔了眼界,此间我画了大量的写生作品,恩师看后还亲笔写信鼓励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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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健《花卉写生稿》,1975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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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健《花卉群蝶》(王雪涛补花草),约1975年

  文革结束后,有一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成名成家有什么错》的文章。见到这张报纸,我如获至宝,跑去找院领导、团委评理。我呼喊着,我画花鸟画没有错!  1988年,我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徐健画展》时,有多位中央领导,如程思遥、杨成武、方毅、邓力群先生等出席开幕式并剪彩,还有著名书画家董寿平、李可染、刘开渠、吴冠中等老先生也到场,盛况空前。原医院的一位领导——无手书法家陈尔升先生,得见此景,十分感概道:“我真惭愧,以前是我们错了!”此时此刻,我的一颗不平的心,才得到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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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徐健个人画展文联副主席吴祖强主持开幕式(杨成武、程思远、齐良迟、孙轶青、黄祥、刘开渠、董寿平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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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远、杨成武先生及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参观徐健1988年北京中国美术馆画展

  1977年,恩师感到身体不适又查不出病因,我非常着急,陪着老师到我医院仔细检查才查出癌细胞。不久老师就动了手术,我在医院陪护了三个月。因我当过护士,再加之对恩师无以为报,只能借此多尽孝心,所以床头床尾,不分昼夜,尽心尽力地照顾,老师为我的周到感到十分满意。在此期间,恩师也给我讲了很多绘画理论及画坛趣事,及对古今画家的评论,受益良多。

  恩师非常呵护我,不仅教导我如何作画,更教导我如何做人。我十六岁时,有朋友介绍我画行活(一种商品画),一天可以赚几元钱,当时已算是高收入了。而恩师知道后,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有工作,有饭吃,就不要画这些,会画坏的!不要急功近利,要大器晚成。看某某学生因为没有工作,才画行活。如果他一直走正统的路子,现在应该画的很好了。而你要吸取这个教训,画好自己的画,不要着急挣钱,走好自己的路,总会有出人头地之日的!”1976年,文革结束后,花鸟画重返画坛,而以工农兵为主的人物画、以新建筑为主的山水画,却不受海外人士的欣赏,销不出去。花鸟画可谓一枝独秀,恩师雪涛这一派的花鸟画更是雅俗共赏、人见人爱。有一次荣宝斋的李燕先生来恩师家收画,看到我的画大加赞赏道:“雪老,以后让您这学生再给荣宝斋画点儿,这次先把这张收走!”李燕走后,恩师高兴地对我说:“到时候啦,该收获了!”后来,我用这次卖画的21元钱全部买了礼物送给恩师和师母,他们欣慰地收下了我这份饱含师生情的孝心。这是我走出的卖画的第一步。而后,宝古斋的陈岩先生也开始收我的画,后来在景山、颐和园、北海公园的展销,也卖的都很好。1979年,我赴香港定居,不论是教授绘画,还是在香港、国外开办画展,卖售画作均获得成功,能画笔为生。这些都是恩师给予我的无尽的宝藏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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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榻上的恩师王雪涛先生合影

  虽在港定居,但我每年都多次回京看望恩师。1982年11月22日,我在友谊医院陪伴恩师,见到他病情不见好转,临别时就特别想合影留念。恩师因重病已近一年,十分消瘦不肯照相,但最后还是答应了我。我抱着老师照了相,谁知这竟是诀别之照。我回港三日后即得到他去世的噩耗,急返北京奔丧。召开追悼会前需要为恩师整容,在太平间只有我和整容师马医生两个人(马医生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整过容),为恩师整容长达四五个小时,一直守到深夜。马医生见我对恩师如此深情,感动地说:“你留下一点老师的头发和眉毛作纪念吧,想和老师说什么就写张纸条放进去。”我如实做了,在纸条中写道:“希望您在梦中教我画画。”至今我还供奉着恩师的遗物,还经常能梦见恩师教我画画。不知是不是这张纸条的作用,还是情感所致,总之唯我独享。只是恩师没能让学生多尽孝心,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珍藏的恩师作品多达数百幅,并不是我多富有,而是情感所致。虽然花了过百万元的钱来购买老师流传于世的画作,但是我总觉得是用我卖自己的画的钱换来了,这样就等于是拿学生的画换老师的画,这太值得了,这就是对恩师最好的怀念。每日潜心欣赏观摩这些作品,就像是我与雪涛恩师在一起一样,是另类接触吧,或许这是他人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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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涛《秋实草虫》(1976年,王雪涛赠画并题:“丙辰冬月,为杨健老弟写此。”)

  介绍我拜师于董寿平老师,是恩师王雪涛先生对我的又一大恩惠。还是在70年代初,有一次我陪恩师王雪涛先生去医院看病,见一位老者身材清瘦,双目炯炯有神,神采飞扬,随后经恩师介绍方知是著名的书画家董寿平先生。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特别是在恩师去世后,我经常求教于董先生,受益匪浅。董先生在向别人介绍我时常说:“小健是我的学生,也是王雪涛的学生。”他经常说雪涛先生的画如何好,每当我们见面,总是要先询问雪涛先生的情况。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董老对老朋友的情谊之重。在教授方法上,他也是与众不同的。着重从笔墨、文学、理论方面教导我,使我能保持雪涛先生的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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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董寿平先生在徐健1988年北京中国美术馆画展上签名 

  董寿平先生书画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愧是当今画坛的巨匠,人文画大师。董先生的书法大气磅礴、天籁成趣、潇洒自然,尤能悬纸作书,即两人将纸悬空拉平,一挥而就。据说明末大书法家王铎常用此法,而启功先生称董老在这方面已比王铎更进一步。

  在恩师过早地去世后,我追随董老的时间最长,去的地方也最多。我们两次长时间的日本之行,以及香港、新加坡的多次相伴,使我学到了很多画外的东西,并说我有同雪涛老师多年求教的扎实功底,怎么变也不会变坏的。这种没有门户之见的崇高品德,是难能可贵的,让我这转益多师的学生能无所顾忌地奔走于几位大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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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寿平先生为徐健题赠“徐黄遗风”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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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寿平《墨竹》(董寿平赠画并题:“徐健习画竹,写此归之。”)
 

  王森然先生是我在文学书法上另一位难得的老师,他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家、文史学家、革命教育家,他的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学识渊博、交游甚广、平易近人,可算与白石为同辈人。然而却对我这个晚辈的孩子关爱有加,不厌其烦地谆谆教导于我,为我讲典故、说往事,教我写文章、作诗词,经常将我的诗词修改后用毛笔抄写一遍送给我以示肯定,叮嘱我要好好向王雪涛学画,尤其说到恩师的草虫已超过了齐白石,要多下苦功,掌握这一门绝学。森然老师还将齐白石、王雪涛等的原作给我临摹。我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学业,文化知识很差,而通过王森然先生耐心地单独教导,使得我在诗词文学方面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1990年我借开画展机会游历了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二十多个城市,这也是一些香港人在1997年前最向往的移民国家。但是我觉得那些国家不适合我,我决定回到大陆定居,这样我才可以更好地施展我的才华,不辜负恩师的殷切期盼。回京后,我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对于西方绘画以及色彩的运用却是我一直想了解和研究的。当年雪涛恩师曾给我讲过他在国画中运用了很多西方的画法,特别是在用色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一课,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应求大同。可巧的是我有幸结识了上海美术学院院长李天祥及夫人赵友萍女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打开了我对西画的探索之门。

  经过上门求教,随二位老师去背景郊区写生,同吃同住同画,这使我系统地学到了很多东西。1993年还一起去新西兰写生创作,收获甚大。将所学的西方绘画的色彩表现,尝试着运用到中国画中,反之又将中国画法融会到油画中,各有所获,反复实践,越画越有想法和心意。传统和民间的画法对色彩都有很高的要求,俗话说:“有钱难买湿颜色”。这个“湿”字非同一般,如何能将颜色画出鲜湿的效果,也是很难达到的又一境界。我深深地感到,这条路是漫长的,是永无止境的。

 

                                                                                                                                                                 徐健          
        
  2003年8月25日深夜于北京新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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