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卷书法（上）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敦煌学在佛学、历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书法研究方面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大约是由于敦煌文书大量流散于外国，国内学者难得见真迹，而国外的研究者又往往对于中国书法缺乏研究，因此敦煌写卷书法至今还未被国人所了解。笔者近年来悉心检索了敦煌写卷的缩微胶卷，深感像敦煌写卷这样一个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不仅可以大大拓宽我们认识中国古代书法的视野，而且对于今天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创新，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敦煌文书的外形，大部分都是手卷形式，用纸或绢从右至左抄写，然后粘接成长卷，最长的达十几米，所以也叫敦煌卷子或敦煌写卷。通常在尾部有木轴，使全卷可以卷起来存放，较考究的还加以裱背;但也有不少没有轴的。有少部分为蝴蝶装，即在两面书写，然后装订成册。此外还有一些散页。这些古代文书绝大部分是用毛笔抄写的，时代上自东晋，下迄宋初，保存了600多年间的古代书法墨迹。像这样时代久远、数量巨大、风格多样的写本，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珍贵的资料。

　　敦煌卷子的内容90%以上是佛经。抄写佛经对于信佛的人来说，是一种功德。因此古代的善男信女们要抄写很多佛经，送到寺院里。那些文化水平很低，或者不善于书写的人，就只好请人代为抄写。于是，一种专门抄经的职业就兴起了，这就是“写经手”，也叫“写经生”。后来有的地方官府也雇用一些抄经的人，除了抄写佛经外，还抄写儒家的四书五经，并兼抄官府文书，称为“官经生”。写经生是以抄写为职业的，在书法艺术上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另外还必须满足人们的审美时尚。所以，大多数写经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审美精神，对于我们认识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写经生受雇于人，不仅抄写佛经，道经、儒家经典以及文学作品也可抄写。另外，敦煌文书中也有一些儒家经典及文学作品系读书人所写，风格与写经生的书法不一样。总的来说，敦煌写卷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书手所写，书法不像书法名家那样富于创造性。但各时代的写本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风格，不同地区的写本也体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可以说，数万件敦煌写本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古民间书法艺术史。此外，敦煌写本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名碑、名帖作品，与传世本又有所不同，是探讨书法史上一些名家书风的珍贵资料。下面按时代顺序简要谈谈敦煌写卷书法的特点。

　　一、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的敦煌写本书法，大体有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隶书楷化的初期。这时的写本继承了汉简书法的许多特征，但又不是完全的隶书体，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表现出一种不规范的特征。如写于十六国的西凉建初元年(406)的S.797《十诵比丘戒本》，字形呈纵向结构，笔法多为汉隶的风范，用墨较浓，起笔较轻，收笔很重，特别是捺笔作重顿，成为一字的重心所在。《十诵比丘戒本》是和尚们日常诵读的戒本，从卷末的题记中我们知道这个写卷是比丘德佑所写。西凉是汉族人李暠建立的政权(400-421)，势力仅在敦煌、酒泉一带。当时北方大部分地区为少数民族政权，李暠在敦煌以儒家思想治国，并兴办教育文化事业，因此这个仅有22年的短暂王朝，却留下了不少文化遗产，深受史家的称道。这件写经无疑也是西凉时代留下的珍贵书法作品。书风类似的写卷，还有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三国志·吴志》写本，其书写的时代相差不会太远。它们与南方的《爨宝子碑》的笔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代表从隶书向楷书转化初期的书法特色。

　　甘肃省博物馆藏001号《法句经)、敦研019、020号《大般涅槃经》等，与这个类型相近，但写法较为规整，字型结构也趋向于扁型，更富有隶书的特点。它较多地吸取了汉简的写法，起笔多露尖峰，收笔略作停顿，笔划纤细而流利，由于书写速度书，时见连笔，显得意态开张，灵活潇洒，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写法。

　　敦研007号《大慈如来告疏)，写于北魏兴安三年(454)，仅一纸，是当时传抄用于张贴的宗教宣传品。字写得较随意，字体较方，左侧较低，右部偏高，形成倾斜之势，结构紧凑，间距疏朗，笔致朴拙。P.2570《毛诗》与《大慈如来告疏)书风属同一类型，大约书写者是读书人，所写的内容又是儒家经典，所以相比之下写得更为严谨工整。这个写本首尾均残，写法上具有隶书遗风，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汉碑《衡方碑》的气度，但笔法的刚健和妍美流畅处则又过之。

　　第二阶段是北魏后期至东、西魏时期。这时由于孝文帝改革，学习南方的文化，自然也吸取了南方的书法艺术，所以南方的写经也传入了北方以及敦煌。这时，南方已出现了较为规整的楷书字体，较突出的作品就是S.081《大般涅槃经》(图1)。这个写卷前部已残，卷未有题记：“天监五年(506)七月甘五日，佛弟子谯良颙奉为亡父于荆州竹林寺敬造大般涅槃路经一部……”天监是南朝梁武帝的年号。那时的荆州位于今湖北省沙市附近，是南朝的重要都市，说明这个写卷是南方传来的。这件佛经抄写极为工整，结体均衡，布局平正，横划的起笔略轻，收笔略重，以适应快速书写的需要。但通篇的写法体现出严谨的楷书作风，再没有隶书的笔意，可以与南方出土的《刘岱墓志》(永明五年，478)、《吕超静墓志》(永明十一年，493)以及《王慕韶墓志》(天监十三年，514)等碑刻书法相媲美，都具有新型楷书的特色，在结构严谨、风神典雅等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相同风格的写本，还有天监十八年(519)写的《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等。

　　这一时期，北方仍普遍存在着早期那种浓厚的隶意的写经。但在南方楷书风气影响下，中原一带也出现了新的时代气息，主要是以龙门石刻为代表的“魏碑体”书法兴起，并逐步影响到整个北方的书法。魏碑的书法实际上就是隶书向楷书转型的产物，既不是汉隶的样式，更不是标准的楷书。这样的特征也大量出现在写经中。P.4506《金光明经》是写在绢上的佛经，由于时代久远，长期反复展开，绢的纹理变斜，字行都变成了弧形。从题记中可知，是北魏皇兴五年(471)写于定州(今河北正定一带)的，书法保留一定的隶书特点，结体呈方形，墨色浓重，行笔劲健，富于变化，明显地具有《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造像》等魏碑书法的特点。

　　相比之下，地处西北的敦煌地区，写经书法更多地保留着早期的遗风。S.1427《成实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写卷，其字体趋向于方形，笔法更加规范了，形体仍向左倾斜，在撇、捺及转折处可以看出魏碑体的影响，用墨较浓，笔迹流利洒脱，丰圆玉润，气势一贯，既严谨工细，又不失生动活泼的韵味，是写经中的上品。本卷卷首已残，卷末有十分完整的题记：“成实论卷第十四。经生曹法寿所写，用纸甘五张。永平四年(511)岁次辛卯七月廿五日，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所写论成讫。典经师令狐崇哲，校经道人惠显。”这则题记表明这个写卷是由官府所雇的官经生所写。典经师这个职务，应是在抄经行业中较权威的人物，负责组织抄经工作，审定抄经的内容等。令狐崇哲是北魏时期敦煌的职业典经师，在敦煌有题记的写本中，我们发现在511—514年间，署有典经师令狐崇哲名字的写卷竟达9卷，其中有2卷就是令狐崇哲自己写的。从这些写卷中，我们看出书写风格都非常一致，也许就是令狐崇哲的书法风格吧。那时的敦煌，大约有一个专门写经的机构，令狐崇哲就是作为“典经师”来监督和指导佛经的抄写工作。因此，形成了书法上统一的风格，也就是敦煌本土写经的风格。

　　第三阶段，为南北朝后期。此时，南北方文化已得到广泛的交流，一种统一的趋势正在形成。风格纷呈，品种繁多，是这一时期的特点。S.1同《大般涅槃经》写于北周保定五年(565)，写卷全篇为工整的楷书，结构严谨而平正，时露险劲之势，行笔刚健，波磔提按，一丝不苟，锋芒外露，有魏碑特点，笔法不是那么圆润，而使人有一种“生”、“涩”之感，但在结体上已是楷书风范(图2)。撇划常往回勾，露出一丝隶书的遗风。从其结体紧凑、笔法奇崛处，我们不难看出后来欧阳询楷书的风格相通之处。它的磔笔(\)和擢势(」)等写法，又可看出颜真卿《多宝塔碑》的特色。这说明在北朝晚期，北方楷书渐渐形成，虽然不如南方成熟，没有那种遒媚的风格，却对唐代刚劲、雄浑一路的楷书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写于陈太建八年(576)的P.2965《佛说生经》是一件成熟的楷书作品，结构平正，但不刻板，起笔极轻，收笔稍作停顿，却不露痕迹，与北魏写本那种锋芒外露、剑拔弩张的风格迥然不同，体现出平和而温润、浑厚而又含蓄的特点。从字体结构到一笔一画笔致，都充满了娴熟而典雅的美。从这件写本书法中，我们差不多可以看到钟、王等书法家们所开创的那种书法艺术的境界了，应是南北朝楷书中较高水平的作品。初唐书法家的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等作品中，也正体现出这种平正、宽缓的风格。有研究者认为，虞世南的书法正是与这件写经书法一路的风格。虞世南师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应该说得到了王羲之的真传，从虞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二王书法的某些特征。那么，时代早于虞世南的敦煌写本《佛说生经》，对于研究王羲之一派的书法特征，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书法开始从以写隶书为主逐渐变为以楷书为主。这时产生了像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一些对书法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书法大师。在他们的影响下，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方，书法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北方的书法则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汉代书法传统，同时又在不停地接受南方的新的书风的影响，体现出一种过渡时期的纷繁局面，以龙门石刻为代表的碑刻书法，反映了北方书法的特色。由于北碑书法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手所写，一直未受到书法界的重视。直到清代“碑学”兴起，阮元、包世臣以至康有为等人大力倡导碑学，挖掘出大量的碑版书法，使人们大开了眼界，认识到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除了二王等书家之外，尚有大量由民间书法家创作的具有较高书法价值的作品。当然在碑学兴起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疑问，其中有两个问题较为瞩目：一是碑刻毕竟是通过雕刻家加工而成的，终究不能代替亲笔书写的作品，刻工水平的高低必然会影响到书法的效果，那么有些魏碑的书法特点应是雕刻的效果还是书写的效果?二是在同一时代，南方二王的书法已经达到那样高度的成就，而从出土的碑刻中所见的书法与二王的书法差距却是如此巨大，以至不少人对传世的二王作品真伪产生怀疑，五六十年代对《兰亭集序》进行的争论便是证明。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学者们对敦煌写本书法缺乏足够的了解，未能利用大量的敦煌写本进行参照研究，仅仅通过出土的一些碑刻进行简单的比较，很多观点最终不免流于空谈。但是当时的许多学者已经看到，要对王羲之的书法真伪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不能仅靠有限的碑刻文字，还应当利用当时的手写墨迹。因此，传世的敦煌早期文书，便成为研究当时书法的珍贵资料。因为这些文书都是毛笔所写，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写卷都有明确的年代题记，不仅对于认识现存王羲之等书法大师作品真伪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大大拓宽了中国书法研究的领域，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

　　(《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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