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兰亭序》真伪的三次论辨

　　至少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了对《兰亭序》帖真伪之辨比较严肃的学术争论，其后在清代、民国和文革时期形成了三个高峰。随着新材料的继续发现和研究者观察视角的转换，各方面研究都逐步走向深入。

　　60年代以来，大陆的兰亭论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965年到1973年为第一阶段，本阶段充分利用出土文物，参与者多为国内著名文史专家，“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使论辨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的论辨在对古人成果的继承和研究方法的拓展上做了重要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高的起点。1976年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为第二阶段。兰亭论辨呈现出一种维护传统、驳议否定论者的走向，学者们不仅考证兰亭真伪，而且把反思的视角投向六七十年代的论辨，使学术研究趋于客观冷静的分析，不再盲从权威。90年代初迄今为第三阶段。1998年在南京市东郊出土《高崧墓志》，为全面认识六朝书法提供了实物资料，并为《兰亭序》摹本真伪的考订提供了新线索。

　　1.当代《兰亭序》帖真伪之争的肇端(1965年—1973年)

　　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上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揭开了当代“兰亭论辨”的序幕。这一场论辨的参予者多为国内文史专家，论辨特点为双方都重实物考证，重古籍钩沉;持论甚严，多配以插图佐证;一部分学者敢于挑战权威探讨学术;由于时局影响，学术受到政治干扰，未能进一步深入。

　　下面围绕几个焦点问题，就《兰亭论辨》中所辑的近20篇文章和《兰亭论集》中所辑文章，回顾一下论辨双方对此的观点(所引资料见《兰亭论辨》，文物出版社，1973;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

　　第一，关于东晋书法“隶书笔意”的问题

　　右军爱鹅图　[清]钱慧安

　　一方面，郭沫若根据南京及周边出土墓志及砖刻的字体都是汉代隶书，与《兰亭序》“楷行”书体不类的特点，推断出王羲之时代不应有像《兰亭序》这种字体，断定《兰亭序》“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王一羽认为“东晋时期的书法应当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龙潜认为“由篆生隶，隶生章草，到齐梁年间才逐渐产生正书”;于硕认为“楷书始于隋唐”。

　　另一方面，唐风在《文汇报》(1965年8月19日)上著文说明东晋除隶书之外亦有正、行。高二适引“钟书有三品”一说，认为“今梁、陈间书，总不离羲、献父子，而反谓羲之为梁陈以后体耶?”严北溟委婉地指出郭沫若等人的观点忽视了艺术的实际变化(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载《学术月刊》1965年8月号，总第104期)。香港的黄君实先生通过考证，认为晋代“王羲之传‘善隶书，为古今之冠’之隶书，即今世所传《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像赞》等楷书，固无疑问矣”，并进一步认为，“梁时正书，已与唐楷无殊”(黄君实《崇基学报》第5卷，1965年第1期)。

　　第二，关于《临河叙》和《兰亭序》文字出入的问题

　　一方面，否定论者进一步否定《兰亭序》为真迹。启功以所见八大山人《临河叙》帖仅有几字和今本《世说注》不同，认为此为右军原作。于硕认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的《临河序》比《晋书》所载的《兰亭序》可信”。

　　另一方面，肯定论者认为，《世说新语》注对《兰亭序》原文作了删改，不足为据。高二适推断“刘注”所引《临河叙》之文字，当是由《兰亭集序》原文删节而来的。唐风、商承祚也从各自的角度支持高氏的观点。黄君实先生认为《兰亭》是《临河》的原本。

　　第三，关于《兰亭序》文章风格问题

　　否定方如郭沫若认为《兰亭序》与“晋人喜述老庄”格调不一，右军晚年修黄老之术，突然“悲夫”“痛哉”起来，值得怀疑。李长路认为《临河序》的格调与魏晋时代风格和社会思想吻合，羲之不可能作悲观之词。

　　肯定方如章士钊认为谢安《兰亭诗》中“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对应王羲之当时“齐彭殇为妄作”一语，可见《兰亭序》确系原作。商承祚认为“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且伤怀悲感是当时士大夫的普遍情绪，不足为怪。

　　第四，关于智永依托《兰亭序》的问题

　　这一观点在否定方阵营中有内部分歧。郭氏认为现存《神龙本兰亭》墨迹“就是兰亭序真本，就应该是智永所写的稿本”。龙潜、赵万里和史树青同意郭氏的依托说，但未指名“智永”;启功认为一些细节有待考证，不可断言;李长路认为伪帖是仿智永手笔。

　　肯定方则认为“依托”说并无实据，以唐风、商承祚、章士钊的观点为代表，另有一部分文章亦可供参考(如伯炎甫《<兰亭>辨伪一得》，《文物》1965年第12期。张德钧《<兰亭序>依托说的补充论辨》，《学术月刊》1965年第11期。许伯建旧稿《王谢墓志不足证兰亭帖出于伪托》，原稿写于1965年9月23日，因故未刊载，后载于《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在此均不复赘引。

　　这一时期的论辨，持肯定论者当时能公开发表的文章为数寥寥(如高二适写于1972年10月的《<兰亭序>伪之再驳议》一文，延至1982年1月得以在《书法研究》上公开发表)。1973年出版的《兰亭论辨》一书，收录否定论者的论文15篇，另选用肯定论者的论文3篇，这有益于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但其出版说明明显流露了偏袒郭沫若一方的倾向，则不利于正确客观地评价学术争鸣。

　　2.《兰亭序》真伪论辨的进一步发展(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

　　文革结束后，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各种思潮的激荡使学术界的理论研究趋向多维与成熟，兰亭论辨再起高潮。此一时期多学科和多视角的综合交织，使论辨向纵深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基本倾向是肯定《兰亭序》为右军所作的观点占了上风，否定论者的文章已屈指可数。

        萧翼赚兰亭图　[唐]阎立本(传)

　　这一时期围绕此帖真伪进行讨论的文章数量相当多，就笔者手头所有的相关文章就有近50篇。下面笔者就所见资料择其精要略作回顾。

　　南京大学教授侯镜昶结合出土书迹和东晋墓志，认为“东晋时已有不带隶意的真行书出现”，“王羲之是改革旧书风、创造新体真行的代表人物”(《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南京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喻蘅引用70年代末在西安碑林发现的南宋整拓《圣教序》，认为《兰亭序》为真迹(《从怀仁集<圣教序>试析<兰亭序>之疑》，《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周绍良撰长文否定李文田之“三疑”，根据史料，就王羲之时代的书体源流和哲学思潮一一进行了探索，并就“内证、外证、旁证”三方面肯定了《兰亭序》的真实性(《<兰亭序>真伪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朱铸禹遗作从王羲之性格分析、智永伪造说两方面来驳议郭沫若的观点(《<兰亭序>再议》，《南开学报》1981年第3期)。翁鼐、庾人俊、马千里等人分别在《书法研究》上撰文(翁鼐《<兰亭序>之管见》，庾人俊《关于晋朝的书体问题》，马千里《晋代书体与<兰亭序帖>》，均载于《书法研究》1982年第1期)，阐释所谓王羲之“工草隶”，“尤善隶书”，即是工今行草和楷书，肯定《兰亭序》的产生，是魏晋书法在历史性大变革下的必然结果。另有刘开扬、刘家相、王琰、应成一、许庄叔、徐复观等文，各有精辟观点。

　　另外，逯钦立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的，但不是他书写的(逯钦立遗著，关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李长路仍坚持认为“六朝是八分书演变的过渡时代”，其结论是，“序帖不是王羲之所作，而是他的六七代后嗣所为”(《略论王羲之的思想和书风——“兰亭论辨”之续》，《书法家》1986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论辨不限于对《兰亭序》进行真伪的考证，而开始反省前期论辨得失，如王玉池在文中通过冷静的分析，指出文革前论辨双方中存在的误会以及学术探讨中的方法问题(《兰亭论辨中的误会及其它》，《中国书法》1988年第3期)。

　　3.《兰亭序》真伪论辨的思考(90年代迄今)

　　进入90年代，兰亭论辨已趋于冷静，书法理论界聚焦于新兴的书法美学和书法学学科的建立，不再纠缠于兰亭帖本的真伪问题。

　　但仍有一部分文章有相当的水准，如沙孟海从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和刻体的差异、王玉池从王羲之与道教的关系、清水凯夫从《兰亭序》不入《文选》的原因，各自为《兰亭序》真伪的进一步论证提供新的研究视角。90年代还出现了一些有关兰亭论辨的综述文章，以喻蘅和毛万宝的文章(喻蘅《<兰亭序>论战廿五年综析与辨思》，《复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3期;毛万宝《1965年以来兰亭论辨之透视》，《书法研究》1994年第4期)为代表，对真伪论证作了必要的回溯。

　　兰亭论辨沉寂多年之后，新出土文物为传世《兰亭序》摹本真伪考订提供了新线索。1998年6月，在南京市东郊发现一处罕见的六朝古墓葬群，在全国引起轰动。1999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六朝家族墓地考古有重大收获》的报道。根据有关专家论证，《高崧墓志》是目前南京市博物馆乃至整个南京及周边地区收藏的六朝墓志中楷书最早、刻功最好的一方，它为研究中国楷书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王羲之传世《兰亭序》摹本真伪的考定提供新线索。由于高崧与王羲之为同时代人，因此，《高崧墓志》的出土，又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资料。但它是否可以证明《兰亭序》帖的真实性，尚有待当代学者的严肃考证和进一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6月17日至19日，由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和沧浪书社联合举办的“《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兰亭现象作了综合的探讨，其中有一定篇幅论及真伪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复展开。读者尤可关注其中三篇：丛文俊的《关于魏晋书法史料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再认识》、王玉池的《有关‘兰亭论辨’二题》和刘涛的《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及相关问题——兼谈神龙本<兰亭>》。

　　4.兰亭论辨的启示

　　兰亭论辨，不仅仅是对某件书法作品的真伪鉴定，而且是关系到书法史、汉字发展史的重大问题，其论辨意义重大。

　　毛万宝在《1965年以来兰亭论辨透视》中提出几条意义：有助于了解书圣王羲之本人及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了解东晋书法史的基本面貌;了解东晋前后文字演变的情形、规律及其原因;了解东晋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基本风貌。

　　笔者在此基础上再补充三点意义。

　　其一，兰亭论辨继承了明末清初兴起的实学思想和清代乾嘉学派严谨治学的传统，对已成定论的学术观点进行探讨，体现了学术的开放性和独立的学术品格。

　　其二，兰亭论辨中充分利用文物资料，重视考证，体现了对原始文献资料和新出土文物的敏感度。

　　其三，体现了论证方法的多样化——除主体用考据学之外，同时注重调动文字学、编辑学和版本学等知识，另有关于比较学、统计学和文化学等新学科原理的积极揽用。论证视点的多元化——不仅涉及书家论、书体论、书风论、书派论，同时把关注点投向考古中的碑、帖、简、牍、器铭等文物资料。

　　但回顾兰亭论辨，我们会发现其中不少论家的论证角度和方式等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在60年代的论辨中尤为明显。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所言：“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君子能同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反思得失，有些启示值得书学理论界参考。

　　一、学术研究不能迷信权威。六七十年代的论辨中个别专家缺乏谦逊谨慎的雅量，论证多有意气之说，一部分论者则盲从权威，加上后来政治因素的干扰，使论辨未能进一步深入。

　　二、学术讨论引用资料需严密校勘考释。如李文田“三疑”历来为否定论者奉为准绳，但“三疑”说只是李氏鉴赏书画时的题跋，不能排除高标自树以炫其识的可能性。

　　三、学术辩论时需要冷静地分析对方论点，抓住要害严密求证，以理服人，切忌误解。

　　四、学术考证要求对症下药。兰亭论辨中，人们普遍采用了一种以碑证帖的方法，这种以出土砖石文字的字体来评说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帖书的真伪，是不全面的。

　　五、要尽可能地利用出土文物，这是文献考证的基本手段。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代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开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新材料及支撑它们的考古学对书法史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这是值得书法研究者注意的。

　　六、书法研究中要注重文学史、哲学史、文化史和史学史等学科的交叉运用，同时要注重文字学、版本目录学、比较学、心理学、宗教学等知识的全面掌握，这样才能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切不可偏于一隅坐井观天。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和华康德(L.Wacquant)所著的《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指出：“对于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具有独立性或自主性的判准，要根据它的科学研究是否能够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或政治权威的干预来加以判定。”(参阅P.Bourdieu and L.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56)。兰亭真伪论辨涉及了社会科学学术探讨的种种层域，在反思论争得失的当下，布迪厄的论点尤其具有警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