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平访谈

　　访谈时间：2012年9月17日

　　访谈地点：新都 马一平工作室

　　访谈：王鹭 / 文字整理：尹宜生、唐书婷

　　王鹭(以下简称王)：今天很高兴采访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川音成都美术学院院长马一平先生，马老师你好!

　　马一平(以下简称马)：你好!

　　王：马先生的展览是在十月下旬开始，首先我们预祝展览能够圆满成功!请问马老师您第一次画画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受到家庭的影响?

　　马：家庭的影响确实有点，因为我的父亲就是画画的，他求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吧!他先后在杭州艺专和北平国立艺专习画，正好在他毕业的时候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当时就流徙到了四川，而我的母亲是四川人，这才有了我。我是1941年出生的，小时候的记忆中，记得大概在我4、5岁左右，我同父亲看了场戏后，父亲会把戏里面的人物用粉笔画出来，就画在我们家的地板上，我也会跟着他一起画。

　　王： 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画画的?

　　马：我小时候图画成绩并不好，有次家长座谈会后，老师甚至说：“这个马一平，爸爸是画画的，但他的图画成绩却不怎么好，因为他不大按老师要求去画画，所以得分不高”。到了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也就是小学快毕业了，那时我随家从北碚转学到了重庆，后来老师发现这小孩儿能画画，后来就把我的画拿去参加重庆市六一儿童节的画展，结果还获了奖拿到了奖品，这时候人们开始觉得这个小孩儿有画画的天份儿。

　　王：是参加了一次展览，被发现了。

　　马：对，后来进入中学之后，就有点儿一发不可收拾了，特别喜欢画画，美术老师也非常器重，我甚至还带动班上很多同学，在晚自习完成作业以后就去画画。有一次，校长来巡视教室，突然发现这个班有这么多的学生在画图画，当时他就大发雷霆了：“你们班真不像话，怎么能拿自习时间来画画，数理化这么重要的课业都不重视?”就这样他把我们狠狠训斥了一顿，他可能下去也把美术老师也给批评了，所以后来美术老师就坚决不再上美术课，改去教生物课。呵呵呵，这还是我惹得祸呀!

　　王：看来你小时候不是没有画画的天分，而是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做，那后来你在川美毕业以后，怎么就选择搞教育呢?

　　马：这个你完全误会了，搞教育完全不是我的选择。我初中毕业刚好是1954年，那时我13岁，正好是当时的西南美专(现在的四川美院的前身)开办附中，来到当时我所在的二中作宣传，带来了一些美专老师和学生的作品，我感觉机会来了，这就决定去考附中。当时考附中在西南地区共招40名：重庆招收16名学生、成都招收20名学生、贵阳招收4名学生。恰好我一考就考上了!附中读了4年，1958年附中毕业，升到学院，学院1962年毕业。那时我填写毕业分配志愿第一是新疆、第二是青海、第三个是广西、第四个是云南，所以完全不是我自己选择当老师的。

　　王：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边疆地区?

　　马：不是一般所说的“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我上学到附中三年级时正好遇上历史上著名的57年的“大鸣大放”，接着就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在我们老师和大专同学中就抓了一批右派出来，当时右派当然就是“敌人”，而我们这些人当时也成了被重点批判的对象!我进入附中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是附中第一届毕业班)，也是在抓第二批右派的时候，“运动”也广泛深入到附中学生中来了，我就成为班上8个重点批判对象之一，那是虽还是孩子，对班主任和团干部发表了一些攻击的言论，加上和班里的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画色彩的小组叫“紫罗兰”小组，在批判当中就把这个小组说成是一个“反党集团”，而且我还成为了“反党集团的军师”，于是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正好那个时候中央就下了一个政策：“中学生就不划右派了”，我也幸免了没被打成右派，但还是受了处分。当时我们8个同学当中：有一个是开除，三个勒令退学，有一个是留校察看(这就是我)，还有三个是共青团员的，两个被开除团籍、一个留团察看，这就是附中毕业之前出的事。

　　后来进入学院，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这时领导要求大家敞开思想，谈谈对形势的看法，因为当时社会上出现很多问题，领导就要求大家谈自己的认识，而且宣布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大家不想谈，却要求大家谈，我谈了之后马上就成为一个重点批判对象，就组织全班同学来批判我和另一、两个同学。所以整个读书期间由于政治的原因，我无形中成为一个反面人物了!我个人就很想脱离这个环境，想远走高飞，去当一个边疆画家，这就是为什么我毕业志愿这么填写的原因。

　　王：这是由于政治压力。

　　马：对，但没料到，我毕业那年是62年，那年等待分配的时间非常长，就在那年暑假的一天，我去川美唯一的澡堂洗澡，我旁边的水龙下正好就是以前曾在附中担任过我们班主任的老师，这时候了他已经是附中的党支部书记，他问我：“你毕业有什么打算啊，想到哪里工作?”我回答说：“我想到新疆去”他说：“我给你透露点啊，你恐怕出不了学校”我问道：“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据我所知，要把你留校。”我当时就惊了。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晴天霹雳啊!因为我对自己今后当一个边疆画家，已经作了很多构想，这一下子让我出不了校门，这个打击太大了，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到江边去徘徊，那个地方在读书时候多次去写生，也和朋友同学在那里谈心聊天，我在渡口徘徊思虑，回想往事种种，心中无比烦闷。直到不远处的农家小院鸡鸣，已过下半夜了，我才颓丧的回到宿舍，当然睡意全无，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那年等待毕业分配前所未有的漫长，直到10月份才宣布，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同我要好的几个同学就劝抚我说：“马一平你也往好处想，毕业留在学校也有留校的好处，别老往坏的想”好友的劝解让我的心慢慢平复了下来，但未来还是让我忐忑不安!

　　就是这样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所以这完全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是被迫当老师的，那个时候不得不服从分配啊，你不服从分配就意味着和组织对抗，这个罪名是谁也担当不起的!

　　王：但即使迫于无奈，还是选择留下，本来是不想留下的。

　　马：不是不想留下，而是预想毕业后，可以摆脱这个环境，远走高飞。

　　王：你在62年的10月份就正式成为了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了，那时有助教和讲师这样的职称吗?

　　马：刚留校当老师只相当于一个见习助教，后来“文革”期间的一些事抖露出来(一些上层斗争之间的事)，我才清楚那个时候能够把我这样的人留校，实际上是一个短暂历史阶段的变化导致的，如果早几个月是不可能留我的，晚几个月也是不可能留的。正好是一个短暂的缺口，从后来“文革”中披露出来的材料中才知道，那是被称为刘少奇“搞右倾”，给过去批判的人“脱帽子”赔礼道歉。像我这学生时代被叫做走“白专道路”(就是在政治不要求进步，只是想搞专业)的人，是不可能留校的，而恰恰是在这“右倾”的短暂时期里，才会把我留校当老师。但当我刚刚参加工作，中共中央第八届十中全会就召开了，毛主席又号召“千万别忘记阶级斗争”，如果这次会议是早几个月的话，我是不可能会留校的。

　　王：突然想到一句话：“对的人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事儿”，这刚好是一个特殊时期。

　　马：这是非常偶然的事。

　　王：其实也是命运的安排，刚好是这几个月，一个重大的时期，改变你的一生。

　　马：对。

　　王：我采访了很多艺术家，包括许多有名气、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艺术家，他们提到你的两个课程都赞不绝口，一个是构图课，一个是色彩课;包括王林老师，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马老师那个构图能不能画的不好看一点，我就有一些可说的了!就是画的太完美了”。我想知道你在刚刚当老师的时候，是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游刃有余的教给学生的?

　　马：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绝对不是游刃有余，在开始的头三个月里，我不敢看下边的每个学生，心里是很惶恐的，那会儿因为穷没有手表，只能心里估计讲课的时间，不知道自己准备好几个小时的东西在这堂课究竟讲不讲得过去，是很担心啊!再加上学生时代一再的受批判，自己心里认为学生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师，所以内心是很惶恐的。在半个学期后心里才开始平稳了些，这时才敢看台下的学生，目光也能对视学生了。

　　王：你还记得你上第一堂课的状态吗?

　　马：记得啊!完全记得!所以真是不知道未来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但有一点，我之所以能注视学生目光，是因为我迅速发现了跟学生打交道不像我原以为的，因为人们都认为我过去是个坏学生，怎么一下当老师，人家会瞧不起我!反而是学生还很欢迎我，甚至比一些年长的老师还更亲近些、更受欢迎，这是我比较意外的。从学生的反馈中，我发现我这人还比较适合教书，因为别人觉得马老师讲的东西更能接受、更容易理解!

　　王：想问一下在上这两个课程的时候，你是怎么上的?许多有名的艺术家在讲到你的这两个课程时，都说让他们受益终生!

　　马：应该这么说，我在当老师初期，对我自己就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我是从学生到老师，刚脱离了学生生活，我非常清楚学生们期望什么，他们希望从老师哪里获得什么东西。我在当学生的时候，什么样的老师是我喜欢的，有了这样一个心理暗示，就使我很容易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问题，一是你的教学态度该是怎样的，再一个就是应该如何把他们教会。

　　我过去接触过很多老师，有的老师讲个什么东西让你很容易接受，而有的不一定，那我就试图站在学生的立场去思考，我应该怎样把我掌握的东西传达给学生，更容易让他理解和接受，这就相当于媳妇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媳妇熬成公婆之后，她就容易忘记自己当媳妇时的感受。这一点我始终提醒自己，当了老师就算是婆婆了吧!但是你别忘记你当媳妇时的感受，所以比较容易从学生角度去想问题，包括在知识和技能的进一步揣摩上，我怎么总结自己的体会和认识，到怎样把它归纳出来用一种别人比较理解的方法传达给他们，这就是我在当老师初期就有这么一种认识和自我的要求，而且这种意识支配了我几十年的教学。

　　王：这个反应该是一直都很好，到77级、78级包括后面很多年的学生，我在采访张杰老师的时候，张杰老师拿出来一些画，他说是他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给学生出的课题，画心中最喜欢的老师，结果画的全是马老师，哈哈。

　　马：那是他上油画九四级的构图课，他给学生出的题目，是画你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人物，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可以，结果一大半的人画的是我。

　　王：当时张杰老师把画都带过来了，我们看到都画的栩栩如生的，各种形态。

　　马：的确是这样，画得都很传神，大约我这个人特征比较突出。

　　王：马老师你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帮助过很多学生，听刘勇老师讲，他记忆最深的是在他们那一届有一个叫赵华，他当时在考试的时候，好像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是你来帮助他的。

　　马：这事是这样的，那是78级入学考试的时候，我是色彩评分组的组长，偶然发现我们有个失误：那时刚刚恢复高考后第二次招生，考务工作不是很完善，当时评了分之后，就没有要求我们在上面签字，是在事后一段时间招办通知我得去补签个字。那时是三个人评分，我去补签名是签一张翻一张，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就看见一张考卷正面画的非常草率，打的60分，翻过去一看呢，背面才是他正式完成的考卷，可能是正面画得不太满意吧，很快他就放弃了，但他自己没写背后有画，我们评分的时候就只看正面，我签字的时候翻起来才看见，这下我想“坏了”，这张完成效果显然好得多啊!想到这关系到别人的命运问题，我就去找招办主任要求如实改分，他说：“这可不行啊，我们美术学院历来打了分数之后是不能动分数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说：“那不行啊，这关系到别人切身的命运，我们得按实际情况，是什么水平就该得什么分数，虽然他自己也有一定责任，但我们也有责任啊!我觉得这事儿非改不可。”他说：“你就别去想那些事儿了，这个打分的规则就是如此”我又提出：“这事儿应该给领导反映一下，有什么后果我来背负”。在我一再的要求下，他们同意我改了分数，这样分数60分变为80分。

　　王：就是这样当时赵华的命运才有了转机。

　　马：对，就是，当时离考试评分已经有有一个时段了，录取的时候前面已经把油画系录取名额已经占满了，油画系当时一个专业也就十几个人，所以把他安排到了国画系，在他们进校一个学期之后，油画班一个学生体检除了问题就把他给退了，就是这个机会才让他转到油画来的。帮考生的事很多，比方说有一次，是在90年代，那会儿我已经是副院长了，到考场去巡考就发现有个小孩，他是挂着输液瓶用左手在那里画画，头部也是被包扎起来的，我问这是怎么回事，监考老师就告诉我说“这孩子昨天在黄桷坪被车给撞了，右手受了伤现在只有用左手来画画”，分评下来以后，他第一课素描就考了55分，当时的规定是只要一科不及格就不能被录取。我当时就想这不行，人家这属于天灾人祸嘛，这是一个特殊情况，我就要招办对他网开一面!

　　王：左手还能画55分

　　马：哎，对，这样才被录取了，当时只要是残疾学生，我都要坚决的为他们争取。所以当时在我的坚持之下，包括患小儿麻痹症的、瘸腿的、聋哑人，川音美院还招收了独臂的学生，那时手里还有点权的嘛，能够实施这些人道主义帮扶的事，应该义不容辞。当年在川美那个小儿麻痹症的女孩儿，她后来自己也成为老师了，我到日月城开办川音美院之后的第二年，正好那年我60岁，她专门从乐山杵着拐杖带了一个花篮到日月城来送给我，让我无比感动。

　　王：这小女孩儿现在也该有30多岁吧?

　　马：现在她恐怕不会少于40岁了。

　　王：这是很感人的事情。

　　马：当时我特别感动，杵着拐杖拿花篮来的!

　　王：这也是因为你当时给了她一个极其大的帮助啊!以前我也是当过考生的，如果当时有老师对你助一把力的话，对人生都会是极大的改变的。马先生在你整个的教育过程中，很多的艺术家都称你为“管理者”、“教育家”或者更多的他们称其为“现代教育模式”，用这种方式来称赞你，说你属于艺术教育界“教父”级的，这样的称赞你怎么看待呢?

　　马：这个我可是绝对不敢当的!

　　王：他们的意思其实是你在整个的艺术教学当中了用到过很多方法，是很多老师没有用到过的，比如说俸正杰老师，他就专门提到你对他的独特的教育方式，还有叶永青老师也是。

　　马：是这样的，这跟我学生时代的经历也很有关系，我学生时代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不符合规范才会被批判，由于早年有这样的经历我自然而然的就比较注意——不要由于我的因素而伤害的学生。学生有时候有他自己的一些追求，特别是有些学生他的追求不那么常规化，不太符合时下的规范，有些相左的地方。这种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按常规的方式去约束他或者去压抑他，我就特别注意提醒自己，在我身上千万别出现这种情况。

　　在我求学时以及我当老师的前期，那时是比较压抑个性的，提倡的是一种集体主义，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追求。所以我后来就注意：第一要承认别人的长处，同时对他显示出比较异端的那些东西要慎重对待。所以在川音美术学院办学过程当中，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慎待异端”，其实事物的发展常常就是由异端开始呈现新的东西，不符合原来规范的东西，你会发现美术史也是如此，很多异端的东西开始的时候都是不被承认的，后来他被承认之后就变得不再异端了变得比较常规了，但在他刚出现的时候就是个异端，所以对待这些就要特别的慎重。

　　俸正杰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在学生时代开始是在师范系读本科，后来在我的门下读油画系研究生。他本科阶段还是一年级的时候，我当时是四川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研究所的所长，这个美研所实际上行使的是一般高校科研处的职责，就是管理学校的创作科研(每年给美展送画，就是这个部门在主持)当时就一件作品是俸正杰和他的一个同学合作画的，那件作品有几十公斤重，是一张布上油画，因为他用了很多有重量的综合材料，美展过后就运回学校陈列馆过道上放着，但奇怪陈列馆晚上还有狗看守，而那张画那么重却不翼而飞。

　　因此我知道他在进校初期就有他自己的追求，经常会去做一些常人不会去做的事，每次有什么创作活动他都会拿作品来参加，我对他印象很深，他本科时是刘虹的学生我也比较熟悉，到他要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告诉我要考我的研究生，我说：“那我支持你”。考上研究生后在上课时一般会带一点儿进修的学生一块儿给他们上课，研一时会给他们上一些比较共通性的训练课程，那时他就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了，他对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来作，大班的课我就不参加了”。我说：“当然可以”。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律性，所以我当然就要给他自由，而且他所追求的有些东西是我没办法直接给他的，那么我就有个原则。这大概是来自于77级进校时，在77级入学考试我看到和过去新生水平有很大变化，当时我就思考如何面对像这种层次的学生，于是我对自己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我能给予学生的我全力给予，如果我不能给予学生的我就给予他自由”。别去限制他，这要承认我们作为老师也是有局限的，不能使自己的局限成为对学生的限制。

　　俸正杰到了毕业创作的时候，我是真的很紧张，因为他画的那些东西通常是很难为领导所见容的。他画了一套油画作品是女人体，但不是常规的女人体，画的名字叫“皮肤的叙诉”。画中很胖的女人体，身上布满脓疱疮一样的东西，从视觉上讲它有一种恶心的感觉，而且红红绿绿的颜色，说实话按照我个人的审美我是不会去干这个玩意儿的，但是我得承认他的画是有他的价值，因为当代艺术的特点之一就是反传统审美，他是通过这种不美的甚至于是让人厌恶的东西让人思考问题，所以他的价值不在于审美，比方说我喜欢吃回锅肉别人有其他的爱好，我就不让别人吃这就不行。鉴于此前，学校发生了类似他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些比较另类的追求)就已经被打压过，所以生怕他过不了关，我也在构思怎样让他顺利通过安检，哈哈!

　　王：还是顺利通过了。

　　马：当时做了很多周密安排，一是让他在毕业展览的时候也把他画的比较写实的人体作业拿两个出来，让人知道这个学生也是有绘画写实功夫的。二是把当时评审组的组成人员也作了考量，包括请哪些对当代艺术比较认同的校外专家，要保证大多数人能投赞成票。三是我也为此专门写了一份前言，而“前言”这两个字不容易引起注意，很多人根本就不会去看前言，所以我就把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先生旁白》，这样一个名称比较特异，通过这个让人注意去看我说了些什么，我就把当代艺术在90年代的大背景讲出来，设想别人会提出什么问题，怎样给出一个至少在道理上可以接受的答案，这样最后还好获得了多数通过。

　　王：你的一番苦心也没白费，其实你也成就了一位艺术家俸正杰。包括叶永青老师他们对你都是满口称赞，他在黑板上随意画了一只鸟就得到你的很大的表扬。

　　马：哈哈哈，那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了，问这是谁画的啊?他们说是叶永青画的，我说：“这个画的好。”我就叫班上同学来看并分析怎么个好。

　　王：叶永青老师对这件事记忆特别的深刻，他当时进校时一看班里同学都画得那么好，心想自己这个从云南过来的“野路子”很难被当时许多老师认可，但得到你的认可。

　　马：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一般人不一样，他的长处是一般人不具备的，通常很多人所擅长的，恰恰不是他所擅长的。所以他后来能取得突出的成就，和这种素质的特异性有很大的关系。

　　王：你刚刚讲到当代艺术具有反审美和反传统的特征，是不是在你的教学的过程中也有体现呢? 2000年你到成都开办了川音成都美术学院后，有一件事情是在油画系成立了一个实验班，是由德籍华裔画家王承云老师执教，你给他的一个很宽松的权利，来做这个实验班，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他一个人负责，这是不是也跟你刚才讲到东西有关呢?

　　马：应该这样说，我当了多年教师，后来又从事学校教育方面的管理，思想脉络是逐渐递进的，早期我就发现教学有很多潜力可挖，要研究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这就是一种改革的思想。无论作为一位教师、还是管一个教研室、一个系或一个学校，都要多去动脑筋，去改革一些东西，事物才能不断推进。我在川美教书实际上教了38年，从1962年到2000年离开那个地方，这38年教学我也作了很多改革的探索，当然到了川音美术学院之后，我作为院长，美术学院怎样办学的事我是一号负责人，这就便于实施更多改革的举措。在01年还是02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短文叫《改革需要试验》，因为不实验就不能改革，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你得摸才知道石头在哪儿。所以川音美院开办以来，我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一、借鉴发扬老牌艺术院校好的东西;再有就是我们要拓宽眼界，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国际、国内大的艺术发展背景，我们办学得参照这个背景，因此你必须要去探索一些新的空间，要去试验。

　　这个试验方式很多，办实验班是一种方式，它是一个持续的周期比较长的一种方式;除了实验班以外，我们有试验课程，比方说我们在办学初期就请陈默来上过《现当代艺术思潮》，过去美术史到了20世纪现代艺术这一段就戛然而止了，“当代艺术”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涉及，这个课程就属于试验课程之一。后来油画系搞材料课程、影像课程这都是一些试验课程;也有一个传统的课程里插入一个实验单元，由老师提出一个构想，经过系里论证之后把一个阶段性的试验拉入到这个传统课程中去，当然这个时段时间相对短些，但是它也可能非常出成果，比方说：刘虹老师在油画系05年的时候，她搞的“油画语言”这样一个阶段的课程，就把多种的油画语言跟学生进行分析，让他们有针对性的去作一些试验，虽然那段课时不长(就几个星期)，但收效很大，对油画系后来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而实验班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试验行为，比方说：油画系王承云老师这个实验班就是从进校到毕业，周期为4年;雕塑系尚晓峰老师的那个实验班有3年的时间;而现在环境艺术系以翟幼林老师领衔的实验班现在还在进行中，她也准备带领这班学生从进校一直到毕业。他们在教学的理念上、教学的方法上、以及人力组合的形式上，都有别于常规班的模式。而王承云的这个班他04年建起来的，王承云原是川美86年毕业的，他在读书期间我也曾经给他们上过课，而他在高年级的时候是由程丛林把这个班承包下来了，后来去浙江美院深造过，九十年代又到德国去留学，有中西两方面的教育背景，而且他本人教学热情非常高，加上他语言上的优势，因此同他探讨办个试验班，这样就一拍即合。我们执行的方针就是绝对不干预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让他的这个班同常规班并行各自操作。

　　王：还是取得了成效。

　　马：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为他的教学理念和系统与国内教学完全不同。

　　王：这种情况在国内院校中也不多见，据说在川美的时候好像也有过一个实验班，是张杰老师领头办的。

　　马：当时是川美油画系89级吧，有张杰、庞茂琨、杨述他们三人向油画系提出由他们来组成一个教育小组，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教学设想，希望由他们三人承包下一个班，从进校到毕业为止。油画系后来还有第二个试验班就是由龙全、李强带领的。

　　王：从这两件事看出来，你在教学上一直保持一种大胆、创新的一种风格，也敢于这么尝试着这去做，敢于领导着其他老师这么样子去做，我想可能也是跟你的性格啊还有整个的教学风格有很大的关系。

　　马：川美油画系的事由油画系做主，我只是系里一名资深教师，对年轻人的实验教学我一向支持，在我管理川美教学的过程中，当然更要提倡和支持各种具有探索性的改革和实验。

　　王：马老师我看你在画室里边有很多的作品，你平时工作很忙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平衡这个时间，我看到你满屋的画我都有点惊呆了!你作为院长平时要处理这么多繁杂事务，还要教学，你哪有这么多的时间来画画的呢?

　　马：按照我的说法嘛，当院长就是个业余画家了，一年当中从周一到周五是不可能画画的，都得呆在学校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我画画就是利用双休日、寒暑假，也不乏晚上有时会画画，还有就是平时早上我起得早，有时兴致来了，我会在上班前先画一会。

　　所以人是逼出来的，我们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纯粹就是喜欢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过去一分钱不能挣的时候还是这么努力的画画，所以这已是一种本能了，只要是你能挤出的时间，就想画画。除去周一到周五，别的时间总可以吧，不去打麻将、斗地主嘛。

　　王：这其实相当于你的一个精神寄托吧，除了每天繁杂的工作事务以外，就是要每天抽时间来观照自己的精神寄托。

　　马：是的，就好这一口嘛，哈哈哈!

　　王：还是很辛苦的，我最近在一些书上都有看到你的一些作品，还有评论家写的一些文章，我觉得还能看到马老师这么忙的时间还有这样的创作激情，我是很佩服的。我们的谈话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马先生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中国现在的艺术教育呢?因为你已经培养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艺术家!

　　马：中国的教育离不开中国的政治、离不开中国的历史、离不开中国的现状，总之离不开中国的国情。而西方的教育更重创造、重个人价值、重个性而且重过程;而中国的教育是从原有模式，随着改革开放这个社会的步伐也在放开和改革，当然跟西方对应起来的话，还有很大的距离，比方说怎样更好的发挥人的创造力、张扬人的个性，这方面他不免还有很多的约束，这个约束同中国的国情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我也不认为在现阶段条件下就能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进行，我觉得还是渐进的改革比较适合，问题是要“进”，而西方的教育也是跟他的政治、历史相适应的。

　　我们中国过去能够上高等院校的适龄青年在世界范围所占比例都是极小的，通过扩招以后慢慢往前走了些，这个变化相对比较容易，但是中国要解决大面积的人吃饭的问题要能够就业，我们学校之所以设计专业这个群体非常大，而纯艺术类非常小，这就是要考虑他们毕业之后的就业出路。这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安定的问题，这对高等教育是个制约，包括招生考试，考专业的方式等显然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但要推动它的改变非常难，因为从政府的角度看这种招考模式有助于控制一个安定的社会局面，有一系列因素制约着高等院校改革的进程，这是国情使然，我们还得关照这点。

　　在西方一个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他们不会考虑怎么跟民众沟通的问题，但我们的社会就要求要关照普通民众，所以我觉得中国教育的现状，应该有分析地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显然存在很大的弊端和缺陷，但要动这些问题它牵涉的方面很多，所以总体上来讲它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相对来讲比较可行。

　　王：这是你对现在教育的一些看法和理解，那你对川音美术学院这个学校有什么感受和寄望吗?

　　马：我要补充一句，我在川音美院十多年是我此生中较为成熟而有效的但已为数不多的时段，哪怕你是活到一百岁，越到后面有效性就越差啊!

　　王：你把它归为成熟并且非常有效的时段。

　　马：是的，如果太老了体力不支了，思维这架机器运转也缓慢了，那有效性就会大大减低。在这十多年时间川音美院造就了一种气氛，我觉得这种气氛是很可贵的，老师同学共同形成了一种氛围，大家拼命的把它作为一种事业，都非常敬业，敢拼敢打，你看你们数码系每一届毕业设计，大家抱成一个团不分白天黑夜的搞创作，就是这种拼命的精神，这学校不缺少拼命三郎，这个学校年轻有活力;当然这也离不开老一辈师长的努力，包括你们系主任也是老人啦，比我小不了几个月，他们都很能拼命，这种氛围我觉得非常的可贵!这个学校同时又充满亲和力，大家一起共同创业，过去我在川美担任副院长的时候，我是没有这个感觉的，但在这里我就有这个感觉，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从零开始一砖一瓦叠加起来，这种感觉在一所老学校里是完全不可能有的。

　　王：就像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家，自己孩子一样。

　　马：是是是。

　　王：那我们的采访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马先生，祝你身体健康!

　　马：也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