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忧苦流寓之思　寄兴于江湖僧寺 ——漫谈唐代的艺僧

　　唐代，佛教盛行，“寺塔遍于九州，僧尼溢于三辅”(《法琳别传》卷上)。在数以万千计的僧侣中，有潜心于佛学禅理的名德高僧，也有往来于宫廷府第间的政治和尚。而颇令人感兴趣的是，还有一批或满腹诗书文章学问，或精通琴棋书画艺术的“艺僧”，他们虽身披缁衣，却不重诵经坐禅;虽托身沙门，却以学问、艺术名重社会。解剖这些艺僧的人生道路，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一

　　艺僧，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是对那些于佛学之外另有所长的僧人之统称。艺僧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主要有：

　　1.诗僧　唐代吟诗之风遍及帝王公卿、工商百姓，不少僧人亦学诗善诗，仅被《唐才子传》冠以“诗僧”之名的就有惟审等45人。这还未包括当时一些最著名的诗僧，如“西游京师，名振辇下”(《刘梦得文集》卷23)，一生赋诗2000首的灵一;被誉之为“诗匠”(《鉴诚录》卷5)的贯休;“每有赋咏，辄为工文者所吟讽”(《宋高僧传·玄晏传》)的玄晏等等。不少诗僧还有诗集行世，如寒山有《寒山子诗集》，收诗300余首;贯休有《禅月集》二十五卷;皎然有《杼山集》十卷。诗僧不仅写诗，还选诗评诗，从事诗歌的理论探讨。如皎然有《诗式》五卷、《诗评》三卷，评古今人诗，被称为“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唐才子传》卷4)。

　　2.文僧　诗僧之外，还有不少僧人以文章名扬海内而为人所推崇。“楚僧灵，律行高洁，而能为文。吴僧皎然，亦名昼，盛工篇什……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遗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唐国史补》卷下)。他如灵一，“文章遍墨卿”(《唐诗纪事》卷47);昙一，颇负文名，与贺知章等“为儒释之游，莫逆之交，其导世皆先以文行”(《佛祖历代通载》卷14)。这些文僧不仅“风仪甚雅，谈笑多味”(《刘梦得文集》卷23)，而且“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唐摭言》卷13)，甚至“以文章应制于朝廷”(《唐诗纪事》卷74)，文名播于四海。

　　3.儒僧　僧人原本应研习经律，而不少僧人却专心儒学，博通经籍，造诣颇深。如简师，“虽佛其名，而儒其行”(《皇甫持正集》卷2);知玄，“研习外典，经籍百家之言无不该综”(《宋高僧传·知玄传》)。

　　4.琴棋僧　唐诗中，屡屡可见对一些精于琴棋之道的僧人的描述。如李白曾写过一位善琴的蜀地僧人：“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叫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李太白全集》卷24)张瀛也曾写一位琴棋俱精的僧人：“我又闻师琴一抚，长松唤住秋山雨。弦中雅弄若铿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看师棋一著，山顶坐沈红日脚。”(《唐才子传》卷10)这些琴棋僧的技艺之高超令人叹止。

　　5.书僧　唐代书法兴盛，不少僧人笔力深厚，享有盛誉。如慧颐“草隶笔功”，“每有官供胜集，必召而处其中，公卿执笔纸”(《续高僧传·慧颐传》)。智永精书道，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拜其为师(《隋唐嘉话》卷中)。贯休“工篆隶”(《唐诗记事》卷75)。怀素更是著名书法大师，“江岭之间，其名大著”(《颜鲁公文集》卷5)。

　　6.画僧　唐代寺庙林立，佛寺四壁往往绘有以佛教为内容的彩画，其作者除世俗画家外，亦有僧人。如贯休擅水墨画，他所画罗汉，面貌奇险雄浑，别有风格。彦悰著《后画录》，专对各种画派、名家进行评述。

　　7.术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阴阳历法、天术数算等自然科学被称之为“术”，唐代僧人中，精于“术”者不在少数。著名者如一行，“明阴阳律历”(《大唐新语》卷1)，“博览无所不知，犹善于数，钓深藏往，当时学者莫能测”(《酉阳杂俎》卷1)。玄宗时，一行主持修订历法，进行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地理纬度测量，在世界上第一次测出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修订出更准确的历法《大衍历》，他还曾创制黄道游仪，改革天文仪器，在天文领域中取得了举世闻名的成就。

　　8.园艺僧　寺院多有园林，一些僧人伺弄花木，亦成一技之长。如长安慈恩寺老僧善植花卉，培育的牡丹名动京师，其大者“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其中“殷红牡丹一窠，婆娑几及千朵”(《剧谈录》下卷)，可谓是中国花卉培植史上的珍品。

　　除上述列举的之外，还有茶僧、药僧等等。这些僧人或长于一技，或兼通数艺，并因此而名重社会，成为唐代僧人中一个特殊的阶层和组成部分。

　　二

　　那么，为什么唐代会出现这么一大批艺僧的呢?究其原因有二。

　　从主观上看，艺僧中不少人有很好的家学渊源和文化素养。有的出身于儒学世家，如诗僧皎然本系南朝名诗人谢灵运十世孙。法琳是“晋司空陈群之后也，自梁及陈，世结缨冕，爱祖及伯，累世儒宗”(《大正藏》卷52)。法钦，“门地儒雅，祖考皆达玄儒”(《宋高僧传·法钦传》)。净业，“族著天水，代家南阳，冠冕相辉，才名继美”(《全唐文》卷306)。有的原本就是文人儒生，只因或宦海风波、仕途坎坷，或名落孙山、科场失意，而投身佛门。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因参与反武则天事件失败而遁入寺院为僧;玄宗朝中书侍郎徐安贞，“以林甫之故，避罪衡山岳寺”(《唐诗纪事》卷25);徐凝因仕途坎坷，感叹“浮生不定若蓬飘，林下真僧偶见招，觉后始知身是梦，更闻寒雨滴芭蕉”(同上书卷52)，而皈依三宝。有着同样经历的陈淑说得更坦率;“行若独轮车，常畏大道复。止若圆底器，常恐他物触。行止既如此，安得不离俗。”(同上书卷66)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不少僧家知识分子也和平民一样，备受流离之若，为求寄托，遁入佛门。因此，《唐才子传》在论及文人儒士出家为僧时曾说：“故有颠顿文场之人，憔悴江湖之客，往往裂冠裳，拔矰激，杳然高迈，云集萧斋。”“为忧苦流寓之思，乃寄兴于江湖僧寺。”(《新唐书·五行志》)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寄身佛门的真实写照。他们出家后，生活相对安宁，有充裕的时间，从而给他们钻研学术、从事创作、摆弄技艺提供了良好条件，形成了一批精于诗书文章、琴棋书画、天文历算的各种艺僧。

　　从客观上看，唐代社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以诗歌而言，上至帝王公卿，下及工商百姓，都能吟诵一二，僧人受此影响，也去学诗吟诗、舞文弄墨。同时，寺院环境清幽，为文人学者乐去之处，使僧人与他们交往频繁。从史书记载的情况看，几乎唐代所有知名的文人学者都和僧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他们有的曾寓居佛寺，如李白曾在绵州大明寺读书;李绅在无锡慧山寺读书;杜甫自称“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杜工部集》卷11);颜真卿常“憩于西林寺”(《颜鲁公文集》卷6);韦应物曾在善福寺寓居两年。有的和僧人谈诗论文，交流技艺，如韩愈和僧人“促席按膝，讥评文章，商较人士”(《东坡七集·东坡应诏集》卷10);柳宗元和文僧浩初往来甚密，成为莫逆之交;诗僧齐已称诗人郑谷为“一字之师”(《唐才子传》卷9);庐山僧人景玄携诗求教于刘梦得;白居易诗集中与僧人酬唱之作有150余篇，与几十个僧人有过文字之交。有的在生活、仕宦等方面得到过僧人的帮助，如李端，“少时居庐山，依皎然读书”(《唐才子传》卷4);郑虔学书法，家贫无纸，借居慈恩寺，取寺中柿叶学书。更有的原本就是僧人，如贾岛，其诗受韩愈赏识，“去浮屠，举进士”(《唐才子传》卷5);又如刘轲，“少为僧”，后“进士及第，文章与韩柳齐名”(《唐摭言》卷10)。僧人和名家学者的种种联系往来，既为成僧人注重学习的客观因素，也为艺僧们提高艺术水平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正是上述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唐代僧人特别注重文化素养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涌现了一批精于各种技艺的艺僧。

　　三

　　艺僧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一旦在僧人中形成了特殊的艺僧阶层后，他们又对唐代社会产生了远甚于一般僧人的重要影响。

　　其一，推动了儒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佛教自传入中国始，就不断遭到儒家的攻击、斥责，从南北朝到隋唐，以儒学反佛者不乏其人。因此，佛教要在中国站住脚，就必须吸收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才能为社会接受和认可。有唐一代，佛教吸取儒家思想的例子很多，如法慎“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下言依于礼，佛教儒行，合二为一”(《宋高僧传·法慎传》)，就是一个典型。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实际上就是儒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艺僧以其特殊的身份——学者(或诗人、画家、音乐家等等)兼僧人的双重身份，或运用他们的才学技艺，阐释佛理，劝人入佛;或通过与儒家士人的密切交往，沟通儒佛文化。如诗僧皎然，“凡所游历，京师则公相敦重，诸郡则邦伯所钦，莫非始以诗句牵劝，令入佛智”(《宋高僧传·皎然传》)。又如被白居易称之为“以诗为佛事”的僧人道宗，也是“旁延邦国秀，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全唐诗》卷444《题道宗上人十韵》)。这里，我们不妨以盛唐著名诗人岑参为例作一番剖析。岑参因仕途坎坷而心情苦闷，“谪官忽东走，王程苦相仍”，但欲抛却仕宦似又颇感矛盾，“欲去恋双树，何由穷一乘”(同上书卷198《出关经华岳寺访华云公》)。作为一个诗人，他只能以诗的形式抒发自己的这种内心情感，而诗人的这种情感也只有善诗、懂诗者才体会得更深刻。这时，一位“赋诗人则称”的诗僧与岑参相识了，共同的爱好，缩短了两人的心理距离。同为诗人，这位僧人更能理解岑参的内心痛苦与矛盾，而岑参也更能接受由诗所表达的佛理。终于，使岑参“久欲谢微俸，誓将归大乘，愿闻开士说，庶以心相应”(同上书卷198《寄青城龙该奂道人》)。一个受儒家文化教育的诗人在诗僧以诗牵劝之下，认同并接受了佛教。

　　当这些儒家士大夫从思想上接受佛教后，他们便需要将过去接受的儒家思想和新接受的佛教思想调和起来，于是，或说：佛教“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25)。或认为：“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白居易集》卷68)显然，艺僧们特殊的劝佛形式，以诗劝佛、以画劝佛、以琴劝佛……把佛理蕴藏于中国文化之中，其本身就是一种绝妙的儒佛文化交流，而这种儒佛合一的劝佛形式，又易于为有着深厚文化功底的儒家士大夫所接受，从而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推动了儒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其二，繁荣了唐代文化。艺僧是僧人，他们要劝人入佛;但艺僧又是特殊的僧人，即同时又是学者、诗人、画家、书法家等等。艺僧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劝佛，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术活动都具有宗教意义。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文学艺术创作成果，不论是否具有佛学色彩，都繁荣了唐代文化，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名篇、名章、名贴、名画……成为唐代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诗僧皎然，远承祖辈谢灵运之诗风，清新秀逸，《抒山集》十卷中不乏这样的佳作名篇，与王维等诗人共同发展了唐代山水诗，在文学史留下了重要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诗歌理论著作《诗式》，对唐代山水诗派的创作进行了总结，对诗歌创作的情、景、意境等进行了分析，丰富、发展了我国的诗歌美学。显然，皎然的这些成就已超出了佛教领域，而成为唐代文学的一部分。他如一行的天文学成就、怀素的书法、寒山的诗、贯休的画等等，在中国科技史、书法史、文学史、美术史上都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其中也包含着艺僧们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结晶。

　　综上可见，唐代艺僧的特殊身分使他们在唐代社会中产生了双重影响。当他们以僧人的面目出现时，他们以别具一格，融佛理于中国文化形式之中的方法劝人入佛，推动了儒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当他们以文人学者的面目出现时，又在文学、艺术、科技领域中辛勤地创作、研究，繁荣了唐代文化。而这，恰是一般僧人，甚至精研佛理的名僧都难于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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