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演变和时代风尚

　　如果说，甲骨文只是简单的先民生活的早期创造，那么，到了商、周时代，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日趋复杂，随着社会的前进，文字也就更趋向复杂化。单纯的“象形”和“指事”文字，已经不够用了，于是笔画增加，由简而繁，在字形方面，也演变成不同于甲骨文的“籀篆(大篆)”这种今天同样难认的字。

　　大篆在今天，我们仅能从商、周遗留下来的铜器铭文、石刻、或当时的贸易媒介“泉”、“布”(货币)中看到。不但看到字的结构比甲骨文复杂的特点，还可以看出以刻划出来的直线为主的甲骨文线条，演变为以有波折的曲线，笔划顿挫、乃至出现捺形的特点。文字的图案装饰风格更加成熟，和铜器的造型及花纹组成了和谐庄重的视觉感受。《周礼》提到教育贵族子弟的“六艺”其中之一就是教识字和写字的“书”。商、周到春秋战国的铜器(主要是礼器和祭器)铭文，都是精心构思的艺术作品。商、周以至战国，是我国古代文化飞跃发展的时期，贵族统治阶级特别重视礼教秩序的建立，书法上的整齐、庄重和装饰性，是适应上层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书法有自己的风格，从刀币上看出，富国强国，书法整齐健美;弱国小国，书法潦草纤弱。书法和社会经济也有关系。

　　《石鼓文》是秦统一以后改大篆为小篆的滥觞，是研究小篆来源的资料。从石鼓文的书法气魄看，仿佛能见秦国当时雄健勇武的精神，秦始皇的兴起，是有它的精神基础的。

　　秦灭六国，书法统一为政府颁布的小篆，小篆取代了六国根据自己习惯和好尚创造的各种杂乱的大篆书体，出现了结构更加谨严，用笔更加齐整的新书风。小篆的出现，似乎失去了秦立国以前《石鼓文》时代的秦人气魄，但这种严谨整齐、一丝不苟的规范化风格，正是大一统后要求秩序整齐划一的象征。秦相李斯是个大书法家，曾亲笔为秦始皇记功的峄山、泰山等六处刻石书写颂词。这一方面是一种历史纪念性的创作，另方面也是秦立国后，统一文字的示范。

　　统一后的秦帝国，在历史上是一个飞跃时代，公牍和文字的需要，日益繁迫，循规蹈距的小篆，无法适应时间迫促的需要，同时由于笔墨的改进，于是产生了由繁复简的另一次书风的跃进——隶书。

　　隶书当时视为下等人的书法，不讲究整齐严谨，只是为了便于书写。但是正如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制作彩陶一样，实用的躯壳还需美的灵魂，于是书写在竹、木简和布帛上的隶书，在一定的规律下，发挥出奇恣驰纵的笔意。由于最初是流行于“下等人”之间的简化字，所以它不需要峨冠博带，一丝不苟。因此，它更容易普及于广大人民之间。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由于有群众基础，它逐渐取代了自上而下的、由短暂的秦政权颁布的小篆书风。到了汉代，隶书就成为被正式承认的书体。

　　只适用于有学问的贵族社会的古代篆书，演变为当时认为简便易写，活泼多姿的隶书。这种新书体，在结体上出现了带转折的方化(如变为日)，用笔上出现了带顿挫波磔的线条。这种变革，奠定了以后真(楷)书和行、草书日益发展的、变化无穷的书法美学，并且影响到中国画线条的无限美妙的变化。

　　汉初还是隶篆兼行的时期，但那时的篆书，冲破了小篆的严格规律，和隶书的笔法及方形的体格溶和，而形成了装饰性的书风，在瓦当、砖刻和汉铜镜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自在的、具有高度美感的汉篆风格。元吾邱衍说：“汉篆多变古法。”(《学古篇·三十五举》)。这种多数为了在装饰场合用的汉篆，正是基于汉初人的神仙崇拜及黄老思想的影响，在美学上的一次解放。“变古法”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新兴隶书已经达成了文字的实用任务，离时代较远的篆书，就逐渐成为书法艺术而存在了。

　　从近年大量发现的汉代木简和帛书看出，隶书在汉代用笔活泼，结体变化多样，一般隶书还带有“如云行水流”的行书意味，这和前人仅能看到的东汉晚期碑刻的隶书不同，碑刻上的隶书，是出自文人之手而又经过镌刻入石的，自然比随意用毛笔书写的隶书刻板规矩得多。明、清以前，特别是唐人的隶书，由于没有看到写在木简和帛上的汉人隶书，只是模仿碑刻，所以便失去了汉隶自由变化的多样风格，而变为刻板的、规格化的隶书。我深信在简、帛书大量发现的今后，作为书法艺术的隶书，将发生丰富的变化。视野的开扩，影响到时代风尚，这也是艺术规律之一。

　　碑刻不同于普遍简牍，它需要更工整、更庄重。东汉的富贵人家，生活奢侈，好名成风，个人记功，祖宗立碑，都需要书法艺术来抬高身价。“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文心雕龙》)，《蔡邕集》中碑文约占一半，蔡邕当时是个大书法家，他为十五岁的袁满来和七岁的胡根作碑文，自然得到家属的大笔酬劳。《三字经》中说“头悬梁”的孙敬，家贫苦学，后因善书法而致富。社会风气导致了书法的流行和发展。

　　真(楷)书当时叫做“今隶”，“建初(东汉章帝)中，以隶书为楷法，……钟(繇)王(羲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楷书其实就是在隶书基础上加以变化，省改波磔，增加钩趯，使它更便于书写。同时纸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也使笔墨发挥了滋润，圆转的特长，改变了简帛的局限。这就使书法艺术又进了一步。与楷书差不多同时的行书、章草(隶书的简化与速写)的出现，推动了魏、晋书法的飞跃发展。曹魏时代的钟繇、东晋的王羲之，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以潇洒出尘、变化莫测的笔墨和章法为世所重。王羲之生活在新开发的富庶的长江流域，士族们重玄学、尚清谈、慕老庄的时代，来往的又是当时的过江名士，时代特征和王羲之的放达个性，自然写不出钟繇那种质实含蓄的书体，而发挥了他自己“烟飞雾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唐太宗《晋书·王羲之传论》)的神妙笔墨。拿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如陶潜的诗、顾恺之的画来看，同样都表达出遒媚婉妍、内蕴绵缈的时代风尚，与稍后的谢灵运山水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具有同样的精神格调。

　　和南朝对峙的北魏、北齐、北周，由于地理和风习关系，书体和南方明显不同。现存的北碑，其笔气浑厚、意态跳宕……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这种风格大概与汉士族归附鲜卑拓跋族统治者后，兢兢业业的谨慎态度有关。这一时期，楷书正在成熟阶段，但北朝的书法较南朝发展得慢。清阮元说北派“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这指一般碑刻而言，北碑如《石门铭》《郑文公碑》等，却是“飞逸奇浑”“骨高气逸”(均见《广艺舟双楫》)。清中叶以后，考据之学大盛，北碑的发见日多，近代人学北派的也多起来。北朝末年，西魏攻南朝的江陵，梁朝战败，文士庾信和书法家王褒被俘入长安。这位在南朝并不处于最高地位的书法家王褒，却大受北人欢迎，“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周书·王褒传》)，成为风气。连北朝著名的书法家赵文渊也因不合时尚而改习王书，可见北朝对于晋宋以来的南朝书风原是十分喜好的。

　　隋唐楷书主要是承南朝的旧规，欧(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虽然开创了唐代书法的规模，但也只是继承晋南北朝的风范。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局限了初唐书法的发展，特别是唐代以科举取士，书法受到科举制度的束缚，日趋板刻和模式化。但盛唐以后，草书却来了一个突破，张旭、怀素打破了以前草书家的框框，用狂纵的笔墨，使草书艺术提高到新的高度，开后世狂草的新路。“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新唐书·文艺志》)，明王世贞评怀素草书，“字字欲仙，笔笔欲飞”，是王羲之以后又一飞跃。颜真卿初学羲之，其后却破坏了王书风格，自开端庄雄伟、气势开张的颜体，为后世所宗。颜的楷书，想用气势来矫正初唐的柔婉，跟张旭怀素想以狂草来打破初唐书家的方正一样，前人把张旭的草书与李白歌行、公孙大娘剑器称为“三绝”，正是安史之乱以前虎虎有生气的大唐文化的表现。

　　如果说唐人的书法谨守晋人格律，那么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家则以“偏斜拖沓”的用笔一变唐风。苏轼自称“自出新意、不践古人”，但他还是脱胎颜真卿、李邕。山谷“大书酷仿《鹤铭》，狂草报拟怀素”(明王世贞语)，其实他“以侧险为势，以横逸为功”的特点，还是自家面目。米芾书“如乘骏马，进退裕如”(宋高宗赵构《翰墨志》)，其实他是“善摹各体”(清·刘熙载《艺概》)。这些杰出书家的共同特点，都是要打破唐人框格，而在禅宗和理学流行的风气下，“自立门户”、“不落窠臼”的思想，就表现在书法上。“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这是黄山谷以禅来解释书法的例证。

　　尽管明清以来的书法家代有其人，但科举制度所提倡的台阁体，拘束了书法的发展。在明清易代的动乱时期，出现了象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王铎、张瑞图等完全蔑视台阁的杰出书家，这也是适应时代风尚，逆反潮流的演变结果。

　　清初人学董其昌的书体成为风尚，贵族大臣、王公庶子多好董书，其重要原因是：由于董其昌对明末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影响极大，康熙为了笼络安抚这些明遗民，表示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好感，自己写董字，也鼓励别人学董字。时代风尚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因素。

　　近代书法的特点之一是以楷、行为主，篆、隶较少。这是古人考古发掘工作不发达，接触三代秦汉书体不多的原故。清乾隆以后，士大夫把精力用于考订训诂，开始注意到彝鼎文字和金石碑刻，籀篆、秦刻、汉石等大量被发现。于是邓石如、伊秉绶等篆隶名家同时出现，书法的风气丕变，后来居上的规律也适应到书法上。清末以来，甲骨文、秦汉简牍等字体的大量发现，又给今天的书法家开扩了眼界，提供前人未见的借镜资料。

　　中国书法的演变，因素是多样的。例如今天的铅笔、钢笔、园珠笔等书写工具，是古人没有的，也必然影响到今后书法的风格。

　　上面的许多例子也说明，任何新的书风，都不是凭个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不论李斯、王羲之、颜真卿、怀素、苏轼、米芾……虽然他们都是当时推动书法革新的人物，但他们的成就也都是彼时彼地的社会风气和物质条件所决定的，还要深深筑基于传统书法的探索、继承和借鉴。这一点，是值得今天我们从事书法艺术的朋友深思的。

　　(《文史知识》198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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