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一定要与自己的生活和经历有关 　　——张晓刚访谈录

　　刘淳：你是85美术新潮一直走到今天的老将，那时侯在云南与你的伙伴们干过许多令人难忘的事情。比如《新具像展览》、组织西南艺术群体等等。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时的革命干劲还真让人感动。后来你的《梦幻与死亡》和《大家庭》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引起美术界和很多方面对你的兴趣和关注，特别是后来的《大家庭》系列作品引起海外艺术领域的极大关注。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艺术家，从你85时期的作品走到今天，其中的变化明显可见。95年秋天我在撰写《中国前卫艺术》的时候曾经给你写过信，那时你早已调回四川美院，好像写过两封信，算是通信采访吧。结果你一直没有给我回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张晓刚：对不起，95年的秋天好像我不在中国，在国外住了一段时间，所以不会收到任何东西的。如果我在四川的话，接到你的信我一定会回信的。

　　刘淳：听说你搬到北京来了，而且是长久居住，是这样吗?

　　张晓刚：北京有些东西是很有魅力的，我很喜欢这些东西。在四川的时候就经常来北京，时间长了就出现问题，住的问题解决不了，住朋友家不行，老住宾馆也不行。还是应该买一处房子，这样每次来了至少可以住上一段时间，还可以在这里工作。我以前一直在成都，在那儿也有自己的房子，现在是婚姻出了问题，就不得不出来啦。这里的房子是租用的，也买了一套，目前正在装修。

　　刘淳：我始终认为艺术家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要了解一个艺术家，首先要了解这个人，以及他的成长和经历，这样对于认识一个艺术家非常重要。我想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或者他后来所获得的成功常常包含着许多看来互不相干的因素。因此，请你谈谈你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张晓刚：我个人的经历在早期的作品中的确起到许多直接的作用。只是到了后来，这种影响逐渐转化成对某种文化的和社会的看法。我是1958年在云南昆明出生的，四岁的时候父母亲由于工作调动去了成都，当时成立西南局，就随父母到成都了。等于说我是在成都长大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西南局解散，父母亲都很伤心，因为他们在文革中都被关进牛棚，都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被整得比较惨，所以他们要求回云南。这样，我就随他们又从成都回到云南的昆明。

　　刘淳：你的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吗?

　　张晓刚：应该说都是革命干部吧。我父亲是学经济的，原来在西南联大学经济，然后又在西南联大入党并投身于革命。早年搞过学生运动，也被国民党抓过，又被共产党通过土豪劣绅这样的关系保出来。出来后就不能继续在学校学习了，然后就被安排到农村搞地下党的工作，组织游击队什么的。1949年解放的时候自然就留在昆明了。实际上我父亲是广东东莞人，早年曾以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广东师范学校，那会儿就跟共产党有些关系，然后就从香港到越南，再从越南进云南。后来又考上西南联大经济学专业。从解放以后他一直被整，

　　我感觉他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后来整个人是失败的。我母亲在成都开始的时候是在检察院工作。后来挨整就被下放到粮店去买大米，回到昆明以后就只能分到粮食局，在工会做一些杂事儿，一直到退休都是这样。

　　刘淳：你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吗?

　　张晓刚：画画大概是四岁的时候，那时父母他们的工作都特别忙，根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照孩子，所以就弄些纸啊笔呀的让我们几个孩子一起画画，为的是别出去乱跑。我们学画画的第一个老师是我的妈妈，她会画一点儿，我外公也会画画，外公是个老中医，以前会画些水墨，后来又教我妈我妈又教我们。我一直非常有兴趣，每天只要一放学就回家，回家就画画，还自己编连环画。我哥哥他们慢慢地就没有兴趣了，最后也就不画了。画到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不行，总是瞎画不行，一定要正儿八经地学，但是又不知道该去找谁学。有一次我到一个同学家去玩儿，他也学过几天画，他有一本书，我记得是哈定的《怎样画素描》。看了以后才觉得画画不仅仅是好玩儿，而是一门学问。从那以后才开始知道达芬奇呀，米开朗基罗啊这些名字。那时候真的是很想找一个老师认真地学习。

　　刘淳：那你找到老师了吗?

　　张晓刚：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好像是春节，我爸爸说我带你去一个画家家里看看，当时我特别高兴。其实我爸爸带我去的是他的一个老战友家里，那个老战友以前和我爸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在一个宿舍。一到他家我被震住了，满墙都是水彩画，而且画得非常好。当时我就和我爸说我要拜他为师，我爸没有同意。在我爸爸看来，学画画、学艺术简直是一件太无聊的事情，在他眼看那个战友一辈子都混得不好，就是因为他只会画画而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所以他就对我说：“别学画画了，没什么好学的，学了也没什么出息。”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就跑去敲他的门。他根本记不住我是谁，还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我想跟你学画画。他觉得挺好玩儿的。就说：“这样吧，你把你画的东西拿来我看看再说。”然后我回家将我画的素描什么的拿给他看，看完后他说：“你什么都不懂，既然不懂那就好办，我来教你。我知道人家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的。然后就画素描、静物、水彩写生什么的一直跟着他学画，他还给我看很多的书，有些书当时在社会上是见不到的。就这样，我算是正儿八经开始学画画。

　　刘淳：你跟你父亲的这位战友学了多长时间?

　　张晓刚：学了有一年的 时间，然后高中毕业了就下乡当知青去了。

　　刘淳：当时你除了喜欢画画之外还有其它的爱好吗?

　　张晓刚：爱好写作，从小对写作文就特别感兴趣。很多作文被老师拿出来给大家念，小时候也非常喜欢看书。那时候找一本书看是很不容易的，《欧阳之歌》能连着看五遍。最早是想学文的，但喜欢上画画之后这个兴趣也就慢慢淡了。但后来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丢掉，也经常写一些文字，像日记那样的东西。

　　刘淳：你是哪一年下乡的?那个地方离昆明远吗?

　　张晓刚：我是75年高中毕业后到农村去的，就在昆明附近的一个县里。从昆明坐火车要2个多小时，然后再走4个多小时的山路。

　　刘淳：你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了几年?都干过哪些农活?

　　张晓刚：在农村呆了两年，我的运气比较好，到农村以后，开始的时候在地里劳动，特别累。后来人家知道我会画画，而且那时县里也比较重视农民画，因此就经常把我们抽上去画农民画，搞农民美术补习班什么的，就让我给他们上课。

　　刘淳：我记得你是粉碎“四人帮”后四川美术学院第一批学生，是不是从农村考上去的? 张晓刚：是的，我是在农村直接报名参加考试的。其实也没什么信心，只是想去试一试，锻炼锻炼，明年再考。结果第一年就考上了。

　　刘淳：当时四川美术学院在云南招多少名学生?

　　张晓刚：招两名，一名油画一名版画。而报考的有好多高手，积压了那么多年，象毛旭辉他们，当时在昆明已经很有名了。当时我怎么敢和他比呀，后来被录取真是没想到的事。 刘淳：当时你为什么没有报考云南艺术学院呢?

　　张晓刚：报考啦，人家不要我啊。

　　刘淳：为什么不要你?

　　张晓刚：当时报哪些学校之类的都不太懂，我的第一志愿是中央民族学院，第二志愿是四川美术学院，第三志愿才是云南艺术学院。后来人家一看你的第三志愿才选的他们学校，自然也就不考虑你了。第一批录取的名单公布后没有我，我想算了，明年再考吧。后来我听说云南艺术学院要招收走读生，我就去学校申请要上走读班。结果老师们在帮我查找的时候才告诉我，说你就是张晓刚啊，你的成绩早就让四川美术学院拿走了。当时我没以为然，心想你开什么玩笑，就我这样的水平还能考上四川美院?第二天我去招生办，还是要申请走读的名额，招生办的同志说你明天来一下，然后又要走了我的申请书，我想一定是第二天就会通知我。等我第二天去的时候，他们对我很客气并且非常抱歉地对我说：“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你被四川美术学院录取的情况被我们忘记了，现在你的录取通知书还锁在保险柜里。”我拿过来一看，整整晚了三个月。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也太不负责啦。然后他们给我开证明，协助我去办理户口等乱七八糟的手续。用了三天的时间把这些事情全部办完了。 刘淳：然后你就一个人从昆明去了重庆。

　　张晓刚：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也是我第一次到重庆去。

　　刘淳：给你耽误了那么长时间，学校方面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张晓刚：云南招生办已经给四川美院方面打过招呼了，我去的时候新生们的军训和劳动锻炼刚刚结束刚好开始上课，到教室里一看我就有点傻眼了，简直不得了。一下子感觉到我跟他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程丛林、何多苓、高小华他们这一拨人实在是太厉害了。记得当时我跟罗中立、秦明、朱毅勇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我们对面的宿舍是成都来的程丛林啊何多苓啊，全是高手。当时我一下子就没有信心了，当读了一年以后觉得自己完全跟不上了。 刘淳：怎么跟不上呢?

　　张晓刚：什么都跟不上。尤其是画石膏像，头疼死了，一点也画不来。就拿打分来说，别人差一些的都是80分，就我一个人是60分，这个分数还是老师照顾的，还是给我留面子的。不然的话就得退学啦。

　　刘淳：那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张晓刚：头两年特别压抑，我还曾经给当知青的大哥写信，我说我退学，不是我不勤奋，其实我非常勤奋，就是跟不上。可能是选错了专业。

　　刘淳：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张晓刚：因为我报考美院是我临高考前一个月才决定的。以前选择和准备的是文科，或者是考物理之类的。

　　刘淳：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呢?

　　张晓刚：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文科和理科都是很好的，在我们班里面是前几名的。 刘淳：那你怎么一下子就改成考美院了?

　　张晓刚：高考前找叶永青去玩儿，发现他们都报考美院。当时很兴奋，也觉得自己还是喜欢画画，也就动心了。就这样决定报考美术学院的。

　　刘淳：你的父母亲对你报考美术学院是什么看法呢?

　　张晓刚：他们不理解，尤其是我拿到四川美院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父亲特别不高兴，他还对我说：“考什么美术学院，还要到外省去读书，经济负担还那么大。”

　　刘淳：当时你给你哥哥写信要退学，他是什么态度呢?

　　张晓刚：我哥哥说那你就做好两手准备。把高中的课本检起来读一读，如果真的不行就　　改行。我自己的决定还是想想看看再说。

　　刘淳：那你最后怎么没有退学?

　　张晓刚：又读了一个学期，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还是不行，我又给我哥哥写信，我说自己虽然不行，但最喜欢的还是艺术。以后能不能学好我还不知道，但我认命了，我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的。其实这时候我努力学习美术的信心 和决心也就更加坚定了。 刘淳：当时你在班上是不是比较小的学生?

　　张晓刚：算小的，象罗中立、程丛林、何多苓他们都比我大十岁。

　　刘淳：从那以后你真的开始勤奋学习了吗?

　　张晓刚：是呀，从那以后我真的特别勤奋，每天要画几张画。比如早晨起来先画几张写生，然后跑步、吃早点、上课，中饭以后再去画写生。好象那会儿我们班上大家都非常刻苦，学习风气特别好。课堂以外我给自己规定的还要画三张画，风景、人物写生之类的，慢慢地对学习艺术建立起信心。

　　刘淳：能具体说说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张晓刚：1979年的改革开放，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购进了一批新的画册，是印象派的。我们学生每个星期有一个下午由老师带着到图书馆去翻看。当时一看到印象派的东西简直不得了，太激动了，太过瘾了，顿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就去找与其相关的文章，开始琢磨是不是可以走现代艺术这条路。因为苏联的那条路让我实在找不到一点儿感觉，怎么努力还是找不到。有些人就非常适应苏联的方法，比如程丛林、何多苓等人，他们特别的适应，他们从小学的就是这一套，上中专还是这一套。苏联的那一套不强调感觉的东西，是让你坐在那里慢慢地去分析，什么块面啊、结构啊，一点点展现物体原来的东西。我是喜欢感觉的东西，我最大的兴趣是上创作课和速写课，每上这种课的时候我就精神十足。

　　刘淳：按学校的教学标准和要求，你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

　　张晓刚：是的，每上创作课和速写课的时候，我都很放松，画农民、画知青的生活，老师也觉得挺好的。画色彩创作我也是画得很漂亮，因为画了好多写生，很有感触，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在班里都是高分。我就是这样建立起信心的。

　　刘淳：也就是说，当你接触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册，在创作课上又能如鱼得水，你从中自然也就找到了自我?

　　张晓刚：当时图书馆进来的画册不是随便拿给人看的，而是放在一个玻璃柜里，每天翻一页供大家观赏学习。我呢，就每天来临摹，用水粉来临摹。翻一页我来临摹一张，这样下来临摹了好多东西。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等等。记得那时有好多老外到美院来参观，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在我身边看了半天，就那么看着我面对玻璃柜在临摹里面的画册，然后还让她老头帮她拍张照片。当时语言不通也没法交流，老太太指指点点地要和我合个影，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慢慢地明白，我们学习西方的现代艺术实在是太可怜啦。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只能是隔着玻璃柜来观看一本画册，而且还是用临摹的部分来学习西方的现代艺术。 刘淳：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喜欢现代艺术的同学多吗?

　　张晓刚：到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每个星期有两天下午可以到图书馆去看画册，不象浙江美术学院当时那么开放，而且浙美的画册也多，我们学校在当时确实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喜欢现代艺术的同学在当时并不是很多，大多数人还是多苏联的东西感兴趣，我们班只有我、叶永青，周春芽几个人喜欢。那会儿一听说又有一本新的现代派的画册来了就特别兴奋，马上就要去临摹。有些东西只能靠记忆，记好了回去再画出彩色效果来。比如哪些有问题就再去看，回来再进行修改，那会儿就是这样学习西方的现代艺术的。

　　刘淳：你到三年级的时候的情况怎么样了?

　　张晓刚：到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比较自信了，那会儿有的同学还在迷恋苏派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已经将它彻底丢掉了，觉得真的是没意思了，而且很坚定地去画现代的东西。

　　刘淳：老师有理解和支持你的吗?

　　张晓刚：有哇，比如夏培跃老师，他就喜欢现代的东西，原来曾是博巴的学生。他对我就非常好，因为我当时画线的东西较多，一直不会画那种块面的东西。他特别喜欢我的东西，所以就经常鼓励我。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我在班里和其他的同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刘淳：怎么不一样?

　　张晓刚：观念，也包括艺术上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我的色彩进步特别快。那时学校也开放了，学生可以不按老师摆好的东西去画，完全可以去画你主观的感觉。这时我觉得我的东西已经发挥出来了。

　　刘淳：我记得82年的时候你的毕业创作还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从作品上看已经很个人性化了，就是说走的比较远，当时的追求是不是比较明确?

　　张晓刚：那是81年的事情，整个美院学生的思想都已经开放了。搞毕业创作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阿坝，呆了一个半月，在那里画了几百张写生，还写了好多日记，谈我自己对风俗画的看法等。当时我在对创作的想法上就十分明确，决不搞那些什么主题性的，就按我自己在生活中寻找到的感受去画。所以从阿坝回到学校后我就搞了一组《草原组画》，从那开始出道。(笑)

　　刘淳：既然你已经明确并找到了自己的表现方法，那校方能让你按自己的想法去搞创作吗?

　　张晓刚：第一次画了四张就没有通过。画面上的人物在造型上有些夸张，色彩还是比较传统的处理关系。后来我们老师对我说：“既然学校没有通过，你就全当是自己实验性、探索性的尝试，你按学校的要求再画一张创作。”当时我特别的真诚，不行，搞艺术怎么能欺骗自己呢?!因此就拒绝了老师的说法。老师也很无奈，既然你不同意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真的通不过，可能就会不及格，就会影响你的整个毕业成绩。

　　刘淳：当时你有压力吗?

　　张晓刚：当时压力还是很大的，再怎么说我还是一个学生呀。

　　刘淳：后来是怎么挺过来的?

　　张晓刚：因为我们班上的一些人在当时都已经成功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了。比如罗中立的《父亲》，程丛林的《1968年某月某日--雪》，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高小华的《为什么》，朱毅勇的《山村小店》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而且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地域到规模上也形成了四川画派，非常活跃。我们那个班被称为“明星班”。我记得在当时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到我们班上来参观，看他们怎么进行创作。只有我一个人与他们的方法不一样，他们是画“伤痕”和“乡土”成功的，而我恰恰是反“乡土绘画”反“伤痕美术”的，我是注意个人的情绪而不是去画一个社会问题。所以象我的东西学校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学校真的不同意，那只能这样了，我也无所谓，重新画一张我肯定不会去做的。正在这个时候，北京的栗宪庭到美院来了，那时他在《美术》杂志社工作，他已经开始关注四川的艺术潮流了。来了以后他就问其他人说有没有新人出来?当时罗中立和程丛林他们说我们班有个张晓刚，画了一些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去看看。然后栗宪庭就到我的画室来看，看了以后他非常喜欢。然后他就去做院长的工作，老栗非常认真，院长通过了。后来其中的一张画还在《美术》杂志的封二上发表了，夏航还写了一篇文章，重点谈到我和罗中立，这在当时也算是很大的推出了。

　　刘淳： 接下来就开始毕业分配了，你对分配的去向有什么选择?

　　张晓刚：我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各门成绩在班上都是非常好的。我想毕业后我应该留在学校当老师的。当时我们班上要留八个人做老师，我想我没问题，就没有去活动。结果留校的名单公布后没有我，而是把我分回昆明。哎，当时怎么也接受不了，觉得上了四年学，现在学校不要我了，情绪肯定是非常不好。

　　刘淳：你回昆明了吗?

　　张晓刚：不回昆明我到哪儿去呀。结果回到昆明后人事部门说我们没有打算要你回来的。你就应该留在四川，我们的分配方案中没有你的名额。

　　刘淳：那你怎么办呢?

　　张晓刚：没办法，只好等吧，这一等就等了三个月。

　　刘淳：你有没有自己主动去联系工作?

　　张晓刚：联系了，每天拿着一卷在课堂上画的素描和色彩作业到处给人看。包括孙景波，他当时也在昆明，也曾帮我联系过单位。但就是没人要。

　　刘淳：77级毕业的学生在当时是非常好分配的，你怎么就这么难呢?

　　张晓刚：是很好分配，但云南方面可能多少有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排斥外面毕业分进来的。比如在艺术方面，云南艺术学院当年也毕业了很多人，许多单位都安排好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昆明所有的文化单位都不要人，什么文化局、文化馆、艺术馆之类的一个都没进去。只有中学或厂矿企业还要人。象毛旭辉毕业以后又分回原来的单位--一个百货商店去当美工，还象原来一样去画橱窗。如果三个月我还找不到工作的话，我的分配指标就算作废，户口什么的就自然落到人才交流中心了，我就成了社会的闲杂人员啦。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着急啊。没办法又回到四川美院要求重新分配，学校方面不答应，让我回昆明继续等待分配。 刘淳：看来你刚毕业就遇到坎坷啦?

　　张晓刚：回到昆明依然找不到工作，和家里相处的关系也比较紧张，身上没钱家里也不给。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我爸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我记得我毕业时回家，进门后我说：“我大学毕业回来了”。我爸马上说：“行李不要打开，你赶快去单位报到。报到完你就把行李拿走”。我找不到单位，所以只好住在家里，那个行李卷一直就没有打开过，好象随时准备把它拿走一样。

　　刘淳：连你的父亲对你都这样，那时你一定很难受吧?

　　张晓刚：当时很惨，家里只给吃饭，一分钱都不给，女朋友又跟我分手了。那时我是三座大山压在头上，家里的，社会上的，爱情的;真的是有点绝望啦。(笑)

　　刘淳：后来是怎样维持下来的?

　　张晓刚：后来我大嫂帮我联系了一个单位，是昆明的一个玻璃厂，是个集体单位。他们要盖一个车间，需要一些民工，一天可以挣两块钱。工作是和泥、搬砖，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我需要钱，所以马上就同意了。然后在那里干了一个月，挣了六十块钱。再用这六十块钱继续找工作，包括回重庆的路费等，就是这六十块钱帮助了我。

　　刘淳：你一个堂堂实现毕业生干这种活，不觉得有损于自己的面子吗?

　　张晓刚：可能也不觉得了，当时我是那么的窘迫，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只要能挣钱，干什么都行，因为我需要的是钱。好在我以前还干过知青，苦点累点我都不怕。

　　刘淳：那你后来的工作是怎么找到的?

　　张晓刚：快要到三个月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去昆明的一个朋友家里玩儿，这个朋友住在昆明歌舞团。他问起我的工作的事情，并问我想不想来歌舞团，我当时对找工作有些绝望啦，觉得没什么可能性。他说我跟团长说说，然后就把团长叫过来了，又让团长看我发表在《美术》杂志上的作品。并对团长说我是个人才，毕业后一直没有分下去，希望团长能将我留在歌舞团。那个团长也是刚刚调到歌舞团不久，他也想在这里干一番事业。团长看了以后说：“好哇，大学生没人我去要。”后来那个团长就去文化局坐了四天。就这样，我被分配到昆明歌舞团，算是找到工作啦。

　　刘淳：真是不容易啊，到歌舞团后具体干什么工作呢?

　　张晓刚：舞台美术设计，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中间还跑到深圳干了一段时间。 刘淳：为什么要到深圳去?

　　张晓刚：当时在昆明呆着很闷，也很闭塞，就想到外面去闯一闯，见见世面。所以 朋友就给介绍到深圳的一家广告公司搞美术设计，干了一段时间就被老板给炒鱿鱼了。 刘淳：炒鱿鱼以后你又回到昆明歌舞团了吗?

　　张晓刚：回来啦，继续在歌舞团画布景，设计服装。好在那时候歌舞团的演出还不是很多，所以我还能有时间画点画。

　　刘淳：昆明是个比较封闭的地方，你在歌舞团工作了四年，在那样一个信息封闭和经济落后的地方你们是怎么搞起现代艺术的?

　　张晓刚：其实我从82年大学毕业以后心情一直都不好，而且和社会的关系也处理不好。我刚毕业的时候在昆明只认识毛旭辉一个人，我们俩是好朋友。后来潘德海也来到昆明，我们三个人被称为“三套车”。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然后我们互相鼓励。但现实的问题是云南省的美展不要我们的作品，这在当时给我们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我们很苦闷。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哎，慢慢地在我们的身边聚了一帮人，大概最多的时候能聚集40多人。搞美术的、写诗歌的、写作的，有吴文光、于坚、张献等人，还有一些外地的。大家经常在一起聚，然后就喝酒，总是这样没完没了地喝，慢慢地身体就出了毛病，到84年胃出血住院了。

　　刘淳：直接的原因就是喝酒吗?

　　张晓刚：就是喝酒。

　　刘淳：你说那几年对你特别重要，能谈谈吗?

　　张晓刚：那几年对我来说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我的人生经历。当时整个中国开放了，我们能看到许多新的东西。比如我的工资开销，除了吃饭就是买书。吃饭花不了多少钱，喝酒喝的都是一块钱一瓶的劣质酒。看了很多的书，那时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大学的四年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和我们所真正要从事的艺术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需要补充很多有关现代艺术的知识，那会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长的书单，那时我自己订的杂志有建筑的、戏剧的、音乐的、哲学的和文学的，还有宗教的、心理学的，什么都看，只要有现代两个字就看，看不懂也要硬看。然后大家就在一起交流。当时叶永青在重庆的四川美院，所以我们就写信交流，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一封信。另外还认识其他省的一些艺术家，也有通信往来，谈对艺术、哲学、文学的理解和感受，也谈人生，谈得特别真诚。那个时期算是一个经历和积累的过程。没有那个时期，怎么会有我的今天呢。

　　刘淳：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死亡与梦幻是你创作的主题，而且那些作品画得非常好，我今天还认为它是很好的作品，我觉得与你的敏感气质有关。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张晓刚：对，有好多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因为我画那批东西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系，那时都是直接地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什么存在主义啊，也包括一些宗教的东西。其实我最喜欢的存在主义还不是萨特，而是克尔凯戈尔。我觉得他的体验非常个人化，就象文学上的卡夫卡。他们有一种神秘的东西，还有一种个人体验的东西，有一种虚无的、荒诞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绝望。相比之下，象萨特这样的哲学家是正面地、积极地去阐述社会啊、生活啊、人生啊，克尔凯戈尔是通过个人的体验去体会生命的意义。他首先把死亡放在前面再来探讨生命的意义，先肯定生命的意义，然后再超越死亡。这与我画死亡那批作品在理论上的认识有关。

　　刘淳：死亡与梦幻的作品与你的个人体验有关吗?

　　张晓刚：那批作品是我胃出血之后我在医院里画的。因为在住院以前度过的了一段特别失意的乃至失落的生活阶段。每天就是喝酒，好象过的是一种体验似的生活，其实很失落，然后就是胡闹。比如喝醉了就去砸人家的玻璃，一种非常潦倒的生活状态。跟人们相处的关系都很紧张，跟单位的同事和不来，跟领导的关系也和不来，就是跟同行画画的人的关系也和不来。我们歌舞团的人都快把我恨死了，把我看成是一个牛鬼蛇神，经常在我的宿舍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