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意备张索 近势杂倪黄：读读沈寐叟

沈寐叟的书法价值，在于他的探索与突破。

碑帖结合是沈寐叟的书法道路。当今和未来，书家若想有大的作为，可以好好读读沈寐叟。

 

被称为“一代硕儒"，"三百年来第一人"，"同光朝第一大师”的沈寐叟，沈曾植先生是也。清末民初书坛，沈曾植当推为巨擘。康有为素来自负，但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沈对他书法的影响，对沈氏极为推崇。认为其“行草书，高妙奇崛，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佚于苏黄，何况余子”。王国维为“沈门三君子”之一，与晚年沈曾植先生接触较多，经常看沈氏作书，曾有诗赞沈的书法：“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王邃常先生回忆说：“先生晚年自行变法，冶碑帖于一炉，参分隶加以变化，益见古健奇崛”。后学弘一、余绍宋、郑诵先、马一浮、谢无量、陆维钊、沙孟海等人均受其书风影响。 

寐叟是晚号，他的大名叫沈曾植，1850年生于浙江嘉兴，比康有为大8岁。

 

沈曾植为学博雅，知类通达，开物成务。精通史学、法学、经学、考据、道藏、佛学、乐律等学问，识见宏远，被赞为“同光朝第一大师”。沈氏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政务和学问上，书学乃是余事，但先生学养深厚，笔下生风，别俱面䮘。金蓉镜称：“先生早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即说沈氏早年学淳化阁帖，二王及唐楷，后得益于包世臣、张裕钊。马一浮说先生还学习过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沈先生学书经历比较复杂，在先生的题拔书信中，可见先生钻研过 章草、简牍和经体，其中还有黄山谷和米芾的影子。先生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先生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境界。

 

 

 

 

 

 

沈寐叟的书法，是碑帖结合的一个范例。他早年学包世臣，学二爨，后来喜欢张裕钊，这种路径搁在一般人早就写“死”了——写爨的成爨体，写张裕钊的成南宫体，但沈寐叟能脱出来，完全是因为他学问太大，学通了，堵不住了……

 

一、碑帖研究

甲   初学

《宋拓阁帖跋》云“护儿生日，检此赐之。楷法人手从唐碑，行草入手从晋帖，立此以为定则。而后可以上窥秦汉，下周近世，有本有文，折衷众说耳。”

《明前拓本＜圣教序＞跋》云：“余尝谓此碑纯然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人手，犹草书之有永师也。”(案谓释怀素千字文也。怀素书千字文甚多，今存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旧拓＜圣教序＞跋》云“《圣教》纯然唐法，与右军殆已绝缘。第唐人书存于今者，楷多行少，学人由行以趋晋，固不若从此求之，时代为较近也。”

《宋拓＜秘阁续帖＞跋》云：“后人鉴古得不由此以窥寻门径乎?”

乙　博取

《菌阁琐谈》云：“汉急就砖，仅有二十余字，犹古隶笔势。”

《琐谈》又云：“王珣《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案流沙简书谓《流沙坠简》。清光绪时，英人斯坦因访古于吾国西陲，发掘罗布泊尔北古城，得汉、晋简册，载归伦敦。法人沙畹，撰著考释，但不能尽解。罗振玉、王国维合力考证，衍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戌丛残，简犊遗文三类。影印行世，号日《流沙坠简》。)

《礼器碑跋》云：“《礼器》细劲，在汉碑中自成一格。流沙木简中‘始建国’、‘折伤薄’、‘急就篇’皆其体。”《与谢复园书》云：“流沙坠简，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

《研图注篆之居随笔》云“完白(案完白为邓石如号。)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孙渊如有《广复古编》三十卷，(案宋张有有《复古编》二卷，以四声隶字，根据《说文》，以辩俗体之讹。元曹本有《续复古编》四卷，孙星衍又广之也。)《复古编》不必广也，此必为篆人作耳。(自注：钱十兰有《篆人录》。)钱星梧给谏称徐莘田著李斯作篆之迹为僮篇，此意亦学篆者所当知。”

丙　分历

《全拙庵温故录》云“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犊为一体。《乐毅》、《黄庭》、《洛神》、《曹娥》、《内景》，皆写书体也；(案《乐毅论》，相传为王羲之亲书于石，石已与唐太宗同葬昭陵。后为温韬所 发，得此石，石已破裂。至宋，为高绅所得， 束之以铁，末行仅存海字，其拓本，号‘海字本’移其石、不知存亡。今所传，皆由海字本 翻刻也。《黄庭经》，相传亦羲之书，晋永和中刻。隋释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禇遂良等，皆有临本传世。《曹娥碑》曹娥，为东汉上虞女子，因父溺死，亦投江而死，五日，仅抱父尸出。度尚使其弟子邯郸淳作诔辞，立石。蔡邕夜摸其碑读之题‘黄绢幼妇，外孙韲臼’八字，即‘绝妙好辞’四字之隐语也。但今所传 《曹娥碑》法帖，则相传为王羲之书。《洛神》、《内景》已见上。)传世墨迹，确然可信者，则有陈郑灼所书《仪礼疏》，绝与《内景》笔锋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而神隽非唐人所及。丁道护《启法寺碑》(景碑为隋周彪撰、丁道护书，仁寿二年刻，在湖北襄阳启法寺。石已久快，拓本亦稀。)乃颇近之。据此以推，《真诰论》《杨许写经语》及《隐居与梁武论书语》(案谓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乃颇有证会处。碑碣南·北大同，大较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写书与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急就》为写书体，行法整齐，永师《千文》，实祖其式。率更稍纵，(案欧阳询官率更 令。)至颠、素大变矣。(案张旭怀素。)李怀琳之《绝交书》、(案怀琳洛阳人。嵇康《绝交书》，相传为怀琳仿书。)孙虔礼之《书谱》(案孙虔礼字过庭。所撰《书谱》自称为六篇，分为两卷。今所传仅总序墨迹一篇。原藏清内府，后归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至石刻传播甚多。)皆写书之变体。其原出于《屏风帖》，(案帖为唐太宗书，宋嘉泰四年，王允初刻石于余杭。元延佑三年，余杭县今尹玉昌移置县厅。有翻刻本。) 《屏风》之书，固不能得与卷轴一体也。又云：陶隐居《答武帝启》，叔夜《绝交》、《威辇》两篇，是经书体。《护德瓶斋涉笔》云：‘后汉记 云：灵帝好书画辞赋，诸为尺牍及工鸟篆者， 皆加引荐，并待制鸿部门，或出为刺史太守， 人为尚书。’案：书家以简牍、碑板为二体，碑板之盛，大抵在永平以后，亦不能甚先于尺牍也。”

《高湛墓志跋》云：“大抵北朝书法，亦是因时变易，正光以前为一种，(案正光为北魏孝明帝年号。正光以前，包括太安二年寇谦之书《中岳嵩高灵庙碑》，太和十二年朱义章书《始平公造象》等龙门二十品，永平二年太原典签王远书《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永平四年郑道昭书《郑文公碑》，延昌四年《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熙平元年《刁遵墓志铭》，神龟二年《兖州贾使君碑》，正光三年《张猛龙清颂碑》、《郑道忠墓志》，正光四年《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鞠彦云墓志》，正光五年《李超墓志铭》，普泰元年《张玄墓志》。)最古劲。天平以下为一种，(案天平为东魏孝静帝年号。天平以下，包括天平二年《张法寿造象》、《司马升墓志》，天平三年《法显造象》、 《法坚法荣二比丘僧碑》，元象元年《李宪墓志》，元象二年《高湛墓志铭》，与初二年《禅静寺刹前敬使君碑》，兴和二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兴和三年《张奢碑》、《王盛碑》，武定元年《王堰墓志铭》，武定八年《冀州刺史关胜颂德碑》等。)稍平易。齐末为一种，(案包括皇建元年《隽修罗碑》，天统元年《郑述祖天柱山铭》、《房周范墓志》，天统五年《百人造象记》，武平五年《映佛岩摩崖》、《道略五百人造象》、《功曹李琮墓志》承光元年《华严 经菩萨明难品》等。)风格视永徽相上下。(案永徽为唐高宗年号。)古隶相传之法，无复存矣。关中体独朴质，惜宇文一代，传石无多耳。(案 北周传石仅元年《强独乐树文王碑》，保定四年《贺屯植墓志》，天和二年赵文渊书《西岳 华山庙碑》，天和五年《曹恪碑》，宣政元年《时珍墓志》、《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铭》等。)”

《明许灵长模刻＜澄清堂帖＞跋》云“许灵 长模刻《澄清堂帖》。梁闻山极称道之，以为 能传古人笔意，然以宋刻原本，固不若吴周生 本清迥得真也。余所得乃有初拓本二，后拓本一。既考得《澄清》为施武子刻，(案武子名宿。) 以邢氏本(案邢氏谓邢侗，明万历二十年侗刻 《来禽馆帖》，其第四卷为《澄清堂帖》。)副置施本之旁，麟趾凤毛，殊足尽两代赏会之致情，镌刻之异势。继以此刻，终之以《海山仙馆》潘刻，(案清道光中、南海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馆法帖》、《澄清堂帖》在第一种摹古帖中。)虽 公惭卿，卿惭长，然五世同居，固是一家盛事也。”

丁　比较

《汉校官碑跋》云“余最喜此碑书法，顾恨拓书漫漶，尝集浓淡于湿数本合装之，互徵其趣。此本虽旧，而拓不工，以其为苏齐物，存之。”

《宋拓秘阁本＜兰亭＞跋》云：“光绪壬寅，见仍垞所藏宋拓本于厂肆。竹垞自题，是南宋 御府所刻云云。以余所蓄秘阁本校之，正同。同时有游丞相藏(案罗丞相名似。)赵孟林原装之宣城本，并几同观，宣城以古穆胜，而竹垞本以丰丽胜。尹、邢同时、两无愧色。后见梁茝林 家别本赵子固落水《兰亭》，则即是此石之未裂者。于是益知朱本之贵，而余所旧蓄，亦因之敝帚自珍，声价滋重矣。”

戊　探源

《菌阁琐谈》云：“篆画中实，分画中虚。中实莫崇于周宣(案谓《石鼓文》，石鼓初发见于陕西天兴县南。经唐韦应物、韩愈先后表彰之，始显于世。其地原为周，其文为籀，故皆以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记游猎事。至宋郑憔，始定为秦物。近人考订无异词，惟或以为秦文公时，或以为穆公时，或以为襄公时，莫衷一 是。惟吾友唐文庵兰定为献公十九年作，似最确，先师仍用旧说。鼓凡十，字多漫漶，今存故宫博物院。)而斯相没其流为栉针。中虚造端于史章(案谓史游《急就章》，已见上。)而中郎极其致于波发。右军中近实，大令中近虚。”

《全拙庵温故录》云：“草书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则率更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旭、素奇矫，皆从此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神仙起居法》、即《千文》之悬腕书也。新《步虚词》，亦同步骤。而指力多于肘力，一书于壁，一书于纸也。香光虽服膺景度，展蹙之初，犹未会心，及安吴而后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迹仍未合也。偶临秘阁欧帖，用证《千文》，豁然有省。大今草继伯英，率更其征西之裔乎?又云：益部耆旧传，虽两行耳，既开率更，遂立异门。六代清华，沿于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欧阳。譬教家之空有二宗，禅家之能、秀二派已。右军别传称其部析张公之草，而穠纤折衷，乃愧其精熟，剖析二字，极可玩味。”

《式古堂法帖跋》云：“刻法帖与仿刻宋、元旧本书籍同例。当具其源流所自，行款题记，一一存真，则古帖之面目不亡，而后之学者亦可据形迹以追溯神明所自，盖神明虽妙手不能传，形迹之传，非辅以确据，不能坚后人之信。《元佑》、《淳熙》两续帖，皆刻存图记，集帖旧法，固如是也。墨池刻例最谨严，《停云》详墨迹而略石刻，遂开后来草率之惭，《戏鸿》以后，无足论矣。此中诸帖，大半皆为石刻，而一字不言，令人不知为何本，此最不可解者。虞跋《黄庭》向来不见著录，至此刻始有之，味此跋中此卷云云，意者或是墨迹，然模糊影响，不可究知。后来嘉、道之间，此间遂传虞陶跋本，张叔未等皆莫能寻其源，愚颇疑黎邱之幻，端自此开，然不能据折之，益恨卞氏之藏形诧暗为无谓也。”(案本文只论书法，不言考据，而无略及之者，一以见先师考据学之一斑，一以见为学必须探源也。)

巳　互证

《张猛龙碑跋》云“昔尝谓南朝碑褐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师中郎，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宕激昂，锋距出梁鹄，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近反复此颂，乃觉于《乐毅》亦非别派，《官奴书付授受》，初觉子敬本出《乐毅》，则学子敬而似《乐毅》为不仅虎贲中郎之肖可知也。”

《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云：“《刁惠公志》近大王，《张猛龙碑》近小王，此铭则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定武《兰亭》者，有可证秘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差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额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徵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辄为沉思数日。”

《星凤楼祖本＜黄庭经＞跋》(案宋曹彦约刻于商康军、由其子土冕蹬成之。明时已流传极少，今更鲜见矣。)云：“此《星凤》祖本也。画中圆满，非宋刻不及此。以笔法论，尚在越中石氏本上。吾甚愿学者以此与《禅静寺》同参。因此溯《水牛山》，(案谓《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碑在山东宁阳县。上截中央，刻有佛龛，两旁题‘文殊般若，四大字，均为楷书。无建碑年月，或曰北齐末，或曰西晋，或日随时。) 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贯也。”

《元晏刻本＜十三行＞跋》云：“元晏刻本，中画最为丰满；拟其意象，虽文殊般若，无以过之。管一虬呕血经营匠心正在此耳。此刻惟注重波发，不免与《快雪》同病。(案《快雪》谓《快雪堂帖》。清初涿州冯铨刻。出名镌刘睗若手，为世所重。后人内府，乾隆帝建快雪堂储之。今存故宫博物院。)”

《与谢复园书》云：“写《郑文公》，当并参《鹤铭》、《阁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气。形质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气盛，则长短高下皆宜也。又云：云台山皆道昭书，而碑体谨严(案谓《郑文公碑》)摩崖较纵，其超逸蹈跹，真令人对之飘飘然有凌云气也。论韵格，恐在《鹤铭》上。”

二、书法丛论

甲　论临摹

《与谢复园书》云：“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何说耶? 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亦单薄寡味，如此，便是自寻堕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亦有拟法。(案《护德瓶斋涉笔》云：‘文嘉日：子昂于古人书法至佳者，无不仿学。如元魏常侍沈馥所书《魏定鼎碑》，亦尝仿之、谓得隶法可爱。’)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

蘧常案，先师早岁《护德瓶斋涉笔录·“梁山舟论书》云：“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以是刻舟求剑，得古人书，如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否?故李北海云：‘学我者拙，似我者伪]，故为世之向木偶求舍利下一针砭。’又云[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知当临摹时，手在纸。眼在帖，心则往来于纸帖之间、如何得佳。纵逼肖，亦是有耳目、元气息死人。至于临摹既久、成见在胸，便欲挥洒、反不能自主矣。”然先师不着一语，推其意，或有契于刻舟求剑之说欤?与晚年所书，并无矛盾也。山舟平日作书，亦有临摹古人者，则以所言，亦一时过情之论也。

乙　论用笔用墨

《杂札》云：“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体。并以工整专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此范围，然岂能尽。”

《菌阁琐谈》云：“写书写经，则章程书之流也。碑碣摹崖，则铭石书之流也。章程以细密为准，则宜用指。铭石以宏郭为用，则宜用腕。因所书之宜适，而字势异。笔势异，手腕之异，由此兴焉。由后世言之，则笔势因指腕之用面生。由古初言之，则指腕之用因笔势而生也。”

《全拙庵温故录》云“柳子厚志从父弟宗直殡云：善操觚牍，得师法其备，融液屈折， 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八字尽笔法墨之邃。”

《菌阁琐谈》云：“《醴泉笔录》永叔书法取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余见赵迹佳者，多硬笔浓墨，迄明嘉隆犹然。董书柔毫淡墨，略无假借，书家朴学，可以谓之难矣。”又去：“墨法古今之异，北宋浓法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香光始开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干墨者。大略如是。与画法有相通处。自宋以前，画家取笔法于书。元世以来，书家取墨法于画。近人始谈美术，此亦美术观念之融通也。”

《杂家言》云：“日本书法，始盛于天平之代，写经笔法有绝妙者。如三岛县立刚麿百济丰虫冈目左大津科野虫麿等，宫人吉备由利之迹。至今犹存。又有当时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及扇书。扇书者，在行草之间，取疾速意。释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受书法。尝奉宪宗 敕补唐宫壁上字。所传执笔法，有一、枕腕，(自注：左手置右手之下。)小字用之。二、提腕，中字用之。三、悬腕，大字用之。橘逸势传笔 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案据日本《书道》云：‘橘逸势于延历末，从空海共留学唐土，唐人呼为橘秀才。得书法于柳宗元，尝隶书宫门额。归国，以病隐居。承和九年，得罪，板筑远江，嘉样三年，赦归。赠正五位。’章士钊《柳文指耍》，诧其搜讨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