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访谈—续一

　　一闹就闹到天亮。好象有意要跟谁过不去，每天就是胡闹，直到把自己的身体也闹垮了才停止。

　　刘淳：咱们俩只差一岁，有些经历很相似，谁都有不如意的时候，那你为什么喝酒喝得这么凶?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你是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吗?

　　张晓刚：我上大学的时候不抽烟也不喝酒，以后又抽又喝跟我的遭遇和情绪有关。有了工作有了工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就开始喝酒，而且每次都是喝闷酒。其实想要的就是那种状态，一碗一碗地干，就要那种非常兴奋的状态，然后能说出特别闪光的语言来。通过喝酒来调动出每个人的激情，很迷恋那种颓废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们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因为平时我们每个人面对的是现实，而面对现实又是那么痛苦，只有在喝酒这个时候我们才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喝酒喝到这个程度，就是要保持或找回我还能感觉到的那点儿东西。 刘淳：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其实你还是个有追求的人，不是简单地用颓废之类的词就能代替的，后来是不是喝酒喝得胃口出了毛病?

　　张晓刚：当时胃里的毛病已经很严重了，那时我的体重才52公斤。83年底的时候，我的同学杨谦来昆明，大家有聚在一起喝酒，又喝了一个通宵。当时坐在一个角落里就感觉不行了，马上就要死了。从那天开始就没有恢复过来，一点东西都不能吃，水也不能喝，大便还带血。然后就去医院看医生，一检查才知道是胃溃疡，大夫让我立刻住院治疗。我有位好朋友，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他有一个偏方让我用，但吃这个中药很痛苦，有一个星期就象死掉一样的。当时我还正想体验死亡的感觉，然后就按他的要求每天服用。哎吆，那一个星期真跟死去一样，躺在床上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就象喝得烂醉一样。然后再去住院治疗，住了两个月医院，加上中医的调理就好了。当时也有很多体验的东西在心里，对人生的看法很绝望，作品不能参加展览，没有人来关注我们，我们与所有人的关系又那么紧张。在医院住院期间，我可以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行一次清理。

　　刘淳：怎样进行清理呢?

　　张晓刚：重新看一些书，或者叫翻过头来重读，再看一些大师的作品。作了好多笔记，可惜全部都遗失啦。 再加上我住的那个病房是个重病房，几天就要死掉一个人。这种感觉你是在任何地方找不到的。我还和医院里的医生处的很好，她们对我非常照顾。我唯一向她们提出的要求就是要看一个人临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后来有这样的事她们就告诉我，然后我就去看，哎呀，实在是太恐怖啦，简直是受不了，包括到停尸房，刚刚死去的人放在那里，我都可以去看。其实我是在体验那种死亡的感觉。那时就开始画一些小的素描。当时可能我还有其它的一些苦恼，就是脱离不开原来在四川美院的那些东西，到昆明几年了，画些东西还是找不到感觉。所以当我在医院里亲眼目睹了死亡以后再画那些小的素描时，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我的那批素描，我觉得我的那批素描我是付出了代价的，用自己真实的身体去体验那种东西。

　　刘淳：体验死亡是你的艺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吗?

　　张晓刚：是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每天在病房里，在白色的房间中在白色的病床上吃着白色的药片，于是就有了一组令人恐怖的素描。画面上魔鬼形象萦回于病床和缠绕着灵魂的坠落的白床单之间。与此同时，我感到，人类的爱被分为两半;一半依恋色彩缤纷的人生，一半则不由自主地向往死亡。由此而思考生命与死亡那伟大的存在。出院以后有又画了一批油画。当时也没太在意，随便画在纸上，木版上，很多都遗失了，有些画完就仍掉了，很可惜的。现在我手里面还有七、八张吧。总之对我来说还是属于实验阶段，而且试验了好几种风格。拼贴、版画，还做过雕塑。我觉得我能做的都尽量去做，去尝试。还用许多材料拼贴成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一次性的，做完了也就完了，也就仍掉了。

　　刘淳：这批东西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你真正脱离开乡土的东西?

　　张晓刚：因为我相信直觉里依然会拥有一个完整的秩序，我们的许多恐慌和疑惑都将在　　这个秩序的展开中消失殆尽。有了这样的思考之后还在艺术上找到了感觉，从而使我很自然地进入了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影响下的又一个实验阶段，也使我彻底地脱离了乡土的东西。

　　刘淳：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这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你都喜欢?

　　张晓刚：我都喜欢，而且非常喜欢。其实我是一直在寻找将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方法。但是我找不到，就将这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我以我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的思考将艺术带进一个新的时期。

　　刘淳：在昆明你几乎每天都和毛旭辉、潘德海他们在一起，为什么没想着搞一个展览呢? 张晓刚：搞啦，后来搞了一个“新具像”的展览。

　　刘淳：“新具像”展览是你们第一次以群体的面貌出现吧?

　　张晓刚：还不太明确群体的概念，那是85年寒假的时候，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读书的云南人张隆回昆明休假时看了我、毛旭辉和潘德海的画特别激动，提议到上海去办一个展览并且由他来联系展厅。费用全部是自己掏。经过一番周折和难以想象的困难，那个《云南·上海“新具像”画展》终于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展出。参展者除我们上述四人外，还有侯文怡和徐侃。记得当时我们每人出一百块钱，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不算小的。然后我就没钱了，上海也没有去，毛旭辉和潘德海去了。在上海展出后又去了南京，在南京又做了一次展览。这是我们云南的几个朋友和上海朋友联合的第一次以民间的形式举办的展览。

　　刘淳：这个“新具像”的名字是谁起出来的?

　　张晓刚：“新具像”的名字是上海的侯文怡提出来的，大家凭直觉认为不错，就采用了。 刘淳：好象这个展览在85‟美术新潮时期是比较早的一个展览?

　　张晓刚：这个“新具像”展是85‟新潮以来最早的一个群体展览。

　　刘淳：那时所谓的“新具像”是不是标志着云南这几个艺术家已经是一个群体了?

　　张晓刚：有这个积极的因素，因为86年在珠海召开的“现代艺术讨论会”也给我们发邀请了，毛旭辉代表我们云南方面去参加的会议。从珠海回来后，大毛很激动，给我们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并一再强调我们也要成立一个艺术群体。那时全国各地的艺术群体有不少了，如浙江的“池社”，哈尔滨的“北方艺术群体”等等，《江苏画刊》也大有支持现代艺术的办刊趋势，《中国美术报》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面旗帜。感觉我们的时代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决定继续保留“新具像”的旗号，并成立“西南艺术群体”。然后在大毛家里开了好多会，写了好多文章，又向全国发消息。最后决定在昆明图书馆搞一个文件性的展览。

　　刘淳：那个展览是不是第二届“新具像”展?

　　张晓刚：是的，当时“云南艺术群体”成立后，有的人提出“新具像”这个名字不能丢，所以就在云南图书馆搞了一个“第二届„新具像‟艺术文件展，大家拿了一些作品的图片，艺术笔记等挂在那里展出。每人还写一篇论文，在会上宣读。来了好多人，四川的，昆明以外的。大家特别激动，展览搞得非常成功。

　　刘淳：新潮美术初期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张晓刚：新潮后期我成了一个很消极的人，我觉得艺术主要的是靠你一个人去做，你的人生经历以及你的人生体验，你对社会的和文化的看法和认识等等。而不是靠某种潮流啊、几句口号啊什么的。

　　刘淳：后来你怎么就调回四川美术学院去了呢?

　　张晓刚：1985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给四川美院代课啦，开始时是重庆、昆明两边跑，86年的十月正式调回去当老师。四川美院要成立师范系，要调一些老师回去上课，主要是要77级和78级的学生回去，这样他们要我，我觉得回学校当老师也不错，总比在昆明歌舞团当舞美好得多，再加上那几年混得很不好，喝酒又喝成那个样子，在昆明又那么压抑，换一个环境也许会好一些。

　　我在85年的下半年基本上没画画，原因是我画的时候特别的痛苦和绝望。我觉得我的思想和我的作品在那个时候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我感觉我所理解的存在主义的那种绝望的东西已经走到个人主义的边缘。我理解的艺术还是应该有一种建构性的东西，不仅仅是简单的抒发个人的情绪，所以那个时期我开始对个人主义的东西产生怀疑，这时候思想上也开始有所转变。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想做一种比较严肃的艺术，而不是找个机会被社会承认就行了。

　　刘淳：你的意思是不是说，85新潮的艺术有点偏离你们讨论艺术的主题而进入一种革命性的潮流?

　　张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很真诚地去面对艺术，通过艺术的语言方法来说自己要说的话，传达自己的某种感受。而不是用艺术在做政治，也不是用艺术在搞革命。要革命也是在语言上、风格上的革命，是艺术自身的革命。

　　刘淳：就是说，你想的东西和大家的不一样，你要远离江湖?

　　张晓刚：后来我确实有很多怀疑，也看了一些禅宗方面的书，我要追求的是一种平和的东西、宗教的东西。接着我调回四川美院的时候我自己又做了一个展览，用了三个教室和一个陈列馆。这个展览几天后就被学校查封了，大概是比较恐怖的原因吧。

　　刘淳：88年你不是还参加“黄山会议”了吗，你并没有退出江湖哇?

　　张晓刚：“黄山会议”邀请的云南代表是毛旭辉和叶永青，我是后来被邀请的列席代表。那是我第一次进入江湖，参加一个江湖的聚会。很多东西我不太喜欢，比如那些急功近利的东西，和我对艺术的理解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大概那个时期也需要这样的方式，但我觉得自己不会弄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时期的艺术家都很重视思想性和精神性的东西，而对艺术语言本身的东西思考的很少，而且觉得对艺术语言的东西也很无所谓。我是很不习惯把艺术搞成一种闹革命似的东西。我们可以搞现代艺术，但我们在争取合法地位的同时还要确立另外的体系，我经常这样反问我自己：当你面对西方的时候，你的体系又在哪里!?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家，你是要加入到西方一百年以前的行列，还是在当代要有自己体系的东西。这一点特别重要，这些积累确实慢慢奠定和明确了我走向今天的目标和方向。

　　刘淳：你是一定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张晓刚：艺术仅仅能发泄人的情感是不够的，还应该建立一种东西，也就是艺术上的革命性。但怎么去找?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于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也很痛苦。从我个人的艺术道路上说，这么多年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自己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艺术家。比如我喜欢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但我怎么能从这两者之间找到一条我自己的路。 刘淳：那你是怎么改变的呢?

　　张晓刚：88、89年的时候我在四川美院教书，学校的环境是很安静的。这时我又来反观自己，我觉得自己在古典与现代这两大极端中，哪端都不是，这就逼这自己有看了一遍美术史。把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的美术史通读了一遍，包括他们的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后来我自己画了一个坐标，横向的就是我们处在现代的社会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艺术，纵向的就是在艺术史中你属于哪一条线。我特别看中这个东西。不能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乱往盘子中堆东西。我究竟在哪一条线上，我的方位到底在哪儿。当时很痛苦，但这个痛苦与那时的痛苦不一样，这时的痛苦是学术上的痛苦而不是生活上的痛苦。

　　刘淳：那时你的心情平静吗?

　　张晓刚：心情特别的平静，那时把生活看得特别的淡，就是在想些问题，画也画得特别平静。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觉得我还是幻想型的艺术家，所以就画了好多幻想型的作品。 刘淳：1989年之后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张晓刚：六、四之后整个国家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我的思考也没办法继续下去了。我又重新回到表现主义上来，我觉得人还是没有办法逃避现实的。你以为你能超越很多东西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