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及其“赵体”书

　　赵孟顺(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他的艺术成就，尤其是书法方面的造诣，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熟知。他的“赵体”书至今仍受到不少人的喜爱。

　　赵孟頫生于南宋末期，是宋太祖第四子秦王德芳的后裔，即宋太祖第十一世孙。他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他天资聪颖，“未弱冠时出语已惊乡里儒先，稍长大，而四方万里重购以求其文”(戴表元《松雪斋文集序》)，他“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元史·本传》)。十四岁时，就以父荫补官，授真州司户参军。当他二十余岁时南宋灭亡，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了元帝国。元初，蒙古贵族尚武，汉族知识分子地位极低，所谓“九儒十丐”，仅比叫化子略高一等而已。加上“南人”又是在元代被列为最下等。赵孟頫处于“南人”与汉儒双重身分的地位，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这一阶段他闭居故里，致力于诗文书画，聊以自遣，同时也扎下了一生的艺术根底。

　　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1286年，元世祖派御史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遗逸”。程钜夫所推荐的二十余人中的第一人便是赵孟頫。当年，赵孟頫便赴大都谒见世祖，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由于他“才气英迈”，再加上诗、书、画等方面的才能以及有关政治的卓识，得到元世祖的赏识，而任为奉训大夫、兵部郎中，后官至集贤直学士。从世祖至英宗历任五朝，深得恩宠。1322年病故，英宗封赠其为“魏国公”，谥号文敏。故后世又称他为“赵文敏”。

　　赵孟頫的这些经历对于他的艺术生涯不无影响。他作为赵宋皇室后裔，能够享有宋朝宫廷贵族的特权。在宋代只有皇帝及其近臣才有资格在画上题字，他亦享有。入元后，他把这一习惯带给了周围的文人，从此题画渐成风气。“诗、书、画三绝”集于一身亦由他开始。

　　他的书风在一生中有三变。最初，他对于宋高宗的书法十分爱好。宋高宗热心临摹晋唐法帖，亦写章草。赵孟頫在四十岁左右之前专习高宗书法，也习章草，图一是他所书章草《急就章》。四十岁至六十岁他热心于追求王羲之古法。恢复王羲之书风的典型地位是他倡导的复古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元人普遍追随赵氏，摒弃宋人尚意书风，这使他在这一运动中成为元代书法界的领袖。在此阶段中，他得到了“独孤长老本”《定武兰亭》，如获至宝，反复临摹，一再题跋，写下了著名的《兰亭十三跋》(图二)。从这一题跋的书法可明显地表现出他师承王羲之《兰亭序》的行书风格。最后晚年阶段，即延祐以后，他又转而学习唐代李北海、柳公权，书风再次转变。此阶段的代表作有大楷《仇锷墓碑铭稿》(图三)、《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图四)、小楷《汉汲黯传》(图五)等引人瞩目，其中《三门记》被李日华评为“天下赵碑第一”(《书林藻鉴》)。他的《归庄图题跋》(图六)则是此阶段典型的“赵体”行书。

　　明初著名学者宋濂曾说：“公(赵孟頫)之字法凡屡变，初临思陵(宋高宗)，后则取钟繇及羲献，末复留意李北海，……”基本上概括了赵孟頫书法所经历的三变。这三个阶段，主要是他的正、行、草书，所谓“赵体”也是指他的这几种书体，对后世的影响较大。此外，他还精于篆、隶，这些也是他复古主义的重要课题。

　　元代之前，篆、隶及章草几乎无人问津，濒于绝迹。宋高宗虽写章草，却未能引起复兴。是赵孟頫把这些古体复活了，并且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的篆书多见于碑额，隶书较少见。《元史·本传》称他“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从他晚年所书《六体千字文》(见本刊1983年第7期封三下)可见其于各体书法造诣之一斑。

　　由于赵孟頫所倡导的复古运动，恢复了王羲之书风的权威性，使元代书法出现完全有别于宋人书风的另一种新面目。对于赵孟頫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后世人多有所评述。特别在元、明复古主义运动中，更被奉为正源，而视苏、黄、米、蔡为“邪道”、“异端”。李衎在跋赵书《过秦论》称：“子昂之书，全法右军，为得正传，不流入异端者也。”虞集在他的《道园学古录》中亦认为“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襄)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苏东坡)、谷(黄山谷)出，遂风靡而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自吴兴赵子昂出，学书者始知晋名书然”。明代书法评论家项穆在《书法雅言》中称：宋之名家，君谟为首，齐范唐贤，天水之朝，书流砥柱。李、苏、黄、米，邪正相半。总而言之，傍流品也。后之书法，子昂正源，邓(文原)、俞(和)、(鲜于)伯机，亦可接武。”把赵子昂视为二王正传，而对宋代书家中褒蔡，贬苏、黄、米，这一点上项穆同元代人的评论基本相同。但是对于赵书的形貌与骨气，项穆却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说是“妍媚多优，骨气皆劣”。

　　其后，明代的张丑、明末清初的傅山对于赵孟頫书法与气节均有相类似的评论。张丑认为赵子昂书法“过为妍媚纤弱，殊乏大节不夺之气”。(《张丑管见》)，傅山则认为赵孟頫人格卑下，所以书法甜媚无骨气。这是他把赵孟頫的书品与人品联系起来品评所得出的结论，因为赵孟頫作为宋朝宗室后裔而仕元，从封建正统观念看是变节行为，故认为其人品无骨气，因而也影响到他的书品。这是出于伦理学角度的评价。此外，“赵体”的缺点还在于缺乏“个性”，对于这一点在明代已有人斥之为“书奴”。尽管如此，“赵体”书法的影响还是一直延伸到明代中期，当时书坛两大家——祝允明、文征明都受过他的影响，甚至当时蜚声画坛的唐伯虎亦专写赵体行书。自从祝、文书风领导书坛后，赵氏影响才逐渐削弱，至董其昌出，又由董其昌书风取而代之。直至清代由于乾隆皇帝的偏爱，赵氏书风又重新恢复了影响。当时号称“集帖学之大成者”刘墉对他倍加赞赏，曾作论书绝句云：“入手江南一段春，王孙才调百年新;六朝佳丽输江总，金粉能教笔有神。”同时又逐渐成为清代“馆阁体”的样板。因此当包世臣、康有为等碑学派书法家出现后，赵孟頫的书法又受到碑学派猛烈的抨击。

　　数百年来，对于赵体书法尽管褒贬不一，然而由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毕竟留下了大量的墨迹和碑刻。根据孙星衍《圜宇访碑录》所载，在元代，赵孟頫所书碑刻占压倒多数。虽然历经沧桑，至今我们仍能见到大量赵书遗迹。这些遗迹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一部分，仍然对后人产生着较大的影响。对于这位有元一代书法大师及其作品，我们应该正视它、研究它，使之成为我们今天探索书法艺术新道路的借鉴和养料。

　　(《文史知识》1984年第1期)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