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颠张醉素”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鼎盛时期，其标志之一就是大量书法家的涌现，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孙过庭、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声名卓著的大师们都产生在那个时代，而其中最富于浪漫色彩的，大约当推张旭和怀素这两位草书家了。

　　说来奇怪，张旭官至金吾长史，怀素则是出家为僧，两人本不相干，何以说他们浪漫，还把他们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看来他们应该有些共同之处。《书林纪事》中说：

　　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释怀素……性疏放，不拘细行。嗜酒，凡一日九醉，时人因目其书为“醉僧书”。每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尝自叙云：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

　　从这两段记载中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第一，张旭嗜酒必至一醉方休，而怀素更甚，至于“一日九醉”，可见两位书家都是“酒徒”，或许还是“海量”。第二，他们醉后作书时也常常出现戏剧性的效果，如张旭要“呼叫狂走”，“以头濡墨”，怀素则是“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与一般书家的创作场面也迥然相异。第三，两位书家都认为醉后所书是自己平生得意之作。张旭“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怀素则是“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

　　酒与张旭、怀素确实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庄子有云：“醉之以酒以观其侧”(《庄子·列御寇》)。或许在腾云驾雾的醉昏昏之际，书家的创作冲动和情绪的抒泄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吧?当然应该还有第四个原因：张旭、怀素都号“草圣”。他们所擅长的狂草是一种最为自由奔放，最少束缚的书体，对于狂放不羁的张旭、怀素而言，显然是极有魅力的。

　　善饮固足以证明张旭、怀素的酒量不凡，都攻草书也显示出两位书家的才气横溢，但仅仅有此能耐似乎还不够称为大师并荣膺“草圣”尊号。在学习上他们是否也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宣和书谱》载：

　　(张旭)尝言初见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知笔意，及观公孙大娘舞剑，然后得其神。

　　朱长文《续书断》也说：

　　(怀素)尝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妙绝。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

　　张旭和怀素似乎都不是泥古不化者。他们不只是汲汲于学习古人之法，而是更注意向大自然学习。通过执着的追求，成熟的思考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去寻找对书法艺术的领悟，去获得学习上的灵感和启示。这种学习方法在历代书法家中是难能可贵的。

　　他们对自己的艺术事业抱着巨大的热忱，殚精竭虑，无时不在探寻着领悟的契机。同时，他们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又绝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努力去发掘事物表面以下的内在精髓的价值，使之成为自己领悟的起点。一般人看到担夫争道，看到夏云的变幻，可能也就是浮光掠影，过目即忘。而他们却善于体察出这些自然现象中表现出来的某种“意”，并从中获得更为深刻的启示。因而，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自然也就更具有生命力。作为他们后继的苏东坡、黄山谷、文与可等宋代大书家也都继承了这种优秀的学习方法，黄山谷见长年荡桨、群丁拨棹而悟笔法，文与可见道上斗蛇而草书大进，便是这种从大自然中“悟”书的极好例证。

　　除了在学习方法上都不泥古之外，张旭和怀素又都具有勤学苦练的劲头。朱长文《续书断》称：

　　(张旭)其志一于书，轩冕不能移，贫贱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终其身……初尉常熟，有一老叟陈牒，既判去，不数日复来，君怒而责之曰：“汝何以细故屡扰官府也?”叟曰：“君笔迹奇妙，欲以藏箧笥耳。非有所论也。”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君视之曰：“天下奇书也。”自此益尽其法。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张旭笔迹神妙，居然还会如此留心老叟所藏的作品，从中获得很大收益，可见其用心之勤。怪不得朱长文在后面赞叹道：“以君之资，犹且博观而后至，然则学固不可以已乎?”

　　张旭的用功扎实，不但有记载，还有实物。他的《郎官石柱记》完全是极工的正楷，法度严密，董逌称是“隐约深严，筋脉结密”，王弇州甚至认为连欧阳询、虞世南等楷法大师也当退避三舍，可见其造诣之深。

　　怀素则比之更甚。马宗霍《书林纪事》卷三：

　　用功甚勤，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塚。……居零陵时，贫无纸可书，乃种芭蕉万余株，以蕉叶供挥洒，名其庵曰绿天。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之再三，盘板皆穿。

　　没有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的无条件热爱，没有那种刻苦奋发的精神，张旭和怀素不会成就其一代英名。古人说得好，“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如果仅仅看到他们的颠和狂，艳羡于他们那种浪漫风度，却不去注意他们所花费的大量艰苦的探索劳动，是难以了解其真正价值的。

　　奔放不羁的热情、灵活的学习方法，对于草书的偏爱，再加上嗜酒这一有趣的记载，共同构成了张旭、怀素这两位书家浪漫倚侧的形象——书法形象和历史形象。人们常常喜欢把他们称之为“颠张醉素”，据朱长文《续书断·妙品》载，比他们稍后一些的书法大师颜真卿，也曾幽默地提出了他的看法：

　　昔张长史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仆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孰为不可耶?

　　张旭与怀素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首先，他们在书体方面打破了唐代楷法君临一切的局面，从草书角度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从而为丰富唐代书法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他们通过有效的艺术实践、不懈的创新努力，在草书艺术方面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唐以前的草书家有成就者不多，张旭、怀素的狂草一出，在结构和用笔诸方面对于后人都是耳目一新的。他们那种跌宕倚斜、变化莫测的结构形态;转折翻侧、方圆兼备的用笔;粗细干湿互为交替的线条效果;乃至于一泻千里、不可遏止的气势和神韵，其丰富程度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后来的黄庭坚、祝允明等人都从中汲取了大量艺术营养，而颜真卿更是直接向他们请教。《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两篇文字，记录了他们讨论的内容。可以说，颜真卿后来能成为彪柄日月、万代推扬的大师，是与张旭、怀素的指点分不开的。

　　再次，张旭和怀素不但对于前代草书是一个创举，从而影响了后世大批书家;同时他们的书学宗旨还对后代书风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在狂草书中所追求的意趣和感情，他们的落拓不羁的书法风貌和个性，对于后来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作用。换言之，这两位唐代草书家无形之中还成为宋书尚意的先导。

　　宋人所撰的《宣和书谱》，收了张旭的墨迹共二十四帖，收了怀素的墨迹共一百零一帖，数量很多，都是御府秘物，这还不包括《郎官石柱记》这样的碑书。可惜经过历代嬗递转换，散失甚多，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近年来，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论书》、《食鱼》、《苦笋》诸帖，都已出版面世，引起了广大书法爱好者的浓厚兴趣，或许从中可以窥出“颠”张“醉”素的大致面貌来吧?