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信札 欣赏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不仅要割让土地，还要赔款二亿两白银。条约内容苛刻，举国哗然。吴大澂五月二十五日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去一急电云：“倭索偿款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澂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圆，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相国，与日本使臣议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所希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澂藉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焉。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奖也。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扬（前任驻华公使）曾见之，托其转达国王，事或可谐。”（注一）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六日，吴大澂急电发出十天后，还未收到张之洞的答复，于是再次致电张氏，催促此事。电文云：“前电及函，想均鉴及。如合肥不愿议减，或倭使不肯婉商，可否乞公代电总署，托俄公使，电告俄王，玉成其事，令倭减去二十分之一。如有成议，澂当另备古物百种，由总署转送俄王。与其竭我脂膏，不如略减赔款。所以请公代奏者，澂本部民报效之款，应由原籍地方官上闻，惟公知其心迹，无他耳。纾君父之急，与从井救人不同。”（注二）

      吴大澂为何如此急切地要捐出毕生收藏呢？此话还要从与吴氏一生荣辱关系至大的中日甲午战争讲起，战端初开，前线淮军不堪一击，日军由朝鲜过鸭绿江，占领安东、凤凰城、长甸、宽甸、岫岩、海城等战略要地。当时全国的总督、巡抚几十个，在大敌当前之际皆作壁上观，唯独一介书生吴大澂，迫於忠愤，不自量力，敢于奋勇请缨，带兵向前。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二日光绪皇帝颁旨，开始启用湘系军队，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旋又以吴大澂和宋庆帮办军务，率兵援辽作战。可惜，吴大澂作为酷好金石古董的旧式学者，根本没有受过近代军事训练，让他来指挥军队作战，真可谓舍弃所长，用其所短，南其辕，北其辙，岂能不一败涂地乎？开战仅六天牛庄、营口、田庄台三大重镇相继失陷。他的失败，使主战派处境陷入被动，因为把数万新老湘军调上前线，是开战以来清廷所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也是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等主战派所采取的最后一次尝试。这次失败，使得清廷已经没有力量再组织有效的军事反攻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一日吴大澂被撤去帮办军务，著即赴湖南本任。于是就有了上述两封败军之将的急电。

     不料张之洞对吴大澂此举，大不以为然，复信几近挖苦与冷漠。张氏云：“电悉毁家纾难，深佩忠悃。惟以古器文玩，抵兵费，事太奇创，倭奴好兵好利，岂好古哉？且尊藏虽富，虽精，估值不能过十万金，今乃欲抵赔款二十分之一，是作价一千万两矣，亦似可怪。此事恐徒为世人所讥，倭人所笑。鄙意不敢以为然，弟实不便与闻，如尊意坚欲行之，请公自行电商合肥。至代奏一节，弟更不敢如此僭妄。窃谓公此时不可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拙见如此，采纳与否，统请尊裁。”（注三）笑其奇创，令其定静，文物抵充赔款之事就此终结。

愙斋集古图

 二十六通手札

      朵云轩收藏《吴大澂致徐熙手札》二十六通，就是被张之洞嘲笑挖苦的“估值不能过十万金，今乃欲抵赔款二十分之一，是作价一千万两矣，亦似可怪”吴大澂毕生藏品的最好补白。

      徐熙，字翰卿，号斗庐，斗庐子，吴县人。克承家学，精鉴别，工篆刻，被吴大澂视为文物鉴藏知音。此二十六通书信内容涉及文物鉴定品评、收藏信息交换、市场行情分析、委托买卖代购、借书、刻书、印书、石印碑帖、刊刻法书，拓印印谱、刻字等等，间接地反映了吴大澂文物收藏的内容、规模、喜好、心态，也是晚清文物收藏界的一个缩影。

      这二十六通手札仅有一件（第二十三通）标明具体写作时间为“丁亥人日”，即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七日。其他虽未注明，但根据信札的内容还是可以推断出一些具体时日，例如：第六通尾注“棘人吴大澂稽颡”，只有居父母丧时，才自称棘人，《清史稿》载吴大澂于光绪十五年（1889）母丧曾归故里，据此推定此札应写于光绪十五年（1889）。又如：第四通云：“郑工定期十七八日合拢，河势平稳，别无可虑。”第八通云：“郑工蒇事（完事），幸得免于罪戾，实皆群策群力之功，鄙人浪得虚名，益滋愧悚。”第十通云：“弟于十三日由工还省”。 《清史稿》载：“十四年郑州河再决，上震怒，褫河督李鹤年职，以大澂代之。是年冬，河工合龙，大澂力居多。大澂盛负时誉，……治河功成，实授河道总督，加头品顶戴。”从中可知，以上三札均写于光绪十四年（1888）郑州抗洪救灾期间。再如：第十六通云：“清明抵珲春后，俄员未来，长日清闲，每日考释二三器。”《清史稿》载：“十一年，诏赴吉林，会同副都统伊克唐阿与俄使勘侵界，即所侵珲春黑顶子地也。遂援咸丰十一年旧界图立碑五座，建铜柱，自篆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於是侵界复归中国。”可知此札写于光绪十一年（1885）吉林珲春任上。结合二十六通手札的书法特征、信笺用纸，表述内容，叙述风格等因素，可知此套致徐熙的手札写作时间应是吴大澂最辉煌的时期，即光绪十年（1884）后，中日甲午战争（1894）之前，时任左副都御史、诏赴吉林、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的十年间。

      此套手札涉及的文物种类有：书画、古玉、陶器、铜印、古玺、玉印、钱币、印泥、古籍、旧扇、唐石、隋碑等等，几乎涵盖了清季文物流通的方方面面。从中还能折射出当时文物交易的市场行情信息，例如：第十九通云：“潍县裴估又为代购隋碑一通，二十二行，每行三十二字，稍有残缺数十字，议定一百五十金。”第三通云：“历下人归携得二玉敦（百乳），与陕出一敦相类。出土已久，盘工不少，价仅廿金。”第十七通云：“玉圜、玉璧即乞代付六十金，……。秦中古玉价最俭，大药铲不过十余金，南中索值过昂，以后毋须问津，精品至宝所得诚不少矣。”第十八通云：“玉圜至精，有目共赏，拱璧白玉者少，亦非常品。在苏扬六十金，其价廉甚”。第二十四通云：“前日所示谱内各印细加披阅，精者可选四十余方，军司马部曲将等及蛮夷诸印，皆习见之品，鄙人愿以四百金得之，再多者力不能逮，非斤斤较量也。”

      更为有趣的是，手札中还透露当时文物收藏过程中吴大澂的竞争对手信息，例如：第九通云：“小松（黄易）之《嵩洛访碑》廿四开，竟为费屺怀（费念慈）所得。鄙人之自忖亦可知足矣。铜器大者，力不能扛，小者得之亦无谓，以后可让与仲翁矣。”第十通云“都中吉金价值日增，然只有郑盫司空（潘祖荫）一人闹哄，此外亦无肯出重价者。鄙人力有不逮，即价廉亦不暇及”。第二十通云：“《嵩洛访碑图》为屺怀（费念慈）得去，竟不获一见，因拟自画《访碑图》三十二页，……他日流传海内欲与小松司马（黄易）相抗衡也。一笑。”

初六日接沪上来电，知从者抵申，图考已与广庵商妥。扬得精品，计两三日内郝弁亦必到矣。历下人归携得二玉敦（百乳），与陕出一敦相类。出土已久，盘工不少，价仅廿金。又得大黑琮，尺二寸者，价卅五金，一圭有阳文刻花，色满红。惜乎刻“嘉庆鉴赏园印”而倒其文耳，此颂台祺。（近得《倪文正山水卷》，似元人之至佳者，远胜石田可贵也。又得黄石斋金笺《竹石小幅》，郢爰务乞留之。）
翰卿五兄世大人，弟大澂顿首。五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