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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 远宦帖

来源:《文史知识》 作者:刘项扬

 王羲之 远宦帖


 在中国书法史上,东晋王羲之被誉为“书圣”。距他生活时代不远的梁武帝萧衍预见到了王羲之书法的生命力。他称赞王羲之的字“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李世民倾朝廷之力搜罗王羲之的墨迹,把他的书法看作是“尽善尽美”的典范,甚至亲自为他作传,说自己“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后世书家推许他的书法艺术为“神品”、“逸品”,加上他又是东晋时代的一位大名士,无形中,王羲之的艺术个性形象,几乎掩去了他作为一个现实的历史人物的一面。如果我们不再有意无意地步武前人,营造名士风流的神话,则不难在“书圣”的光环背后,看到一个真实而又复杂的王羲之。

  大凡名流,其生平便每每由轶事和传奇堆积而成。王羲之(约303—361),字逸少,因为曾任晋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他是当时的大族琅邪王氏世家子弟。少年的王羲之性格“涩讷”而不善言谈,甚至避免与人交际。有一次在王敦(晋大将军,王导之堂兄弟,后因谋逆败亡)家中适逢自己的叔父王导和太尉庾亮来访,他也要避席而去。可王敦很喜欢他,认为他是王家有出息的子弟。13岁那年,在尚书仆射周顗府中的宴席上,主人把时俗很看重的牛心先割了给他吃。权倾朝野的大名士如此器重一个少年,一时令人刮目相看。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家求婿。司徒王导便让对方自己挑选。王家子弟听说,都故作姿态,只有王羲之置若罔闻,在东床坦腹而食。郗太尉知道了,说:“这才是我的好女婿呢!”于是选中了王羲之。

  他是司徒王导的侄子,祖父王正,官尚书郎。父亲王旷曾为淮南太守。晋元帝南渡过江建立东晋,王旷是功臣之一。出生在这样的大族中,可以说是当时成为大名士的首要条件。

  王氏家族中对王羲之的生活情趣和书法艺术影响最大的,是《晋书·王羲之传》中没有提到的王廙。《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文字志》说:“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他这位叔父“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晋书》本传),可谓多才多艺,而且性格隽率、行为放逸。特别是他的书画造诣很高。南齐时代的王僧虔在《论书》中说:“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我们不妨看看王廙自己是怎么说的:

  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励之。嗟尔羲之,可不勖哉!(《历代名画记》卷五)

  后人往往谈到王羲之从小跟卫夫人学书法,却每每忽略了这位对王羲之影响更直接的王廙。

  那是一个清谈、玄言大盛的时代。贵族和名士的人物品藻,便仿佛是一张入世的资格证明。“少有美誉”的王羲之,也这样步入了社会。仕途对他来说也是顺利的。征西将军庾亮请他为参军、长史。临死还上书称赞他“清贵有鉴裁”。于是王羲之又迁任江州刺史。这时的王羲之,还是以其性格上的骨鲠,“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文章志》)及擅长玄言和人物品藻知名于时,而不是以政治上的才略和作为。所以,当朝廷再让他出任侍中、吏部尚书、护军将军等职时,他推辞不就。在这里,可以看出王羲之对自身的困惑。一方面,他对政事是非常关心而欲有所为的;另一方面,时风和他思想个性上的追求又与此相抵触。才气能够等于才器吗?他的清谈朋友扬州刺史殷浩写信劝他出任护军将军之职,把国家的存亡和“美政”放在心上。王羲之回信说明自己“素自无廊庙志”,有心退隐,但还是听从了劝说。最后担任了右军将军和会稽内史之职。

  王羲之在入仕的问题上半推半就,试图在人格完善上和参予政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在会稽开仓救灾,在沉重的赋税和徭役问题上与朝廷争执。另一方面,他一到会稽,就和玄言大名士支遁讲论玄理,引为知己,同时对会稽优美的山水,流连忘返。兰亭聚会,便是他“高尚其志”的明证。永和九年(353)的春天,他和谢安、支遁、孙绰、许询等名士在兰亭“修禊”(古时一种春天在水边嬉游祛除不祥的习俗)聚会,饮酒赋诗,乘兴写下了名传后世的《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褉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兰亭序》在书法史“古今莫二”的地位,自有公论。我们在这里倒更应该留心文中透露的思想情绪。这篇文章在当时就出了名,有人把它比作石崇的《金谷诗序》,王羲之对此也很得意。因为它和后者文中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情调是相通的。在文人雅集兴会上,王羲之竟发出了这样悲凉的感慨,看似奇怪,其实这正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王羲之在书法上功力日深。梁虞龢《论书表》:“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羲之夫人的兄弟),迨其末年,乃造其极。”但他却没有把握住(或者说找到)“仕”与“隐”的和谐,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个性上的偏狭与狂傲(这也是大多数名士的通病)使他和一向不和的蓝田侯王述发生了直接的冲突。王羲之看不起王述,王述便在政事和王羲之过不去。最后,王羲之在父母墓前立誓,不再为官。这时,王羲之53岁(事见《晋书》本传及《世说新语》“仇隙”)。平心而论,这场冲突,倒多半是由于王羲之不近人情。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曾就此事批评王羲之说:“才既不足,以为高物,而长其狠傲,隐不违亲,贞不绝俗,生不能养,死方肥遁。”下语虽苛,但也说出了王羲之的性格弱点。

  王羲之无法摆脱其性格矛盾而引退,尽管有会稽的佳山水为伴,他同样无法摆脱心灵中的阴影。《晋书·王羲之传》里罗列了他外在举止言行,珍闻轶事,但却放过了一个“名士”的内心世界。翻开《全晋文》中辑录的王羲之的杂帖(即书信),我们便会发现:

  七日告期,痛念玄度,……何可言,言及惋塞……

  延期、官奴小女,病疾不救,痛愍贯心。吾以西夕,情愿所钟,唯在此等。岂图十日之中,二孙夭命,惋伤之甚,未能喻心,可复如何。

  群从雕落将尽,余年几何,而为祸至此。举目摧丧,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时务,公私所赖,一旦长逝,相为痛惜,岂惟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

  顷遘姨母哀,哀伤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他等皆知孝思。先日之欢,于今皆为愁苦。触事切人,处此而能命哀侧不经于心,殆空语耳。

  一般说来,书信最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骨肉和友朋之间、生死茫茫之际情笃意深的真实的王羲之。现存《杂帖》多为王羲之晚年所作,我们也不难觉出他晚年心境的凄凉。虽然王羲之在个性上简傲不群,但他却敏感于生活的感情体验,执着于人生的内在价值的追求。在这里,我们又哪里找得到那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玄谈清高呢?

  说到王羲之的晚年生活,我们还会注意到,他和一位在山中采药隐逸的道士许迈过往甚密。史书上说他与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有趣的是,道教甚至把他的名字列于仙榜之中。本来,魏晋名流好谈释道玄理,不足为奇。王羲之与桑门支遁互相标识,尚只是风习所致,雅趣相近。而他和许迈的关系,却是志趣相投。王羲之对于死与生的意义,相当敏感,已近于宗教意识。王氏家族,又是历代信奉天师道(道教之一派)的世家。王羲之一家和郗夫人一家都信奉天师道。《晋书·郗鉴传》说郗愔“事天师道”,“与姊夫王羲之……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公允地说,道教与民间医术关系甚深,所以对“养生”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么,史书载王羲之耽于“服食”,我们也可以在他的书信中找到实证:

  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

  服食故不可乃将冷药,仆即复是中之者。肠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辄大起,多腹中不调适,君宜深以为意。省君书亦比得之,物养之妙,岂复容言,直无其人耳。许君(按此处显指许迈)见验,何烦多云矣。

  ……贤妹大都转差,……以大近不复服散,当将陡厘也,此药为益,如君告。

  类似的例子还有。探讨王羲之与道教的关系,对进一步了解其性格、心理、乃至与书法的关系(如王羲之和郗愔都为道士写经),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可以最后说到的是,《太平御览》引《太平经》说:“王右军病,请杜恭。恭谓弟子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辛。”杜恭即钱塘杜子恭,是当时有名的道教宗师。王羲之死后,就葬在诸暨县北的罗山脚下。他的好友孙绰为他撰写了碑文(《太平御览》卷47引孔华《会稽记》)。

  王羲之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执着于个性的追求,但这种个性又使他狂傲而偏狭。他认识到清谈“浮文妨要”,对政事十分关心,但同时又对玄谈乐此不疲。他对死生之道无可奈何,却又把希望寄托在虚妄的宗教和服食上。他在生活上标榜风骨和脱俗,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感情痛苦和深沉。在《兰亭序》里,他强调了放逸纵情的欢愉,结尾又透露出悲观的失意。也许,一个人对人生的失望正反衬出他对人生的渴望吧。

  (《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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