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墨泼彩，泼出一个大千世界

　　△张大千《仿巨然晴峰图》

　　　张大千说：　有人以为画画是很艰难的，又说要生来有绘画的天才，我觉得不然，我以为只要自己有兴趣，找到一条正路，又肯用功，自然而然就会成功的。

　　△张大千《婴戏图》

　　从前的人说，“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话我却极端反对，我以为应该反过来说，“七分人事三分天”才对，就是说任你天分如何，不用功是不行的。

　　△张大千《天女散花》

　　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

　　画一种东西，不应当求太像也不应当故意求不像。求它像，当然不如摄影，如求它不像，那又何必画它呢。所以一定要在像和不像之间，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是艺术。

　　△张大千《凤箫图》

　　一鸣惊人，他成为了“奇全”画家

　　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生于四川省内江县。年幼时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绘画、书法，12岁能画山水、花鸟和人物。青年时的他就经历了许多传奇故事，曾遭土匪绑架，被迫做了“百日师爷”;还曾因未婚妻去世而出家为僧，大千便是那时的法名。

　　他曾赴日本学习染织，在课余时间坚持自学绘画，归国后拜上海名书法家曾熙、李瑞清为师。1924年，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一鸣惊人，自此以卖画为生。

　　张大千的画艺可谓“奇全”。奇者，在于张大千能够在艺术水平上到达很高的程度，不仅师法古人，并且自创一格。他临摹的古画骗过大收藏家吴湖帆，书法也创造出别开生面的“大千体”，其绘画艺术更是精妙绝伦，并且在人物画和花鸟画的领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形成独具一格的特色。

　　全者，在于他山水、花鸟、人物、工笔、写意、泼墨、书法无一不精，并且在晚年还独创了极具震撼力的青绿泼彩画法。

　　礼佛敦煌，他从“走马观花”到“下马观花”

　　而说到张大千，便不得不说说他与敦煌的故事。在张大千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生涯中，“礼佛敦煌”可以说是其艺术最高峰。

　　敦煌石窟是中国著名的石窟艺术宝库，敦煌壁画作为民族瑰宝，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张大千是国内首个来敦煌的著名画家，也是第一个将敦煌艺术大规模介绍给世人的画家。

　　△四川省博物馆藏张大千真迹-敦煌壁画摹本

　　张大千对敦煌的了解始于1920年代，在见过零散的敦煌写经和绢画真迹后，他大为惊讶，有意穷探画法之源，追寻他梦寐以求的六朝隋唐真迹。

　　1941年，张大千前往敦煌礼佛。原本预定费时三月，然而他一抵达敦煌即被莫高窟“藏经洞”内的唐代仕女所吸引，遂改变计划。据其子张心智回忆，“父亲到达莫高窟时已是深夜，稍事休息后便急切地打着手电前往石窟参观。父亲赞叹不已，反复观察，久久舍不得离去。”

　　回到住所，张大千说，“听说这里有三四百个石窟，我们半天看一个，也要两百来天，原来走马观花，往返三个月，现在看来要下马观花了，最少也要半年时间。”等到他们工作了三个月之后，张大千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待上二至三年。

　　△四川省博物馆藏张大千真迹-敦煌壁画摹本

　　面壁三年，他清淤临摹，力求重现经典

　　张大千敦煌之行，耗资数百万，费时近三年，其中辛苦难以想像。

　　莫高窟千佛洞矗立在风沙大漠中达千年之久，其残破境况目不忍睹。在张大千到来之前，法国人伯希和曾为莫高窟做过编号，但编得凌乱而无序。因为伯希和编号的目的是为了摄影，他认为没有摄影价值的就不编。张大千为洞窟重新编了号，根据祁连山下来水渠的方向，由上而下，由南至北的顺序，再由北向南，有规则地编了309个洞。

　　清沙和编号这两项，大千率领门人弟子辛苦工作了整整五个月时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进入敦煌的全部工作。

　　1941年年底，张大千只身一人经甘肃武威等地到达青海，与塔尔寺的藏族画工会合后，备足画布、颜料和生活物资，于1942年春夏之际再次来到敦煌，正式展开壁画临摹工作。

　　敦煌地处大漠，缺食少穿，冬天滴水成冰，还常有兵匪骚扰。洞内光线暗淡，“白天八九点钟，敦煌的太阳射进洞里，一到午后，太阳往南走光线就暗了”，张大千要一手秉烛或提灯，一手拿笔，往往需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

　　张大千的临摹原则是追求“原型原色”，即临摹品与原壁画大小比例相同，色彩鲜艳如初。由于带去的纸不够大，他便程到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工制作画布;为了保证色泽纯正艳丽，他又在当地购买了数百斤的藏蓝(石青)、藏绿(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还使用大量金粉、珍珠、翡翠等贵重原料。

　　千年古画，由于年代久远，加之风吹沙打，画面色彩多有褪化，为了追求历史真实，恢复绚丽壁画的本来面目，张大千深入钻研、大胆探索，凭着自己多年的用色经验及高超的古画鉴赏能力，通过多次试验、比较、观察，基本掌握了敦煌壁画的色变规律。

　　经过不懈努力，张大千的临摹品较为完美地显示了壁画当初的本色，尤其是人物画像的服饰冠带等，更是鲜艳异常、质感极强，当年就令无数观众赞叹不已，为研究中国民俗史和服装史提供了具体形象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川省博物馆藏张大千真迹-敦煌壁画摹本

　　潜心研究，他从敦煌获得启迪和历练

　　最初半年内，除给洞窟编号外，张大千的另一主要工作就是记录研究，对有纪年的壁画，加以分类比较，确立各时期作品的风格流派和承启关系，考订各时期风俗习惯以及各个朝代的衣冠制度，对敦煌艺术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张大千曾发表《谈敦煌壁画》，论述了许多他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心得。

　　张大千认为古人在洞中绘画作品时难度更大：由于光线不够，绘制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莫高窟的天花板往往几丈高，要画屋顶，必须要躺着才能够画，但古人的画虽然是躺着在天花板顶上画的，也沒有一处是软的。除此之外，靠近地面的地方，例如离地只有二尺高的地方，要画一尺或八寸的人物，画的还需要有一个大故事，这比仰天画还要难。

　　张大千在敦煌临了许多巨幅的壁画摹本，掌握了古人绘制巨幅画面的技法。他在晚年开创泼墨泼彩的新风格后，绘制了多件巨幅作品，其中《长江万里图》与《庐山图》两幅巨型国画更是苍郁清润、气势磅礡，可谓大千一生艺术成就之总结。这无疑要归功于他在敦煌所受的启迪和历炼。

　　△张大千《长江万里图》(局部)

　　叹为观止，他再现了敦煌艺术风采

　　1943年8月14日，张大千在兰州展出21幅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最大者高一丈、宽一丈九尺。后又在成都策展，同时展出的还有敦煌壁画、彩塑的巨幅照片20幅，真实再现了敦煌艺术的壮丽风采，参观人士莫不叹为观止。

　　“敦煌学”的首倡者陈寅恪先生曾对此作出高度评价：“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自敦煌宝藏发现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创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饱受非议，他的“剥壁法”值得商榷

　　张大千对敦煌文物的探索和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多年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在临摹壁画时，采取的“剥壁法”对敦煌文物造成了破坏。

　　1941年中秋张大千陪同国民政府官员于右任参观，随行的窦景椿后来曾回忆：“记得参观到一个洞时，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成分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

　　张大千向于右任讲述了他的一个新发现：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要想看里层精美的画作必须把外层剥落。这样的做法，让他背负上了“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的罪名。

　　1981年，署名石湍的文章以作者亲身的经历对此进行驳斥，指出张大千使用剥败壁的方法是我国美术史的一个创新。张大千好友谢稚柳也为其辩护说：“如果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能把外层打掉，来揭发内层的精华呢? ”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既然当时的工艺还不能达到内外兼得的水平，那么张大千就应该将此保留，待后人研究。

　　中西合璧，他开创泼彩效果

　　敦煌临摹，让张大千收获了极尽艺术生涯的辉煌。大批敦煌临摹古画，成为了他日后游历海外的“最重要武器”。

　　1956年4月，“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在东京举行，其轰动效果从日本直接波及到了欧洲。巴黎博物馆的大门被敲开了，展览一结束，全部画作即运抵欧洲。

　　初到西方时，张大千的创作以水墨画为主，但水墨画在西方并无立锥之地，那些在西方坚持使用毛笔耕耘的人都惨败而归，张大千只好改弦更张，全力攻克西方油画技艺，尤善中西合璧的泼彩创作。

　　泼彩是在泼墨技艺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是一种高度概括的抽象手法。张大千在画作中对于光线阴暗等方面，加入了西洋画写实的手法，是对中国画的突破。山头是比较亮的色彩，表现的是阳光照在山峰上，下面又表现了云层掩盖下比较暗的山体。画中使用的都是中国颜色，朱砂，石青，石绿，在墨中掺有华青。

　　挥毫丹青，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创作

　　不仅画泼彩，张大千还热衷于画大幅作品，他曾说，“要想称得上一个大画家，必须得画几幅大画才能够在画坛上立足。” 他曾把墨汁倒在一个大盆里，画室地毯上铺满画纸。把墨全部泼完，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将画室门锁上让墨汁自然风干。

　　第二天把画室门打开时，只见映在眼中是一团团大墨疙瘩，柔软的宣纸也因水浸而皱缩了起来。张大千不慌不忙地又开始一碗一碗地把石青颜料泼在宣纸上，又关上门，继续风干。

　　△张大千《巨荷图》

　　这样一连“泼”了好几天，直到数日后，把宣纸一张一张抬到桌上，然后用笔把每个墨团连接起来，又画出一朵朵的荷花加以点缀，最后将宣纸拼在一起，《巨荷图》成了。

　　除了《巨荷图》，晚年张大千还创作了长三丈七、宽八尺的巨画《庐山图》。他没有登过庐山，画的是他心中的庐山。那时他已是八十老翁，右眼已失明。作画时须由家人扶抱上案，趴伏挥洒，备极艰辛。

　　△张大千《庐山图》(局部)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因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病逝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