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周季木（下）

　

 周季木在图11-1中题字部分-2

 　我十多岁时所注意、关心的是几个大碑。如《小子碑》，欣赏其字体之美，自己也曾临习。另外我最感兴趣的是曹魏的《大将军曹真碑》。曹真是大人物，《三国演义》中都描写到他。我感兴趣的是，碑文中有多处对诸葛亮的蔑称，有“蜀贼诸葛亮”、“妖道公”等等，不止一处。看来，京剧中诸葛亮穿八卦道袍不是全无根据的了。而有一时期的京剧竟把八卦袍改革掉。可惜的是出土后，被人把这些字凿掉了，只留些痕迹。看来《三国演义》的影响太深了。有少数初拓本还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字，曾被印制成字帖。

　　一般推崇四叔书法多推崇他的篆隶，尤其是隶书。自清乾隆嘉庆时邓石如为篆书、隶书的书写开辟了新局面，人说“起八代之衰”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邓石如的篆、隶有时有些俗。而四叔写的篆、隶则古朴雅致，无丝毫俗气。二兄珏良文章中有一段对邓石如和季木叔的书法作详细对比、分析的文字(香港《收藏家》，1993年第二期，1993年12月出版)。四叔篆隶虽然写得好，但我觉得他的行楷也颇有不可及之处。如上述题《汪叔民印谱》即是。看似随意，而处处古拙之风出于天然。季木四叔题字虽然多，但大篇、大幅的却很少。民国十九年(1930年)他临写了一幅汉朝的小子碑，是隶书(小子碑石是他收藏的重宝之一)。那是一整幅字。我见到的只是石印件，也是一整张。没有上款，只题有：“庚午秋中 周进临朝侯小子碑”。我印象中，这是写给堂叔周志辅的。而志辅叔又印了石印本。因为，我十一二岁时向父亲说我想要一份那石印本时，父亲即命家里仆人到堂叔志辅家去要来一份。

 周叔弢题秦瓦量拓片

　　在季木叔去世之后，父亲(可能还有四叔的女婿、我表兄孙师白)用珂罗版印行了四叔所临《汉甘陵相碑》。封面由父亲好友劳笃文题签：“周季木遗墨”。不是整张，是一页一页的。题：“丙子(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仲冬下旬五日，略参《礼器碑》笔法，临第三本。 老木。”这是他在逝世前一年临写的。这第三本已赠送给朋友苗焕亭先生了。而第二本仍在家中，也临写得很好。当时经过比较，觉得第三本发挥新意更多，遂向苗氏借回拍照、影印。四叔去世时我才九岁，不了解这样多的情况，是后来听说的。

　　这次和在天津的已九十岁的三哥艮良谈起此事，他也记得当时比较第二本和第三本的事。这次非常高兴的是，在书箱中翻到了那第二本。已裱成一个卷子。在末尾，四叔题：“丙子仲冬十五日灯下，季木临第二本。”而在这末页纸边缘，有一行小字：“戊寅六月下旬敬装卷宝藏。 女 琬 甥 浔 恭志”、“女 琬”和“甥 浔”两行并排写。琬良是四叔的长女，孙浔表兄是四叔的外甥和大女婿。卷末还有堂兄周伯鼎(震良)写的一篇跋。伯鼎大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住天津，和我家比邻而居多年，和我父亲叔侄关系甚洽。他是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解放后任山东工学院教授，却酷爱书法，用功极勤。在天津时，和我父亲以及父亲好友劳笃文时相讨论。以后每次来天津住我家中，必朝夕和父亲谈论书法、文物。他一生追求“二王”书法，时对用笔加以科学分析。例如，他认为后人学六朝、隋唐用笔吃力，是和古今毛笔的结构不同有一定关系。果然，用他所设计出的毛笔临写敦煌的六朝、隋唐卷子，其笔划就很容易写出。他晚年专研《淳化阁帖》，认为追求二王真意只有从《淳化阁帖》中探索才能得到。一些懂书法的家里人如二兄珏良等，在背后笑他“走火入魔”。自然，这只是觉得从欣赏角度说他有点太钻牛角尖了。对于他的研究书法之深、用笔能力之强，大家是一致钦服的。他所写的这篇跋语可能是他状态发挥得比较好的情况了。应该说，无论是临《小子碑》，还是临《甘陵相碑》，四叔都不是照样死描，都是有所发挥、有所改变的。如果把原碑帖的字拿来对比，并不很像。临《甘陵相碑》第二本其实也很好。所谓第三本好，是指发挥、创造更成熟、形成一定风格。
 

 周季木题字

　　我不及细翻阅，据目录，书箱中有两部题为“季木藏印”的拓印的古玺印谱。一函四册，另一函六册。看来是两种不同的版本，而从网上拍卖目录也看到《季木藏印》有四册和六册两种之别。此外还有一部《魏石经室古玺印景》，这是钤印本。过去印谱大多是钤印的，钤印许多部。印刷在当时反而花钱多而费事。自然，印刷的不及钤印的好。书箱中还有民国八年拓印的周季木“集”的《抱朴斋古印谱》。收藏古玺印，也是四叔收藏的一个重要方面。
 

周叔弢题《陶庵泉拓》-1 副本

　　关于四叔收藏古玺印，我说不出什么。我只谈一点，即是他的藏印中最好、最美的要数“君侯之玺”。这印我见到过，印文精美绝伦，放在一个小锦盒中。盒盖内面的白色丝绸上，有四叔以他那古朴精绝的近乎北魏体小楷写的“君侯之玺”四字，下面是否还有题名等就记不清了。只是那精绝的“君侯之玺”四字，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五、六十年之后的今日，我仍能说出哪笔长、哪笔短，以及大致的结体、姿态。这印现在也收藏在天津艺术博物馆。这次我来天津，还去了一次艺术博物馆。它就展在大厅里，可惜展览布置得不好。一是这一方印被按常规摆放着，因此印文朝下，参观者看不见那精美绝伦的印文。若是侧放，则印文、印纽都可看清楚。二是锦盒子没有展出。布展者可能想，盒子没有必要展出。一般说来这是当然的。然而，周季木的书法本身就是极高的艺术品，他又是藏家，如果一并展出，则相得益彰，倍增光彩。附带说一句，四叔收藏，虽不以古玺印为主，但至今网上拍卖仍有四册本和六册本《季木藏印》出现。1989年上海书店还印行了《魏石经室古玺印景》。看来，他这方面的收藏也仍为世所重。

 秦瓦量拓片

　　石刻是季木四叔集一生精力的地方，他这方面的收藏有突出的地位和特点。解放后，我父亲率四叔子女将全部藏石捐赠国家，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解放初期，太和殿被全部撤去原有的陈设，改作“伟大祖国的艺术”展览。四叔收藏的《小子碑》就立在中间显要的位置。关于他的藏石，这里不能详谈，可参考《居贞草堂汉晋石景》柯燕舲先生所写的序及季木四叔的自序。另外，二兄珏良写有《收藏家周季木先生》，刊载在香港《收藏家》，1993年第二期，1993年12月出版。在写此文的过程中，又见到堂侄启晋所写《五世书香(三)——今觉庵与居贞草堂》，文中谈四叔收藏亦颇详(《藏书家》第15辑，齐鲁书社，2009年1月，15-21页)。据四叔在《居贞草堂汉晋石景》自序中说，汉晋刻石世上现存不及七百，其十之八九已为各地地方保存起来，私人所藏不过八十多。私人收藏中，以端方为最富，号称近千石，而其中汉晋石不过二十有六。而季木叔写此序时(己巳三月，是在1929年)已得汉晋石一百四十馀石。此后直至季木叔去世为止之八年间所得，尚未计入。据柯燕舲先生序言说，端方所藏汉晋石刻中之精品如食斋词园刻石、杨叔恭残碑、议郎残碑、封墓刻石、西乡侯兄残碑、曹真残碑、杨阳神道碑等，都已归季木叔处;而由季木叔所发现、鉴定、收藏的精品又有魏皇女残碑、魏石经残石、晋石尠及石定墓志、晋当里社残碑等。所以，以私人收藏汉晋石刻而言，季木叔的收藏可谓空前绝后了。
 

 周季木临小子碑

　　季木四叔身后留下的，除汉、魏、晋刻石外，还有陶片数千片，也是很可观的。这批陶片由我父亲和孙师白表兄捐赠给北京大学了。当时是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1948年12月。北京大学庆祝五十周年，印了几本小册子：《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文科研究所展览概要》、《博物馆展览概略·中国漆器展览概略》、《法政经济纪录室概况·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说明·法律图书室藏书概况》、《古铜兵器展览会》。实际上，那是在解放北平时的围城中。在上述的《纪念特刊》中第一篇文章是胡适的题为《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文章。巧的是，文章所署的日期为“卅七(即1948年)，十二，十三。”，正是这一天解放军在清华大学北面打响了炮，发起了围攻北平的战斗。在《文科研究所展览概要》中有“周季木先生藏陶纪念室”一项。现把那段全文迻录下：
 

 周季木临甘陵相碑第三本

　　(一)周季木先生藏陶纪念室

　　古陶文字自清末发见后，唯陈簠斋所藏为最多;其次为建德周进(字季木)先生。周氏于金石收藏最富，选择最精。除居贞草堂汉晋石景及季木藏印外，著有季木藏陶一书。陈藏今已散佚，周藏全部今由孙师白周叔弢两先生捐赠本所以纪念季木先生。计残瓦量六十余片，陶片二千余片。兹定于本校五十周年纪念日开幕。
 

周叔弢题《陶庵泉拓》

　　书箱中有一部《季木藏匋》，署“周进考藏”，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我所知道的是另一种同样命名《季木藏陶》的本子。那是在季木四叔逝世以后，在1943年表兄孙师白、孙师匡为纪念四叔而印行的。印得很讲究，开本很大，陶文拓片用珂罗版箱中也有一部。最近，还有一种本子，名为《新编全本季木藏陶》，是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周绍良分类整理 李零分类考释”。1948年捐赠陶片时，是堂兄绍良经手办理的。他当时找马子云给他拓了一全份留下，因此后来绍良整理了这份拓片并出版此书。他又请李零教授作了释文，使读者更多受益。

周季木临甘陵相碑第三本-副本

　　季木四叔收集封泥也颇有成就。书箱中有两部《建德周氏藏古封泥拓影目》，是民国时期文岚簃印书局排印本。后来他全部让给他的堂弟周志辅，由周志辅写成《续封泥考略》和《再续封泥考略》，于民国十七年(1928)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制。这两部书在书箱中也见到。目录中还有“周叔弢藏”的“封泥拓片”，不知道是否就是四叔所藏封泥的拓片?

　　四叔曾收藏一批铜器，编成《至德周氏居贞草堂藏器》，由商承祚先生辑入《十二家吉金图录》印行。这部书这次没有注意到。但我十多岁时在父亲的书箱中是见到过的。当时只觉得印得很考究，似乎是珂罗版、宣纸、线装。当时我对铜器及其铭文所知甚少，所以只是匆匆翻过。也可能这部书在1954年随大批书先捐给天津图书馆了。那样，就不在这批书箱中，而在图书馆的大库中了。

周伯鼎跋周季木临甘陵相碑第二本

　　季木四叔最初收藏拓本，后改为收藏刻石。但他仍遗留有少数拓本。仅在1953年2月由我父亲代表捐赠北京图书馆的一批以拓本为主的零星文物中，就列有宋拓欧阳率更出师表、明拓孔宙碑、明拓乙瑛碑、明拓孔彪碑、宋拓黄庭经、明拓文殊经等珍品。据珏良文中说，季木家弟季木好藏石刻，所得多当时出土不见著录之品。如秦石权，汉居巢刘君墓顶镇石及石羊，汉朝侯小子碑，魏皇女碑，魏张盛基记，晋石尠、石定父子墓志，晋当里社碑等石，皆为世所重。所著《居贞草堂汉晋石影》，凡录一百三十馀品，续得之石尚未辑入，可谓富矣。解放后，余率诸侄举藏石全部献之故宫博物院，物有所归，亦家弟之遗志也。泉币非其所重，随得随散。大方先生尝语我云：季木所得古泉佳品极多，如不流散，可岿然成家。其重视如此。今承贵忱先生出示此册，有家弟陶盦小印，皆常见之物，当是仅存者。追念大方之言，不胜怅惘，因题数语于卷末云。

　　一九八一年九月，周叔弢记于天津，时年九十有一。

　　(周景良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君侯之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