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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山:尽量不做事后让自己脸红的事

来源:99艺术网 作者:子贤

  

李小山:尽量不做事后让自己脸红的事
记者:我看到你的一段访谈,说你不太愿意参加研讨会,也不乐意多发声,原因是什么呢?

 

  李小山:是这样,我一直刻意尽可能少参加会议,少接受采访和少写文章。因为大部分会议纯粹是消磨时间。至于发声,我发觉很多年过去了,我的见解、思考和能力并没有与时俱进,老调重弹没意思。眼下很多人忙忙碌碌,动静不小,但却是一种低层次重复。反正,我还有点自控力,做不好不如不做。

  另外,现在众声喧哗,太闹了。例如大家借助网络,各种议论和观点、吵架和谩骂,简直铺天盖地。表面看,是一种言论自由和民意表达(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起到了一点点的社会纠错的作用,但是,其中的弊端显而易见,甚至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端:一方面,社会的恶并没有因为言论和民意有所收敛,有所改善,相反变得更为强硬和狡猾。言论也好,民意也好,在与恶的博弈中,取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由于言论与民意的非理性方式,放大了其自身的缺陷——混乱、狭隘、好斗和毫无约束。我一直认为,我们民族像老小孩,一阵风一阵雨。恩格斯的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反之亦然。社会的恶固然是社会机制的产物,其实人人有份,别指望谁可以超然在外。

  不少人欢呼互联网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的感觉比较迟钝,虽然感受到了某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只停留在表层,深入不到社会的岩层中去。控制是无时不在的,像一条条绳索把思想的空间捆得紧紧的。网络确实提供了很多的意见,很多的态度,就像一阵阵的风,东边刮,西边刮,最后无影无踪。有一点很明显,我们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连什么是道义和真理的基本的共识都无法形成,就很难谈什么建树了。

  有的人学问、知识都不缺,缺的是常识。我读国外齐泽克的东西,读国内汪晖、刘小枫的言论,常常疑惑,在旁征博引的巨量信息里,他们想说明什么?做个比喻,有的人埋头苦读了一万本哲学书,苦读了一万本历史书,苦读了三万本各种其它知识的书,够牛掰了吧?但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证明香即是臭,白即是黑。事实上,不管是宗教极端思想、法西斯思想、阶级斗争思想,还是当下那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的思想,倘若仅仅停留在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言论层面,都是可以的,也说不上什么危害性。每个个人的胡思乱想都是他们天然的权利。但是,一旦这些思想、言论进入社会实践的层面,变成撩拨、挑动社会走上极端道路的思潮,便需要十分警惕了。那么多的教训,那么灾难历历在目,他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一句话,真是不可救药了。

  记者:记得你说过现在的文化生态不理想,能否具体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李小山:这是一篇大文章,三言两语说不清。我们社会缺乏温度,缺乏弹性,缺乏凝聚力,缺乏认同感,缺乏个人的权利和保障——在这样的处境里,很少人怀有希望,拥有尊严感。

  在思想理论圈里,两种观点始终对立: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前者把解决问题的方案交给了制度变更和制度转换,一旦制度转换便万象更新;后者则把林林总总的社会不良现象归结到我们的文化传承,从而断言制度救不了文化传承的娘胎病。社会制度是社会文明的阶段和窗口,从中能够窥测到方方面面,这类书籍和研究汗牛充栋。单就国际共运的线索看,很是清晰。从第二国际开始,有许多思想家开始质疑单一的历史决定论,并把决定论归为独断论——而独断论的后果,在苏联的实践样本中是一目了然的。一度盛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修正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试图从制度预设上消除独断论的阴霾。其实,我们眼下在制度问题上的繁琐争执,没有超出上世纪四十年代中的《新华日报》社论的范围和水准。要点在于,一切争论的落实点最终都被权力销蚀殆尽。显著的例子:在指示可以僭越法律时,把“权力关进笼子”是痴人说梦。只有在法律可以管住指示时,关权力的那个笼子才看得见摸得着。古人说,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制度转换和文化传承的关系非常复杂,一团乱麻,不可能在实践之外凭空拿出一个十全大补的方子,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言论:我们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久要第一大了,如此的话,文化上扬眉吐气的时候也指日可待了。现实是这样吗?文化既不能从对廉价劳动力的压榨中生长,也不能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攫取中生长,更不能对未来的无限透支中生长。既然把文化当做生态看待,就说明它需要自然生长的过程。近几年,学界持续讨论关于“后发优势”的问题。杨小凯的观点是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家在经济上的爆发式增长,掩盖了制度变革的迫切性,给拖延、拒绝变革制度送上借口,变成了“后发劣势”。反观文化、教育和体育的现状,都遇到了同样的瓶颈。

  经济可以突飞猛进,创造奇迹,这是被历史证实过的——看看二战前的历史就明白了。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不平衡,说明了文化自身的惯性和逻辑。很多人不厌其烦谈论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严重扭曲,人人在做升官发财的美梦,生活目标、价值观单调和单一,像一大群被逼入一条无可逃遁的巷子里的羊。我们知道欺骗和谎言像雾霾,充斥在空气中,有人却把原因推到了市场经济身上。几十年前,市场经济离我们尚有十万八千里远,大科学家钱学森迎合上意,为当时的狂热冒进提供过亩产万斤的“科学”依据,这是个多大的谎言啊。后来钱先生又事后诸葛亮地发问,现在为何不出大师?在我看,有点明知故问的意思。鲁迅一直愤愤于知识者“欺”和“瞒”的恶习,末了还留下一句“一个都不宽恕”的名言。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听到灾难的制造者的任何忏悔,没有看到、听到罪恶的参与者的任何歉意,这便是隐患,便是危险的苗头。

  健全的人格只有建立在健全的公民社会之上,才是有保证的。除此之外没有它途。如果每个人的公民意识觉醒并形成了,远比雷锋精神来得实际和重要。道德楷模很多时候时不过是一种致幻剂——当公道人心早已遍体鳞伤,道德楷模只是吊在半空里的日晒雨淋的破烂幌子。我的一个朋友说的好:善是一种愿望,恶则是一种力量。

  记者:艺术界的情况又如何呢?

  李小山:艺术界是当下整个文化生态里的一个切片,其主流价值观与我上面所说没有任何区别——权力通吃、急功近利和标准扭曲。我们的美协系统,画院系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手握的资源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协、书协主席,画院院长的职位是与金钱划等号的——官位可以卖钱是由供需关系造成,出钱的人吃定官位具有含金量。放大了看,无耻与无知结盟,其实是整个体制的派生物。由权力掌管的文化部门全都一个调子——电影、文学、音乐、曲艺等等。举例说,作家协会作为统管全国成千上万专业作家的衙门,主导着主流文学观和文学创作。由他们掌控的各种奖项,就像内部的分肥行为,结果便是鼓励保守的文学观念和陈腐的文学趣味。有人宣称,那些协会、画院之类机构太浪费纳税人的钱,应该取消。这不是问题的根本。与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相比,与天文数字的贪腐和侵吞资源相比,协会和画院花的是小钱,微不足道。它们的存在是一种标记,证明权力对于控制思想及创作的合法性。标准的扭曲必然带来各种乱象,也必然导致艺术实践的自我矮化。当然,艺术是人的对象,人的自我矮化才是本质问题。

  记者:30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小山:马克思这么说过: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则是后者未来的发展图景。这就是为什么人只能在已经具备的历史条件下造就自我。凡有过一些经历的人都记得,中国当代艺术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地下到地上,从受压制到成为时髦的一段历史。首先,当代艺术就其定义而言,并非一个时间概念,它还包括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的艺术类型: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等。这些东西都是西方的馈赠,都有西方的现成版本,我们只是“拿来”。其次,中国当代艺术家伴随着压力、冷漠和打击,身背的意识形态重负;结社、展览、出版无不困难重重。第三,中国当代艺术是典型的墙外开花墙内香,这是由特殊时期造成的特殊情况。第四,没有市场和资本就没有中国当代艺术的顺利发展。靠道德靠精神靠信念,固然可以支撑艺术家开山辟路,但形成不了气候。大家都是知道的,市场具有非道德非意识形态的特点。在市场上只有买卖,如果道德和意识形态也可以买卖的话,一样是可以流通的。

  有些论者由此指责,中国当代艺术先天不足。这是肯定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什么东西是先天就“足”的呢?当然啦,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在较长的时间内匍匐在西方现成版本阴影之下,策略化的设计太多了,投机心理重,老想左右逢源,导致了原创性弱、过早结壳这些毛病。不少当红艺术家正在快速凋谢,症结仍是娘胎病在作怪。我还要补充,西方不是道义的化身,不是救世主。事实最有说服力——有的时候,他们在道义和势利的选择上,照样选择后者。正如国际歌里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中国当代艺术的成长、完善和强大,终究只能依靠自己。

  记者:当代艺术的本质是反体制化?

  李小山:当代艺术的后脑壳并没有长反骨,并不会为反而反。当代艺术提倡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性。艺术创作是个体行为,但是每个个体都社会成员,受到各种社会秩序和习惯的约束,大家随大流,千人一面。艺术家是一群敏感的人,不安分的人,秩序和习惯是他们的天敌,所以免不了发生冲突。

  记者:过去二十年,产生了大批利用“毛”形象或“文革”符号的作品,可否称为艺术史上常见的美学弯路?

  李小山:美学弯路?这个提法有点意思。我前面说了,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很讲究策略,有的用“毛”形象,有的用“文革”符号,还有人用中国传统元素,譬如火药、文字、灯笼等等。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国际同行的注意,也容易因中国身份而获得认同。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说,中国当代艺术史是西方当代艺术史的一个小章节,意思是清楚不过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都有他们的文化属性,没有人可以凭空创作。按实验心理学的说法,即便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是有潜在依据的。我的看法比较原始:艺术实质上是一种游戏。至于游戏的附加值,就看每个艺术家的才华和能量了——这方面,艾未未是尤为突出的一个例子。

  记者:中国艺术家想在全球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最应该搞清楚什么?

  李小山:全球化是回避不了话题。但是在眼下,全球化就是西化。中国艺术家不可能把眼睛盯着埃塞俄比亚,盯着洪都拉斯,盯着柬埔寨。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西方。许多年来,关于中国和西方二元对立的争论没有消停过,而且还会继续下去。中心只有一个,即西方。当阿拉伯人、印度人大谈东西方冲突时,中国不算在内。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里,就没有中国一丁点位置。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趋势里,应该包含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和地域性,这不是指我们熟悉的政治术语里讲的世界多极性。同时,我认为在过去的两三百年之内,中国对于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太小了,这或许是我们最应该搞清楚的地方。

  萨伊德的名著《东方主义》

  萨伊德《东方主义》

  记者:艺术院校的学生面对成名成家和各种诱惑,难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反思教育中存在的什么问题?

  李小山:老师的头脑都乱成了一锅粥,就别苛求学生了。有学者疾呼,再按现有的教育模式往下走,学生将退化成为动物。在种种激愤的言论当中,至少显示了一点,现存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随着教育行政化、官僚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严重地挤压了学术空间和思想自由。我比较清楚教师队伍精神状态和职业素质。没有理由责怪学生,大的环境和氛围如此,与清不清醒其实已无关系。当多数学生丧失了青春的激情、基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甚至连做坏事的胆量都没有了,才是真正的死穴。就如一个人面对丰盛的饭菜,什么也不想吃。患了厌食症的人,你能指望他身体健康吗?

  记者:这么说,艺术院校中主要问题来自政策性根源?

  李小山:这个问题应该由教育部的头头来回答。我凭着一种常识判断,或者,从结果倒推原因的话,毫无疑问是这样。人们怀念老北大,老清华,实质是怀念其时的教育机制——在其时教育机制里,出现了一批厉害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一堆学术成果。前几年,有一个邀请著名大学校长每人推荐五本书的活动,我仔细看了他们的推荐的书名,说实话,着实让人心寒。要么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得不如此做,要么是因为他们的学养确实只能如此做。前者是虚伪,后者是肤浅,两者都是难以容忍的。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这是一本励志书?还是一部文学精品?此小说宣扬的观念,所一种我们熟悉不过的灌输。作为文学作品,我看不出里面丝毫的美学价值。

  在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有的人在专家面前是党的干部,在党面前是专家。现在,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从某个角度上讲,现存的教育机制非常“成功”。它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螺丝钉:听话、顺从、不叛逆。正如钱理群说的,他们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与社会保持了高度的“和谐”。

  记者:有人认为,学院知识分子越来越注重个人利益和及时行乐,与现实问题渐行渐远,你觉得呢?

  李小山: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右派”站出来指责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问题闭起了眼睛。不闭起眼睛的结果,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蛋”往“墙”上撞。到了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变得更乖巧,更实际,也更犬儒。他们不是闭起了眼睛,而是直接把脑袋插进了沙堆,事不关己,天塌下来又不是压着我一个人。沉沦是容易的,坚持却是艰难的。所以,我时时提醒自己,尽量不做事后让自己脸红的事。

  记者:你一直批评中国画,可是有的中国画家很真诚地表达,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国画继续发展。

  李小山:真诚是不足信的。而且,真诚这东西有时候是可怕的。眼下,一帮新儒家正在非常真诚地帮助国家出谋划策——为什么他们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爱得真诚(请原谅我改动艾青的诗句)。他们真诚到了把余英时逐出儒门,因为余竟然相信宪政和普世价值。再说了,没有人真诚得过希特勒、本•拉登,他们为了真诚敢与全世界为敌。所以,我始终相信两点,理性和常识。假如有人真诚地认为一万年后太阳会从西边升起,面对这样的幺蛾子,别争辩,少费些口舌吧。我对中国画没那么反感。相反,我非常喜欢中国画。但我得补充,我喜欢以前的中国画,尤其是宋代的中国画。宋以后一步一个台阶往下走,时至今日,颓势依旧。对待中国画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态度。中国这样文明古国如果缺乏深刻的、全局性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后果便是保守主义经常占据上风。开个玩笑,连贪官家里的抄出来的所谓艺术品也都是传统书画作品。就像我常常会接到邀请,参加一些机构的文化活动,几乎都是一色的传统书画。无论是官员、商人,还是大众,多数人的趣味都在现代之前,在前现代之前,情况就一目了然了。联系到前面说的文化生态问题,我对中国画的看法应该说是清晰的。

  记者:很多对艺术批评的现状不满意,如何辨别真正有价值的发声呢?

  李小山:批评家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职业素养,二,职业操守。职业素养因人而异,有的底子厚,有的底子薄;有的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有的只是有感而发。但是,职业操守就属于一个底线问题。眼下,权力话语和资本话语所向披靡,人们迷信级别、官位,迷信市场价格,自然而然,学术的话语权变得无足轻重了。许多批评家成为吹鼓手、轿夫和广告词的撰写者,职业操守的丧失,与其它领域的情况差不多。胡言乱语的“砖家”一拨又一拨,大家见怪不怪了。世道如此,批评家再学术,再公正,再坚守,人家老是把你的话当做耳旁风,时间长了,你总不能一直自说自话吧?优秀的批评家有素养,有担当,像优秀的艺术家一样,终究极少数。我前面说,现在是众声喧哗,太闹了。吵架的人嗓门总是一个比一个大。说理却不靠这个——很多时候,说理是孤立的,是受冷遇的。听众习惯了大嗓门,耳朵有点失聪了。

  记者:请联系你的本职工作,谈谈中国的美术馆问题。有学者指出大部分美术馆其实是展览馆,背后是管理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李小山:中国的美术馆大部分是收费展览馆——请注意收费二字。艺术家和艺术机构花钱租场地做展览已是常态。我手里没有数据,不知道各地美术馆的财务年报里场租费的比重。随着物价上涨,场租费也是水涨船高,估计收入是十分可观的。近年来,许多地方的美术馆硬件建设欣欣向荣,各地有新馆上马。有的场馆很赞很潮,达到了国际高水准。我曾去一家省级美术馆参观,共三层,一层是展厅,三层是休闲区,二层全是办公室。馆长、书记一人一大间,副馆长、副书记一人一单间,连部门主任也是一个单间,并且装修豪华,设施齐备,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美术馆的行政化、官僚化状况与所有衙门如出一辙,这样,所有症结也是如出一辙的。

  记得吴冠中说过,现在的美盲比文盲多。这是对的,但也不全对。美和审美,在当下的艺术系统里,仅是一个方面,一种品质。当下的艺术集观念、知识、感觉、经验、行动为一体,拓宽了与社会的接触面,增加了艺术家的自由度,使得艺术更多地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说句实话,在培育、提高观众欣赏艺术的水平方面,很多美术馆做得不如商场、广告和各类产品设计。我看到不少橱窗、广告、产品设计的艺术趣味和内涵相对不错,而到很多美术馆,扑面而来的却一股与世隔绝的陈旧气息。前者与当下的生活和人们的期许密切相关,后者停留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阶段。我要说明一点,就性质及功能而言,美术馆和博物馆不同。博物馆是面朝以往的,主要是阵列、展示藏品,把以往的文化艺术成果予以推广和普及。美术馆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应在观念、视野、知识方面不断积累和增量,为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添砖加瓦。

  西方国家的美术馆有不少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从改革开放以来实际情况看,不论在什么领域,大凡我们诚恳向西方学习并借鉴其经验,就有起色,就有成果。而大凡拒绝学习和借鉴的领域,都存在着僵化现象,甚至存在倒行逆施的趋势。换句话说,每当我们敞开大门努力靠近世界文明潮流时,我们就发展,就进步。每当我们关上大门或半开半关是,我们就停滞,就受挫。学习和借鉴不是拜服在人家脚下,不是向人家谄媚,而是为了接近标准,超越标准——当然了,说起超越,目前只是想想而已,估计时间很不短。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美术馆会议,发觉大家都热衷于谈特色。我说了,国内的美术馆往往只强调所谓的特色。特色二字相信大家早已听得耳朵起老茧了,大到国家层面,小到具体单位,“特色论”是我们的最大特色,既是护身符,又是最好的保护色。我并不笼统地反对特色,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美术馆应该有自身的特色,这是无疑的。然而,这种特色须建立在普遍的标准上,否则特色很容易给不作为或乱作为找借口,变成自欺欺人的理由。明知在理念、运行、管理等等方面,普遍的标准已经摆在那里,故意忽视和排斥,不得不说是霸道和蛮横。

  美术馆的使命是很明确的:展览、公教、研究、收藏。从工作性质看,并不复杂,关键是专业态度和专业精神。混日子是最容易的,混日子久了,就会变得既蠢笨又麻木。目前国内已有美术馆和在建美术馆数量够可观的了,下工夫做好分内事才是根本。不光美术馆,其它场馆也一样,不下工夫做好分内事,建再多的音乐厅、歌剧院、体育场,都是白搭,都是浪费。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在收藏方面,不少美术馆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长官意志,人情关系等等,收藏门槛太低,或者干脆就不设门槛,阿猫阿狗,收罗进来再说。曾有一家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得意洋洋地对我说,卢浮宫藏了五万件作品,我们馆已有四万多了。美术馆的收藏,一言蔽之,就是收藏艺术史。收进一堆垃圾,是扯蛋,是对美术馆形象的极大嘲讽。

  李小山简介

  李小山,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美术馆馆长。出版著作有:《中国现代绘画史》、《批评的姿态》、《阵中叫阵》、《我们面对什么》。出版长篇小说有《木马》、《作业》、《有光》、《箴言》。策划并主持过数十个艺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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